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领袖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领袖！”这是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独家专访时说的第一句话。身着黑色夹克的马化腾看起来稍有倦色，但他依然自始至终保持着微笑，态度谦逊而冷静。

    这或许与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个性有关。与其他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大佬们相比，36岁的马化腾并非偏执狂热的技术天才，也不是激情燃烧的商业梦想家，更算不上作秀拉风的公众明星，他从来就是他自己，一个商业嗅觉灵敏的程序员，一个实用至上的跟随者，一个时刻警醒的战略保守派，一个专注细节的完美主义信徒。

    务实、低调、克制、耐心这些词语是多年来媒体和业界同行一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但即便这些也很难说就是他内心的全部。当马化腾，这位身家超过8亿美元的中国最热门互联网公司的掌门人用 QQ给他熟稔的朋友和同事们发消息时，对方的电脑屏幕上便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显示的却是一位长发的年轻人，身着喇叭牛仔裤，戴一副墨镜。

    当国内外的互联网大佬、新军都在提防腾讯、研究腾讯、想尽办法来打败腾讯之时，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KillTime”的聊天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都对虚拟经济甚至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公众性企业的时候，马化腾再也不可能藏在别人的影子之下。

2006年，腾讯把自己的企业文化升级到第二个版本，把公司的愿景重新定义成“做一个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

    “用更职业化的方式去引导，这种成就感自然会带来员工的快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正直、尽责、合作、创新。”公司CEO助理，人力资源总监奚丹解释说。

    马化腾并不否认这套管理架构体系有很多借鉴自同在一个高新开发区的邻居华为、中兴。在腾讯的外部猎头计划中，这两家公司的人员正是其重点目标。而低调、务实的作风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2006年7月一个名为创新中心的机构诞生，这是腾讯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专门的部门去负责创新业务。创新中心由腾讯深圳研发中心分离出来，是专门负责公司创新业务的公司级机构，其最高管理团队被称为管理委员会，由包括CTO、创新中心主任在内的5人组成。项目在进入创新中心后会由一个创意演变成一个可行的产品，直到成熟可供商用后，这个项目就会整体转移到其他一线的业务平台，因此，创新中心在腾讯内部也被称为“创新孵化器”。

    目前，创新中心已有80多名技术人员，不过随着一些业务的孵化成熟，这些人员也会随着项目流动到其他部门，新的人员也会不断补充进来。“我们今年还会有新人进来，创新中心的规模会是150人。”公司联席CTO熊明华透露。

    “仅仅谈业绩做了多少，规模做得多大，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要通过互联网服务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2006年，马化腾和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闭门开会。花了半天到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腾讯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我们要让所有腾讯的员工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愿景去奋斗？当时提了很多东西，最后有一个词被大家共同认可，就是“受尊敬”。

    在马化腾的不自知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已经横亘在他的面前：当他的公司不再仅仅是一家提供某些产品或服务的公司，而是举手投足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性企业，他和他的公司该采取怎样的姿态？

    著名IT评论人方兴东曾认为马化腾因为缺乏狠劲而难以成为领袖，马化腾的回应是，“我赞同，我觉得做事情就行了嘛，不要去搞太多。”不过他补充一句，“狠和果断不能等同，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果断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好。”他神秘地说道。

冯其庸：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冯其庸，名迟，字其庸，号宽堂。1924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因战乱失学，于放羊种地之余不忘读书，“书读得很杂但却读了不少”。后来由中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也是因为他有喜欢读书的习惯，以及在无锡读国专时听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的课。

    对冯其庸先生来说，读书就是生活。冯其庸表示：“这一辈子读书有个特点，就是白天都没机会读书。只有到了晚上关起门来，自己拼命地补课，总是要读到两三点才睡觉。” 冯其庸的生活就是被一本本书摞起来的，他的人生就是一个书架，读过的书中有着他的记忆。

    在众多研究和爱好中，冯其庸于红学用力最深。1954年，冯其庸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从那时起，认真读起了《红楼梦》，这一读就再没有放下。在近50年的研究中，冯先生著有《解梦集》《梦边集》《漱石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30余种红学专著，从曹氏家族的谱系研究到《红楼梦》版本和脂砚斋评本的研究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艺术思想的研究，都自成体系，为后人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参照系，成就最大。

     “文革”期间，因曾多次被中宣部、作协借调写作理论文章，冯其庸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多次，多种版本的《红楼梦》也都被抄走。于是他悄悄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我白天挨批斗，深夜却秘密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抄了将近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但却使我对《红楼梦》开始有了些理解，这就是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一点点基础。”后来，冯其庸在研究中发现了庚辰本照抄己卯本，在己卯本早已散失一半的遗憾下，庚辰本的珍贵价值得以被世人了解。

