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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6年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实验中学高考语文模拟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在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和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 B、家族是宗法社会政治结构中社会组织系统形成的基础,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化精神生长道路上的起点。 C、家族伦理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构成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D、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严格按照伦理秩序进行,这种伦理秩序的上升扩充成为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用家族伦理的机制进行政治统治,用“礼”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政治对中国社会秩序影响很大。 B、伦理道德学说在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传统科技等文化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这就形成了以善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 C、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都表现出了中国人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文化人格。 D、中国哲学家具有贤人的风度,西方哲学家则具有哲人的风度,是因为西方哲学体系是形而上学的,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源于家族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起着重要作用,因而,家国一体,治国与治家相似。 B、中国传统科技与中国文学艺术一样,都是以伦理道德为首要的价值取向,然后才考虑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们生活富足。 C、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老子倡导“尊道贵德”,孔子重视道德,这些对中国人文化人格的形成意义重大。 D、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必须有道德,这与中国人一贯坚持道德至上的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 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这个观念又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伦理中“扮演”家庭伦理,构建一种简单、严谨、快乐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礼乐”仪式。整个国家像家庭一样和睦有序,充满温情和乐观,而且可以有音乐、舞蹈、诗歌伴随,这就是孔子的理想。

    这个礼乐社会靠什么支撑起来?靠君子。如果没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点,缺少过渡的桥梁,缺少实践者、评判者和监督者,无论是礼是乐,都缺少执掌者和引领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养成,看成是他的社会理想的核心构建。大家从他的言论中都看到了,他一直以极大的热忱在呼吁君子之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画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阅读下面选文,完成下列小题。

回归“繁体字时代”并不现实

魏英杰

    繁简之争,向来是个热议话题,不时引起公众关注与讨论。这次纷争再起,是因为中国香港明星黄秋生在微博上吐槽:“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唉,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

    黄秋生这番话,前半句或者属实,后半句则不通。在中国大陆,简体字既占据官方主流地位,繁体字日渐衰落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上一代人还能多少认识和书写繁体字,到我们这代人大多只能认识繁体字但写不出,至于新生代,或者连繁体字都认不得了。当然,这并非绝对说法,只是一种概括。

    可要说这就意味着“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却是以偏概全了。一者,繁体字只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再者,繁体字并不是“死”了,而只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再被官方提倡使用;三者,大陆通行的简体字也非凭空臆造,其中不少来源于传统汉字,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哪怕不承认语言文字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个事实,简体字在大陆通行数十年也已构成既定事实,而且不得不说,这也是华夏文明演化发展的组成部分。还应纠正一个流行谬误,即许多人认为汉字简化乃1949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汉字简化不仅早已有之(如历代碑帖中的俗体字),其作为一场文字变革也要从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说起。当时不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主张进行文字改革,甚至提出废除汉字,实行汉字拼音化。在文字改革方面,民国政府曾公布过第一批简体字表,因遭反对随后暂缓执行。从这可看出,大陆的汉字简化改革乃这股社会思潮的延续与发展,并非凭空而来。

    至于汉字简化的利弊,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过,在简体字已通行数十年这个事实面前,有一个结论显而易见,那就是汉字书写已难以回到“繁体字时代”,否则将引发另一场文化紊乱。且不说让只会写简体字的几代人重新学习使用繁体字,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不说这对社会运作的严重影响,不妨想想,等好不容易大家重新习惯繁体字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个“断代”现象,那时候人们可能将因为不认识简体字而失去对这个时代的解读能力。不认识理解繁体字,并不影响社会交流,其弊端在于难以阅读古籍、体会传统之美,对文化传承造成一定阻碍(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但重新回到“繁体字时代”,人们则将面对的是社会运作的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今多数只认得简体字的人们恐怕不会答应回归“繁体字时代”。

    所以,更为现实的做法是“识繁就简”,也就是把简体字作为规范化汉字,同时提倡认识繁体字,掌握和书写繁体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今生与后世和前世的关系,以及家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本根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列小题。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神话对于传承、巩固和增强其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神话原生性地表达着民族精神中最稳固最恒定的部分,承载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在《诸神纪》里,无论是创世大神盘古、大母神女娲,还是尝百草的神农氏,或者射日的大羿,都体现了一种不畏艰险、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悲剧意味和崇高之美。

