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感慨：城市里到处是房子，而没有建筑。的确，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首先发现，和世界那么多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相比，我们似乎最缺少的就是高楼大厦，于是，人配衣服马配鞍一般，我们越来越重视城市的外观，于是便越来越倾心倾力地盖房子。城市建设仅仅沦为梁思成先生批评的住人的房子，恰恰淹没了人本身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主体性位置。

    楼房可以是城市最为直接醒目的外观，重视它，也没什么错。但城市的本质从来都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有多少不同的精神风貌，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城市景观，并不只是豪华的外观所能够呈现出来的。人们经常称赞城市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对这种美的理想追求，使得城市成为了人的精神的载体，并得以艺术性的外化和升华。在现代化的行进途中，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体现，首先需要对在城市建设中如此低劣而拥挤在一起的房子说不，而多建设一些富于艺术气质的建筑，如北京的“鸟巢”、上海的“东方明珠”、苏州贝聿铭新设计的博物馆等。

    城市精神，或曰城市文化的另一方面体现，还应该在于城市管理的大气，它的眼界，它的以人为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关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天地，并没有真正充分地为公众服务，不少公园的门票一涨再涨，博物馆更是绝少对儿童免费开放。城市之所以不能够完全听凭经济的管理，还需要文化的领引，就在于文化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以及对下一代心灵的滋润。城市管理中所体现的公共关怀丰富细致，是一座城市精神与文化品质的提升与彰显。

    城市精神与文化，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品质与风貌。人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断提升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断提升城市的精神高度与文化的海拔线。说到底，重视城市精神的建设，其实关系着城市建设的最终归宿。

静里春秋

朱良志

    ①明末大收藏家卞永誉，博物通古，每评画，多有识见。他评北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认为此图“真得山静日长之意”，突出了“静”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中国艺术极力创造的静寂的意象，原是为了时间的超越，在静中体味永恒。

    ②宋代唐庚（字子西）有一首《醉眠》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它描绘的是艺术家期望超越的境界。

    ③苏轼有诗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无争、无斗、淡泊、自然、平和的心境中，似乎一切都是静寂的，正所谓懒出户庭消永日，花开花落不知年。

    ④艺术家山静日长的体验，其实就是关于永恒的形上思考，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思考。倪云林的《容膝斋图》，画面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枯槎数株，中部为一湾瘦水，对岸以粗笔钧出淡淡的山影，将人置于荒天迥地之间，去体验超越的情致。永恒感不是抽象的道、玄奥的终极之理，而是山自白云日自闲，心不为物所系，从容自在，漂流东西。云林有一诗写道：“逍遥天地一闲身，浪迹江潮七十春。惟有云林堂下月，于今曾照昔年人。”他超越乎两间，感受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永恒精神。

    ⑤沈周对山静日长的境界，也有很深体会，其诗云：“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他在《策杖图轴》中题诗道：“山静似太古，人情亦澹如，逍遥遣世虑，泉石是安居。云白媚涯客，风清筠木虚……”沈周一生在吴中山水中徜徉，几乎足不出吴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的画也产生了影响。在太湖之畔，在吴侬软语的故乡，在那软风轻轻弱柳缠绵的天地，艺术也进入了宁静的港湾，吴门画派的静，原是和他们对永恒的追求有关。

    ⑥“马蹄不到清阴寂，始觉空山白日长”，这是文徵明的题画诗。他生平对道禅哲学和儒家哲学有较深的浸染，他是一个追求静寂的人。静寂不仅和外在世界的闹剧形成对比，静寂中也可对世间事泊然无着染，保持灵魂的本真。静寂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静，而是深心中的平和。在深心的平和中，忘却了时间，艺术家与天地同在，与气化的宇宙同吞吐。

    ⑦中国艺术有追求静净的传统。清恽南田甚至以“静净”二字来论画，他说：“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绝俗故远，天游故静。”天游，就是儒家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体，道家所说的浑然与造化为一。天游，不是俗游，是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在静中“天游”，便有了永恒。将静视之为艺术之登峰极境，就在于一切外在世界“本静”“本幽”，它是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他于此得永恒之生命精神。

（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一一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与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诗人，他一方面具有极大极强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触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华；另一方面又有着极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脱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与局限，做到博观兼美而无所偏失。

    这种优越的禀赋表现于他的诗中，第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与途径之正。就诗歌体式风格方面而言，古今长短各种诗歌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采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见到他对各种诗体运用变化之神奇工妙；又如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就诗歌内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无论妍媸巨细，悲欢忧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态，都能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收罗笔下而无所不包。如写青莲居士之“飘然思不群”，写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写丑拙则“袖露两肘”，写工丽则“燕子风斜”；写玉华宫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悲哀响；写洗兵马之欢忭，写出一片欣奋祝愿之情。其涵蕴之博与变化之多，都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证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则是杜甫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我以为每一位诗人对于其所面临的悲哀与艰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应态度，如渊明之任化，太白之腾越，摩诘之禅解，子厚之抑敛，东坡之旷观，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气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别之，不过为对悲苦之消融与逃避。其不然者，则如灵均之怀沙自沉，乃完全为悲苦所击败而毁命丧生。然而杜甫却独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现为面对悲苦的正视与担荷。所以天宝的乱离，在当时诗人中，唯杜甫反映者为独多，这正因杜甫独具一份担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时代的血泪，都成为了他天才培育的浇灌，而使其有如此强大的担荷之力量的，则端赖他所有的一份幽默与欣赏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极主观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极客观的从容的观赏，如著名的《北征》诗，于饱写沿途之人烟萧瑟、所遇被伤、呻吟流血之余，却忽然笔锋一转，竟而写起青云之高兴，幽事之可悦，山果之红如丹砂，黑如点漆，而于归家后，又复于饥寒凛冽之中，大写其幼女晓妆之一片娇痴之态。此外，杜甫虽终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其诗题中却往往有“戏为”“戏赠”“戏作”等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严肃中之幽默与担荷中之欣赏，相反而相成的两方面的表现。这种复杂的综合，足以为其禀赋之博大、均衡与正常的又一证明。

（摘编自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晋军在《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中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文章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结构的力量”并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全部涵义。

    何为社会结构？米尔斯认为这个概念最通常的用法是指各项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并非由于头等舱、女性、儿童自带免死金牌，而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即阶层）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左舷的二副一律不准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而右舷的一副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允许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这就造成了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比三等舱还低的事实。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行动的力量，而这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结构。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影响了人们可能获得的机会，“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恰源于此。然而，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于是，结构的效力要受到每个人行动选择的限制。“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与失效都跟个体的行动选择息息相关。然而，每个人行动时都选择自己当时认为的“最优解”，但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行动的重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