    总在读万卷书，总在行万里路。

    在众多的实地考察中，冯其庸先生十次进新疆的经历早已传为佳话。晚年的冯先生致力于西域学研究，数次踏访西部，并力主在国学院设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次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王炳华回忆说，“1986年，先生第一次到新疆大学讲学，就去了吐鲁番、吉木萨尔、库车，结果一发不可收”。20年间，他先后十赴新疆，涉瀚海，访楼兰，追寻玄奘西行东归的古道。

    1998年8月，年过古稀的冯其庸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2005年，冯其庸先生第三次登上帕米尔高原，为玄奘立东归碑记。 谈起艰辛的高原沙漠之旅，冯其庸先生说：“对我来说，乐大于苦。有些苦，我根本没在意。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同行的年轻人有的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眼花气 喘，有些撑不住，我则基本如常，所以我戏称自己是‘高山族’。尤其我的游历是和学术调查联系在一起的，每有收获，那种喜悦，不可名状，足以抵消一切辛苦！”

也就在这一年，耄耋之年的冯其庸先生毅然擎起重振国学的大旗。并以走万里路的感念生发出“大国学”的理念。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81岁的冯其庸先生受邀出任新中国第一所国学院第一任院长。冯其庸先生对国学的定位既“新”且“大”，他认为国学是民族思想、精神、智慧、文化的总汇，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财富。先生尤重课程建设和师资聘请，并倡导将游学纳入教学体系。课程设定及授课教师的安排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期间，人民大学每月给他发放一定数额的津贴，而在离职三年之后，他悉数将其还给了国学院，为学生设立奖学金。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重要图书也捐扶给了国学院，希望学生认真研究国学，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国学院开设了明清小说的课程，红学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对于红学，他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而他在大家心中，也被视作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冯先生说：“红学的研究没有止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真正的学者永远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求索者，正像杜甫诗中所说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这也可以看作冯其庸先生的夫子自道。2011年，站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台上，冯其庸先生深情地描述着大漠之上的朗朗星空，“做学问一定要看到宇宙之大之久，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尽可能多地做一些事”。

    书破万卷，所涉浩瀚。冯其庸先生扬名于外，却很难用一个词语描述其身份。对于 “ 大师” 的称号，先生说：“要是将‘大师' 理解为‘大学教师’，我倒很符合。”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冯其庸为人宽厚，以“宽堂”为号可能就是表达这种人格上的追求。而这种人格力量反映到他的书画上，其宽厚的气局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人格精神。冯其庸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摘自百度百科）

②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 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摘自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

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

    ①提起梁实秋，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到“资本家的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的名称，想到他与鲁迅，与左翼文人之间的争论和恩怨。如果我们抛开这些，而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衡量他，就会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成见不一样的梁实秋。

    ②鲁迅、梁实秋都是现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一个深刻，一个通达；一个锐敏，一个温煦；一个忧郁沉痛，一个旷达潇洒；一个终生与现实苦斗而身心疲惫，一个与现实保持距离而洁身自爱。两人区别甚大，然又各具风采。梁实秋晚年曾云：“曳杖街头人不识，绿窗前营自家生计，富与贵，浮云耳。”诚如此言，梁实秋一生淡漠名利，胸襟洒脱，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他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而余光中对他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③梁实秋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具有“中国性”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活习惯、审美趣味、处世态度等都具有传统中国的影子。他出生、成长于北京，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古老中国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因而尽管他在清华学校受的是美式教育，后又赴美留学，但他骨子里却还是中国化的。

    ④然而，恰是这个最具“中国性”的作家后半生却是飘零孤岛，远离故土，饱受相思之苦。1987年11月，梁实秋病逝于台北，遵照他“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的遗嘱，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梁夫人透露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此时，让人不禁想起那千古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既惜且悲，唏嘘不已。

    ⑤1937年7月28日，北京城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一个最具中国性的文人，梁实秋内心无比沉痛，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

    ⑥北京沦陷后，梁实秋面临着走或留的两难选择。走，意味着要抛妻别子，远离年迈的父母，任由他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浮沉；留，则意味着要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甘当日军铁蹄下的顺民。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只身逃离北京。他先到天津，后转道济南奔赴南京。在济南车站，梁实秋遇到他从前的一位学生。两人之间的对话耐人寻味：“老师到哪里去？”“到南京去。”“去做什么？”“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师母呢？”“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

    ⑦辗转抵达南京后，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乐观：“到南京我很失望”，“南京在敌机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各方面的情形很乱”。南京政府对于梁实秋等知识分子如何安置迟迟没有着落，他油然生出“报国有心、投效无门之感”。周旋两天后，梁实秋接到的命令是“急速离开南京，在长沙待命”。在开往长沙的船上，面对“伤兵难民挤得船上甲板水泄不通”的情景，梁实秋“精神陷入极度痛苦”。三天后，邸达岳阳，洞庭湖烟波浩淼，岳阳楼巍然高耸。于此地，梁实秋想起了飘泊一生、有家难归的杜甫，感慨万端，心头涌起杜甫的诗句：“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乱世羁旅，千古同嗟，想必梁实秋此时对杜甫这首诗的理解更有一份身世之慨吧。