    可以说,正是凭借不畏艰险的生存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延续几千年不绝,并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作为族群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传统之外,神话还与“人类内心底层的问题,人类内在的奥秘”相关。神话学大师坎贝尔曾指出,读神话可以发现许多人类的共通处:人类需要呼唤久违的神性,需要借由神话以接近永恒,需要透过神话以洞悉生命的奥秘。与史家和儒家典籍中被历史化的温文尔雅、“伟光正”的诸神形象不同,《诸神纪》里描绘的上古诸神大多充满野性之美和伟岸之力:喜欢追着自己尾巴跑的混沌、半人半蛇的女娲、人首豹尾的西王母、铜头铁额的蚩尤……这些朴素的形象和他们身上那种气吞山河、震天撼地的力量体现了先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对自然、生命、神性之力的崇拜和讴歌。阅读这样本然面目的上古神话,可以体会原始先民深厚的情感体验,从而缓释压力,抚慰心灵创伤,找到生命的动力。而中国上古智慧通过作者的“掰扯”,也得到了生动而又不乏深度的呈现:混沌神话所体现的中国人混融无间的宇宙观,上古神树的故事背后体现的中国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南楚大司命神话背后体现的“方生方死,生死一体”的生命观等等。

    可以说,中国古代神话拥有高远而深刻的文化内质和精神内涵,理应成为一种优秀的国民文化教育资源。在《诸神纪》导言部分,严优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身逢一个科技理性至土的时代,神话始终‘为人类提供着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叶舒宪)。只要回到神话那里,我们终将获得重塑与再造文化筋骨的力量;我们终将平心静气、修复疮痍,放下包袱、满血复活。”神话是我们的根,离开了神话的民族,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失去了大地之根的滋养和护佑,生命终将委顿。愿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历程中总有神话相伴;愿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能从神话中找到前行的动力和勇气。这是《诸神纪》的作者奉献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美好的心愿。

    (摘编自闵艳芸《中国上古神话,我们的文化基因——读严优<诸神纪>》,2018年2月11日《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苦吟:生命的艺术化

刘明华

    文学创作有一个共通性的现象:那就是作者在创造时所遇到的“生产”困难。人们常常在作品粗坯出现之后,反反复复地“推敲”,打磨,不到自己满意不罢休。最后呈现给世人的作品,多是涵蕴着作者几许欢乐几许痛苦之作。

    自声律问世之后,诗人对诗之“吟”的看重以及“吟”诗的风气是大超过往日了。声调之抑扬、音韵之美感只有通过“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换个角度。声律论的产生与魏晋以来“吟啸”的风气也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无疑与律诗这一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一般的吟诵到苦吟,反映的是欣赏与创作的关系。“苦吟”是一种创作状态,它既有对声律的追求,又有对字义的选择。它正是带镣之舞的表现。

唐人中最早提出苦吟概念的不是杜甫,但最早进行这方面的实践,且取得极大成就的则无疑是他,杜甫提出了“长吟”的概念。《解阿十二首》之六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这里把“改”和“吟”连在一起,表明的是诗人创作的一种重要形态:边改边吟,边吟边改,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而饶有意味的是,吟的和改的是“新诗”近体诗。

“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位才气纵横诗如泉涌的天才常常来不及字斟句酌,对于律诗,他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当他写过少量律诗之后,便兴趣索然了,那种体裁对他确实是一种束缚。因而,相传他写的《戏赠杜甫》说杜甫做诗太苦以致成了“太瘦生”,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杜甫的苦吟决不限于“新诗”。其创作过程中养成的刻苦写作态度必然会贯穿到他所有创作中去。杜甫如此,整个诗坛也如此。于是,许多故事、许多感慨由此而生。一种刻苦写作态度可能成为受罪遭难式的自我折磨,一种玩命式的呕心沥血,一种亢奋不已的精神状态,一种自我为仇的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生命寄托。

    苦吟诗人刻苦态度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苦吟本身又塑造了诗人的个性。大体而言,刻苦吟诗的人中少有浪漫派。他们的行为多少有些乖僻,其风格也自成一体。孟郊自称“积恨成狂痴”,《唐才子传》记载卢仝“性亦古介僻”。痴、憨、狂、癖竟成了苦吟诗人的共同性格倾向。

文人苦吟的意义在于生命的投入。元人杨载对此有一深刻认识:”古人苦心终身,日炼月锻,不曰“‘语不惊人死不休’,曰‘一生精力尽于诗’。”苦吟在本质上是诗人们对美的创造。诗人在“吟”时,既有推敲之意,也有把玩之乐。而把一个字改来改去,为的是什么呢?是服从声律的需要,还是为了使表达更准确?还是为了使意思更新鲜,抑或是为了作者想象的情景更精彩?这样,在苦吟的过程中,就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更准确,一是更艺术。

苦吟诗人的认真态度,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胡适说:“这样认真的态度,便是杜甫以后的新风气。从此以后,做诗不是给贵人贵公主做玩物了,也不仅仅是应试应制的工具了,做诗成了诗人的第二生命。”苦吟诗人们,创造着美妙的“第二自然”,这是他们对文学的贡献。

(节选自《丛生的文体一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江苏教育出版社,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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