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化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故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珣，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

    明初以来，随着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明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在明初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转向了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明初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这一时期，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选自《东南亚香药与明代饮食风尚》，有删减）

沈从文的眼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沈从文一家居住在昆明呈贡的乡下，被敲响的搪瓷盆子震醒，加拿大老人彼得满村子奔跑，把喜悦传递给饱受战争灾难的乡村。一声声撼耳的敲击声，撕裂夜的安宁。破碎的瓷盆震动沈从文的心灵，他永远不会忘记。

    放下笔，抬头向窗外望去，天色放亮，新的一天如期降临。在澄澈的空气中推开门，沈从文离开了家，向着滇池的方向走去。

    清晨的大地，风播送让人抑制不住的兴奋。阳光下的野花，似乎开得和往日不同。叶脉上滚动的露珠，处子一般纯美，沈从文流泪了。这不是个人的小资的伤感，而是大爱和大恨。一个民族经历了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家门。9月9日，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报上刊登的消息，这天是日军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两件大喜事，像中国传统的双喜字，喜上加喜，对于情感丰富的沈从文来说，怎能在床上、在睡眠中度过不平静的夜呢？

    面对滇池，阳光在水波中欢快地跳跃，群峰在雾气中时隐时现。大自然清洗了淤积的痛苦，一缕雾岚，一朵阳光，扑面的风儿，把沈从文牵往远方。眼前流动着逃难的日子，在天津，在烟台，在济南，在武汉，在常德，在昆明，饥寒交迫的人们，在逃难的路上，生离死别。大好河山沉沦在战火硝烟的背景里，沈从文记住的情景，是不可愈合的伤口，不是文字所能录下的。想起了家乡，想起亲人，沈从文的眼泪流了出来。

    当天亮的时候，放下手中的笔，沈从文的心态和九年前相比发生了变化。时间不但改变了人的年龄，经历过的事情，也使人有了沧桑的味道。

    沈从文的眼泪复杂，他的哭声从胸中爆发出来，发出的呐喊伴着冬夜，向人生宣战，向黑夜宣战。饥饿和寒冷，贫穷和艰苦，虽然，会使人的肌体遭受磨难，但却让人坚定了信心。

     沈从文的眼泪纯粹，经受了人生的大起大伏，却没揉进一点杂质。对于沈从文来说，保持平常的心态，对人，对事物始终用善良和宽大的心胸迎接一切，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阳光，都能在他大地似的胸膛上存留。这和他少年时留恋大自然有关系。沈从文喜欢听音乐，听肖邦，听贝多芬，听文图里尼淳朴的歌声。每次听，那音符如同家乡河水上的阳光，在情感的河流中跳跃，他露出久违的激动。沈从文在音乐的河流，驾驶文学的船，写下对家乡的思念，心灵世界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沈从文爱家乡的“傩堂戏”，有一次他和李辉在聊天，一说到“傩堂”两个字，平静的脸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张开嘴，笑出了声，那种开心的笑，到了沈从文这样的年龄，所有的功利都是云烟。但是家乡在他的生命中不是轻描淡写的场景，是他一生的牵挂。一句家乡话，尤其是从小就好听的“傩堂戏”，泪水涌了出来。

    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沈从文的笔，触进大地的深处。他的文学和人生都带有童话的色彩，他用笔在童话的罐子中吸足了五彩的墨水，写出了淳朴的人，博大的土地，清澈的河流。沈从文关注民间，这和他从小喜欢“傩堂戏”有很大的渊源。民间形成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他选择人物，选择题材与众不同。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很多的作家，从大地走出来，但却没沈从文的个性鲜明，那么强烈。

