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人而言，每一次读《红楼梦》都会发现未曾发现过的东西；对于时代来说，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现《红楼梦》不同的意义。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幅好的画一样，可以在不同的人性空间里适应不同的环境，给人以新的领悟和新的启发。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般来讲，我们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时，主观性很强，希望它能影响人，或者希望这个小说能使人性发生变化。一旦我们预设了这个立场，在搜集资料和观察人性的过程中，就会特别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不需要的就故意排除。只要有预设立场，对人性的观察面一定是比较窄的。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是没有预设立场的，所以《红楼梦》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有时候，父权、君权、师权各种权威都表示，因为我想爱护你，所以你不要知道太多。所有的爱都可以变成权威的借口。可是什么叫爱？给对方最大的思考和选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爱。《红楼梦》在现代意义上仍然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因为它所体现的爱是真正宽广意义上的爱。在作者笔下，人性是复杂的，它有时候会堕落，有时候会有各种自己控制不住的欲望。面对人性的这种复杂，他觉得这些向下堕落的人性跟所谓向上的、求好的人性是互动的，必须全部加以描绘，使读者在看《红楼梦》的时候能够有自己的选择。《红楼梦》是很多人愿意反复看的一本书，因为你的人生会因它而得到启发，获得成长，而作者从来没有很权威地告诉你应该如何生活。

    我们可以把读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比较简单的读者，他认为，读了一本书以后自己就可以变好。那种所谓格言式的或者道德教训方面的书，如《菜根谭》，也许会对他有帮助。第二种读者则认为，人类在人性方面的摸索与思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读书中会发现人性的复杂，同时也会发现，成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如果你是第二种读者，你在读了《红楼梦》第九回^①以后就会思考，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课堂，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会怎么办？你也许会大骂他们一顿，说你们不守规矩之类的；然而你也可以借此了解你不在的时候学生的样子。这中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在第九回中，我最同情的一个人是贾政，因为他完全失去了跟下一代沟通对话的可能，他不仅跟自己的孩子宝玉没有办法沟通，跟佣人李贵也没有办法沟通。他只要一骂李贵，李贵就跪下来磕头。这个威权是悲剧性的。

    我在读《红楼梦》时常常提醒自己，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身上有贾政的部分，也有贾瑞的部分。我不觉得我是在外面观察这些人物，或者赞美、批判他们。好的文学会让你觉得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自己。你会思考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个性里的这些部分。我以前常常会有那么几天，总想骂学生，就像贾政一样。有一天读了《红楼梦》，恍然大悟，自己怎么变成贾政了？之后就变得好一点。好的文学能提醒读者，所以我不觉得文学作品一定要认同最美最好的那个角色，有时候是去发现自己是不是也有一点贾政，有一点薛蟠，我觉得这是一个快乐的事，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充满人性的弱点，而人性本来就有弱点。这个小说的精彩是真正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宽广。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探讨，怎么样把自己慢慢放进《红楼梦》当中，去真正地理解人性并因此获得成长。人性有很多方面，并没有好坏的区别，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真的不敢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1。

（选自《蒋勋说红楼梦》，有删节）

【注】①《红楼梦》第九回：回目为《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要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而客观美对于中国画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它还要求在客观之上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表现客观现实的美，还要讲求中国文化中那种虚灵、澄澈的诗意的审美理想，更高一级的话，还要有哲学的意味，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句话，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

    举个例说，李璟的词《山花子》开头的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的改变而起了变化。叶嘉莹说，这样一改就会失去原句所包含的那种丰富的“潜能”，也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象。为什么呢？“菡萏”一词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距今至少2000年了，够古老；而且《尔雅》收集的都是近乎规范的雅言，本身就与现实的日常用语有着一定的美感距离。“因此有了一分古雅，也更加珍贵，格调自然出俗。”“香”是芬芳的香气，“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的、美好的意象，“销”了、“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 “荷花凋零荷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距离”产生美，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用于诗词、绘画创作也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

    中国画中的“古意”，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珍贵且格调出俗，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染指绘画以后，中国画便有了一种特别的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随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国门打开，西洋画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面对写实逼真的西洋画，许多人惊讶不已，西洋画里那铜制的泛着金属光泽的纽扣，那细密逼真的发丝，那如同真人一般，好像还有着温度的人，似乎让重神不重形的中国画相形见绌，中国画好像成了明日黄花，许多有见识的文化人，此时也像是被洗了脑，反对写意，要改良中国画。但是智慧者是始终知道水墨意韵的，带有写意精神的中国画是谁也取代不了的，

    遗憾的是，许多人舍弃滋养自己的本土文化，试图丢掉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不再关心中国画的文化内涵，不再关心中国文化赋予艺术的那种诗意的精神追求，放弃自己主观精神的追求，过分强化和追逐外在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些人剑走偏锋，以哗众取宠为能事。借鉴是手段，不是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硬地照搬照抄会水土不服，或许最终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也弄不清自己要到哪里去。

                                   （节选自《中国画为什么要讲究古意》，有删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强调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追力；二是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标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所有这些形式都与孕育它的民族、地域生长在一起，构成不可拆解的文化综合体。

    以我国的古琴艺术为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的价值不只在于古琴这种乐器本身，也不限于古琴曲目和弹奏技术，更重要的在于以古琴为聚合点而构建的传统美学特质及哲学意味，并且这种美学特质和哲学意味贯穿于中华雅文化的发展当中。由于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的故事是以古琴为依托的，所以不仅深邃感人，而且历久弥新。可以说，知音意识和获得知音的愉悦成为雅士阶层不可分割的一种人生内容，于是音乐境界与生命境界、乐品与诗品文品都互相沟通。而遵循大音希声的哲学原理，古琴艺术又将儒家的中正平和、道家的清静淡远融汇于乐曲之中。

    每一项真正符合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可能以一个物质符号(比如古琴乐器本身)独立存在。相对于物质符号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那些无形的环境、抽象的宇宙观、生命观更具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遗产非常重要的资源，就语言、民间音乐、舞蹈和民族服装来说，它们都能让我们从更深刻的角度了解其背后的人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个人都跟它脱不开关系，因为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他所在社会的传统。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臵，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摘编自王博《士人和私学的兴起》）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通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与“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后，真书（又叫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型。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从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草书，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词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两个碑的拓本送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和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也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书法作品、艺术装饰到书信往来都要用到书法，同时书法活动既可以培养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北朝人曾经说过：“尺牍素书，千里面目”。看到一封来信，感到很亲切，如见其人。书法被人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摘编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