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儒墨法三家在大致相同的时代，从不同的社会地基上破土而出，均成长为体系宏大、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其各自的理论本位是不同的。具体说来，脱胎于殷周家族血缘社会的儒家政治学说，关注血缘传承，看重礼仪祖制，守护家族利益，理论上归结到以社稷为本位，反映着当时仍居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阶层的思想理念。稍迟诞生的墨家学说，反映着当时社会众多小生产者的利益诉求，理论上以下层民众为本位。法家学说代表着正在成长中的权势阶层的利益追求，韩非进一步打造出了为权势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体系，理论上以权势君主为本位。

    儒家因为要守护当时主流社会贵族阶层世代传承的家族利益，所以需要倡导以血亲关系为根据的差等有别的仁爱观，需要尊崇祖宗制定、世代承袭的礼仪制度；也需要提倡祖宗崇拜、先圣崇拜：在社会治理上坚持德主刑辅，用人上主张亲亲尊尊；儒家认可有条件的天命观，对鬼神的存在未置可否，也无非是要表明家族传承的天意神圣，并使人们对先祖的灵魂保持某种敬畏。墨家以下层民众为本位，因为小生产者没有稍微雄厚的物质财富可供享用，也没有世袭的利益需要守护，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生存与交往，因而要反对奢靡、节用节葬，要破除等级，无差别地兼爱，利人利他；要倡导“非攻”；墨家宣扬鬼神的存在，认为天的意志不可违逆；社会治理上主张崇尚教化，尚贤使能，则反映着下层民众对家族出身的漠视。法家韩非构建了以权势君主个人为本位的“法、势、术”相结合的政治学说。在韩非看来，人的本性都是利已的，君主就要利用人们的利己之心，以物质利益为诱饵，以隐秘的权术为手段，监督臣属和天下人遵照所颁布的法规行事：他反对先圣崇拜、不信鬼神，推崇权势与暴力，就是为了保证权势君主个人意志的伸张。

    思想根系是三家学说种种不同观念产生的渊源和形成的缘由，也是它们相互划分的根本依据。墨出于孔，尽管双方在圣人观、天命观等方面有相近的理念，但因思想立足点相异，因而构成了不同的学派；荀子在人性观方面与孔孟理念相违，但因为坚守与孔孟相同的理论本位，所以仍不失儒家的本色；韩非虽然师承了荀子的许多思想，但因他构建了为君主个人服务的政治思想，其理论本位移易，因而变成了专制色彩明确的法家，理论本位对整个学说的决定意义可见一斑。

    儒家以社稷为本位，提出的政治主张要顾及家族的血缘传承与礼仪文明的接续，同时又要应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其思想理念必然瞻前顾后。因为这种双维度的价值选择，所以中庸就成了最恰当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理论本位及其价值理念的必然选择。相比而言，墨家少有传统的包袱，把“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最后的落脚点，顾及的是天下民众的利益。与儒墨不不同的是，法家政治方案只关注现世君主，在一个点上着力，因而其主张和方案往往是激进的，行为是偏激的。

（选自冯立鳌《儒墨法三家观念差异的根源》，有删节）

    ①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交往方式的重大变革对“立德树人”所立之“德”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与影响。海量信息的自由开放和“零门槛”，可能引发社会成员价值取向和判断的混乱，并使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趋势中，“德”的主导性也随之被消解，这种消解在自媒体时代产生的“圈子文化”中有较多的体现。

    ②自媒体时代完成了以传播方式为中心的一系列变革，使人的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活跃起来，社会成员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各种“小圈子”“大圈子”。“圈子”的扩大催生了“圈子文件”，社会舆论则在不同“圈子”的信息交互和影响中产生，随着“圈子”量的增加与影响域的扩散而扩大。由于监管审查机制尚不完善，主体权力容易得到极致发挥，社会舆论易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一些视觉冲击力强、视角标新立异的内容往往会对“圈子”内成员甚至其他“圈子”产生影响，进而疏导舆论的走向，甚至衍生出舆论危机。而舆论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借由自媒体广阔的话语平台与话语媒介，形成一股影响极大的“舆论波”，从而削弱“德”的主导地位。

    ③若想恢复“德”的主导性，就要建构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新模式。

    ④首先，创建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联动产品”。“联动产品”是指创建一些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与文化产品的彰显“立德树人”根本属性的自媒体产品。这些产品既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又能充分发挥联动性作用。这既包括微博“大V”、公众号等意见领袖，也包括网易公开课等能够发挥协同传播效用的教育平台，还包括“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兼具观赏性、教育性的文化产品。

    ⑤其次，营造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舆论场”。我们要在舆论爆发前建立舆情预警系统；在舆论爆发初期积极设置议题与议程，引导社会舆论朝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在舆论发展中期，做好信息公开，依托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等平台实现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在舆论发展中后期，启动舆情监督系统，设置“把关人”。此外，要对各类社会事件或现象的舆论影响力进行科学预判和把握，以便采取相应行动。

    ⑥最后，要拓宽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个体“能力域”。培养社会成员在自媒体时代中的辨别能力，既要对多元文化进行辨析，揭露不良文化的虚假性与片面性，也要通过社会事件与现象，宣扬与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要培养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这既要求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设置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也要求我们加强媒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以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形成适应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媒介素养。

（摘编自柏路《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困境与超越》）

    文化相对主义是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视角之一。文化相对主义是针对文化普遍主义提出的，后者认为欧洲文化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文化标准，其他文化只有进化为欧洲文化才会走出野蛮、步入文明。与之相较，文化相对主义放弃从整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把握，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合理性，文化的价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形态间进行优劣比较，强调文化间不可比较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提倡尊重文化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为人们客观地认识多元的民族差异及历史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为后发达地区增强文化自信、保持文化独立和对抗“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化逻辑。然而，就文化本身来看，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局限。

    在文化的产生和延续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因其特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而有特殊的个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完全适应客观环境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观念忽略了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人的自我实现是文化产生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归宿。人在对自然的理性超越中，采取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塑造了人自身，从而产生了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不断冲破各种障碍、超越自我，逐渐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忽视了文化的创造性和自我超越性品格。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当下的行为方式。同时，作为有目的性的文化创造，文化还具有引领未来的超越性。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就故步自封、放弃文化创造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否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障碍。

    从文化的评价来看，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于其自身，而且这种价值标准只对一种民族有效，对其他民族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价值自足的主张不但为某些文化中违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纵容自身文化糟粕的行为提供了借口。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即是评价一种文化价值高低的标准。从人类社会更替的现实来看，诸种封建社会文化之间可能并无价值高低的差别，但若同奴隶社会文化比较，封建社会因其对人的束缚更少，故而其文化价值更高。文化价值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区分优劣，更重要的是它基于文化创造的超越性可作为一种导向和文化进步的推动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马彦超《文化相对主义的限度》）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