    沈从文的眼泪有声音，有色彩，有记忆。

（摘自《浪漫沈从文》，有删改）

    “零和”本是一个博弈学概念，是指在博弈过程中一方得到的正是对方失去的，得与失相加是零。这反映在思维上就是零和思维。零和思维看似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错误哲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博弈论关于零和的模型，只是对抗性博弈在绝对封闭状态下的一种理论情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对人类社会利益偏好多样性的形象描述；西方谚语“棋盘外总是有东西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要系统是开放的、历史是前进的，零和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事实上，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人类社会实践正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零和思维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哲学判断基础上的。因为预设人性是恶的，就武断地认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恶的，在社会交往中你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所以必须把所有利益都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也可以举出更多人性为善的事实。人之为人，不在于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面对善与恶的纠缠，可以作出顺应客观规律、彰显人性光辉的正确选择。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一时之偏蔽恒常之正，把一种哲学假设当作客观事实和立论基石，这在理论上体现为无知，在实践中表现为偏执。如果零和思维大行其道，在社会交往中动辄如临大敌、邻人遗斧，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世界也不会向前发展。但事实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因为人虽然免不了被人性中恶的一面诱惑一时，但抑恶扬善、抱团成群始终是“学以成人”的主旋律，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基调。

    零和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零和思维之所以为了一棵树木而甘愿失掉一片森林，是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看不到社会实践中的合作、变化、发展，无视开放进步的客观规律。对于秉持零和思维的人来说，只有眼前的、当下的利益才是真实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存在、都不作数。这种形而上学思维容易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悲观，对未来没有也不敢有信心，总担心已经得到的东西会失去；二是保守，对于发展变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总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事实上，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不是在封闭状态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不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证明和实现自己的存在。虽然眼前的蛋糕就那么多，但放开眼界，外面还有更多的蛋糕；虽然当下的蛋糕就那么大，但长远来看，将来会做出更大的蛋糕。零和思维自我封闭、拒绝合作，奉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结果必然是封上别人的门也堵住自己的路，侵蚀自己发展的根基也损害人类的未来，最终害人害己。

（摘录自2018年09月06日《人民日报》的《零和思维没有出路》）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伏羲发明网罟的传说，最迟在战国时已经有了。《周易·系辞下》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后代文献均无异议。有的古书没有直接说，实际上也肯定了伏羲发明网罟。《帝王世纪》书里说，伏羲氏“取牺牲以供庖厨”。《三皇本纪》书里说，伏羲氏“养牺牲以庖厨”。两书没有直接说伏羲发明网罟，但可以合理地推测，两书是承认伏羲发明网罟的。因为两处所说的牺牲一定是使用了网罟猎取来的，用石块、木棍围猎来的野兽不死也伤，不能够作为牺牲驯养。《尸子》书里说，伏羲“教人以猎”，实际也承认了伏羲发明网罟。与炎帝“教耕”一样，伏羲“教人以猎”，与发明新的生产工具相关联。炎帝“教耕”与发明耒耜相关联，是教人们学习使用耒耜耕作。伏羲“教人以猎”与发明网罟相关联，是教人们学习使用网罟捕鱼打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强调，“生存技术”在早期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发明网罟是早期人类社会“生存技术”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渔猎收获，是原先使用石块、树枝无法相比的。

    伏羲始画八卦，最迟也是战国时已有的说法。《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一节文字的含义可作如下表述：古时伏羲氏治理天下，对大小远近的一切事物无不穷究。大的方面，他仰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形象，俯首观察地面山川河流的状况。小的方面，他仔细观察鸟类的羽毛和兽类的皮毛的纹理，以及不同地区的水土分别适宜生长什么动物植物。他穷究远近一切事物。近自人类身体的耳、目、鼻、口等等，远到天地之间的雷、风、山、泽等等，都加以研究，取得了广博的知识。于是他开始画八卦，用八卦将各种知识贯通，以通晓宇宙万物的性质。又用八卦对事物进行归类和比较，进一步获知万物之间的关系。举例说吧，《离卦》的“离”字是附丽、附着的意思。《离卦》所体现的、要人们重视的就是事物间的附丽、附着关系。懂得了鱼虾附着在水中，鸟兽附着在山林，下水打鱼上山打猎，才能够得到鱼虾和鸟兽。伏羲作八卦就是发明了一种认识工具，用以认识宇宙的由来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从运用八卦认识事物的时候起，人类开始有了文化，开始从蒙昧走向文明。

    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时间比至今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还要长久，这个过程在中国史前经历了大约一万年。三皇代表着这个漫长过程中对于开创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而三皇中的伏羲时代最早。伏羲文化反映的是中华文明的开端，伏羲是第一位中华人文始祖，值得我们永远崇敬。

(节选自刘宝才《伏羲文化小议》，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