    ⑧1938年夏，梁实秋以参议员身份来到重庆，几经周折，定居于重庆北碚。他与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合建了一所瓦房，取名“雅舍”，不过是一所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

    ⑨居重庆期间，梁实秋受邀出任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一职。“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尽管任编委会一职全天工作，他却拒绝接受薪金，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作参政员已领了一份津贴。当时他并不宽裕，以至于家人来到重庆后，生活立即陷入困顿之中，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拒绝接受薪俸，并坦言：“人笑我迂，我行我素。”

    ⑩梁实秋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能在平凡中显真诚，于小节处蕴含哲理，最合乎知识分子的品味和格调，既博且雅，一派从容，篇幅虽不长，但能让人体会人生，参悟智慧。梁实秋精研西洋文学，但下笔却是最道地的中文，在温柔敦厚中又能力求儒雅简洁，绝无生硬欧化的痕迹。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由家国之痛所引发的身世之感：“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还是否住在‘雅舍’。”跳跃的笔锋，转折的语意，清晰地传送出梁实秋内心的飘泊感和忧患感。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稻香世家”的读书哲学

孟宪实

    冯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他自己称之为“稻香世家”。因为家贫，总是要借债交学费，经常面临辍学危机。为了抵御贫穷，即使年龄小，他也知道拼命劳动。

    1937年，冯先生小学毕业，学校因为日本入侵，停办了。此后四年的辍学时间，他一边劳动，一边自由阅读，读书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一本《三国演义》读了好多遍，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于是故事读完读诗词，诗词读完读点评。少年劳动者，被书中的字句所吸引，思想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身边的现实世界是苦难的叠加，满是劳累、辛苦和亡国奴的滋味，身上担子沉重，但书中的世界是美好的、诗意的，令人心生向往。读书成了慰藉，成了享受，读书在生活之上搭起精神瞭望台。

    就这样，冯先生在劳动之余拼命读书，割草、挖泥、种地、放羊，他竟然都带着书，有空就读。特别是夜晚，那是冯先生完整的阅读时间。《水浒传》《西厢记》《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诗源》《陶庵梦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的。这个时期，冯先生还开始了绘画，照着《芥子园画谱》描就是他最初的功课。

    冯先生17岁的时候，才有机会读初中，初中毕业的时候，冯先生已经开始在无锡的报纸上发表作品，有诗词有散文，这对当时那个“文艺青年”无疑是巨大鼓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先生还有过一年的苏州美专的学习经历，后来因为美专搬回苏州而再次失学。这个时期的冯先生，已经能够依靠教书生存，苦学正在给他的人生带来改变。读书作文，让冯先生迈向新的人生高度。

    冯先生真正进入做学问的状态，是步入无锡国专之后。导师的学术引领，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他至今记得国专的很多课程，比如朱东润先生开设的《史记》和《杜甫》课，声情并茂的朗诵之外，就是各家观点的详细征引，自己的结论一定是在比较各种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王蘧常先生讲《庄子》，一个学期没有完成《逍遥游》一篇，但感觉却是惊人的，因为学生们真正体会到学问的深刻和博大。还有童书业讲《秦汉史》，所有的史料几乎都能背出来，让人看到了学问的境界，真是山外青山。没有证据，就没有结论，不穷尽资料，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真理，就是在无锡国专的时期深入冯先生的心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他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很多年以后，在为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作序时，冯先生总结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冯先生至今听不得任何人的抽泣之声，因为早年他常常在母亲的抽泣中醒来。明天的粮食又没有着落，母亲躲在厨房里，独自一人难过。年幼的冯先生，心中不免一阵阵彻骨的疼痛。冯先生记得很多恩人的名字，在家里无米下锅的时候，他们送来了宝贵的南瓜。冯先生一直喜欢南瓜，旅行所到之处，如果遇到南瓜，他常常流连不已。在他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南瓜，读书间歇，抬头就能看到。他的书斋号为“瓜饭楼”，是刘海粟为他撰写的，为的就是纪念“以瓜当饭”的岁月。

    冯先生从苦难岁月走来，他不愿意忘记那些苦难，甚至有点“感恩”的念头。其实，让冯先生获得个人解放的是苦学，因此冯先生一直提倡自学，对于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并全力支持。苦难不是动力，克服苦难的精神才是动力，人生难免遇风雨，怕的是缺乏抗击风雨的精神。

（选自201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我又穿越米兰、罗布泊、三陇沙入玉门关，查实了玄奘自于阗回归长安的最后路段。我还经历了前后二十年的时间，查证了项羽不死于乌江的历史真相。我的学术道路，是重视文献记载，重视地面遗迹的调查，重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相印证，才作定论。

——冯其庸九十又三于瓜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