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感冒”一词竟源于古代官场

    “感冒”是常见的流行病，可是任何一部古代中医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常用语不是医学术语，而是来自官场，是一个官场专用语。

    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等阁，通称“馆阁”。按照规定，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值夜班，以防图书被盗，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腹肚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腹肚不安”，而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肚历”。这一记载出自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原文是：“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南宋时期，时为太学生的陈鹄也在馆阁中供职。陈鹄喜欢别出心裁，他在《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自己的发明创造：“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陈鹄偏偏不愿意写“腹肚不安，免宿”，而是写上“感风”，还沾沾自喜地声称“感风簿”跟“害肚历”可谓一联绝对。

    陈鹄创造的“感风”一词也是有来历的。与他同时期有个中医学派，史称“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写了一部医书《三因方》，将复杂的疾病按照病源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外因称“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内因称“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不内外因指虎、狼、毒虫等意外疾病。陈鹄于是创造性地把外因之首的“风”信手拈来，前面冠上一个“感”字，“感”者，受也，故称“感风”。“感风簿”一词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辞。清代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一书中说：“按今制官员请假，辄以感冒为辞，当即宋时‘感风簿’之遗意。”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即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

    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人人都会感冒，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心态正变得越来越理智成熟、开放多元、积极主动，并且更加具有世界意识。但也不可否认，目前仍存在一些不良社会情绪。比如，自卑自馁情绪有之，“牢骚太盛”情绪有之，懈怠散漫情绪亦有之。这些社会心态虽不是主流，却会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如不及时修复，不仅会伤及个人幸福生活，还会影响整个社会心态，甚至会阻滞社会主义现代化脚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心态必须强起来。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价值观的总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与其发展实际密切相关，是时代的“晴雨表”“风向标”；它同时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从“饥寒交迫”变为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现在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应当有与之匹配的社会心态。

    心态强起来应增强自尊自信。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尊自信的民族，自尊自信是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自尊自信源于深入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它要求我们既不妄自菲薄，看到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拒绝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也不妄自尊大，拒绝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只有清醒认识我国历史走向、准确定位我国历史方位，才能更加自尊自信。只有不断增强自尊自信，才能更加敢于正视自身不足、敢于承认别人长处，进而取长补短，更好迈向伟大复兴。

    心态强起来应更加理性平和。理性平和就是冷静全面看待事物，不为不良情绪所左右；就是辩证客观分析问题，不偏激也不片面；就是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新时代，理性平和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坚定信心，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同时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科学把握强国建设是“长期进行时”，积极应对“四大挑战”、克服“四种危险”。理性平和，才能拨云见日抓住本质，才能去蔽除障获得真知，从而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成功。

    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新时代，心态强起来才能更好服务于强国建设，才能更加专注奋发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颇具人文情怀的儒家文化

    以“人”为中心，是儒家文化的特点，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的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而且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还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

    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之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强调的是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

    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

    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中国历代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①持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②“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的两句。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③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珍怪一样的奇珍异物大量涌现，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社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④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刺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到南北朝，再到唐朝，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洞窟和壁画，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

    ⑤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摘编自《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