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生于天津。从少年时起，侯伯宇就在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下，立志“科学救国，作出更好的武器”。

    建国前夕，侯伯宇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学业和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他，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志愿军，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全部捐出。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急需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深造的机会，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他积极响应，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83年，侯伯宇与美国学者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侯氏理论”，是当时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20项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非常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一手创办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侯伯宇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努力寻找有利于学生接受的教学法，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把授课内容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认为“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

    侯伯宇注重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经常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物理所来为学生上专业课，千方百计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访学进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很多诺贝尔得主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作报告、开讲座，实现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国际化的很好结合，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意识，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前沿研究。

    30多年来，侯伯宇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数学生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西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50年，20岁的侯伯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侯伯宇，在50岁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②“我誓要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以创新来消灭死。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侯伯宇自传》）③在学界，大家都知道侯伯宇有两“怪”：一是出去开学术会议，无论国内国外，从不参加游玩，总是抓紧时间在宾馆看文献；二是不当官、不退休，晚年依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中国青年报》）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他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殷墟发掘，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前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前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曾受李济指导，在安阳接受过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在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 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改）

【相关链接】1949年社会巨变，中国学术一分为二，胡适、钱穆、李济、傅斯年等一批学人离开大陆，其中不少人在台湾传薪播火。自此以后，殊途发展，虽为异流，却显同归之势。殷墟的不少资料以及李济在台湾，使海峡对岸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对殷墟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学术，还分明包含着对乡土的牵挂，对故园的思念。《中国文明的开始》和《安阳》等学术著作，均为李济去台后的心血结晶，可见古老的殷墟，仍然是他学脉所牵、心魄所系。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冯其庸的学术人生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黄永玉：我一辈子最不懂的就是市场

    故乡这个话题，黄永玉讲了几十年。

    “好久没回去，听说故乡不收费了，我非常高兴。”在“十二个十二个月黄永玉生肖画展”新闻说明会上，93岁的黄永玉被人问起故乡。一聊起故乡凤風．情绪就很难收起了。表叔沈从文为凤凰写过《边城》，那分故土情谊继续在黄永玉的画笔、文笔里涓涓流淌。黄永玉表示，曾经的两个人生愿望都实现了，一个是希望中国人都知道凤風．知道那里的风景和人都非常好；另一个是希望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为广大人民所熟知。

    “我们凤風县就像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到极点的女孩子，可惜没有洗脸，所以大家不认识她，她也不知道自己长得好。”后来，世人皆知凤凰的美意了。而黄永玉又感到另一种遗憾，凤凰这位水灵的小姑娘．居然去学别人家的风格，没有能打出自己的风格。

    十二生肖这个主题．黄永玉画了12年。

    他与生肖画的缘分意味深长。1980年．中国邮政发行了由黄永玉设计的首轮生肖猴票，此后到现在，这第一轮的猴票成了集邮界的神话．难以复制，市场价位更是神话级的直线蹿升。12年之后，他再次与中国邮政合作，又有了中国邮政第二轮的猴票。

    2006年．中国邮政希望黄永玉设计狗年生肖票．他设计了狗撒尿的造型未获理解，没通过黄永玉又不愿意屈就。然而，正是这一年，因为这次不愉快，黄永玉一气画了12张一系列的生肖狗，并印制了挂历，从而开启了12年的连续动作。这项传统延续到2017年丁酉鸡年。这些画作有的令人捧腹，有的令人沉思．尽显“黄氏风格”。黄永玉画“嫁狗随狗”，画一打着领带蹲着的狗，左侧站一盛装但不露脸的新娘；画一肥猪广人自己减肥却怕我瘦”；画月亮上捣药的兔子，“月亮上造假药最保险”。黄永玉的幽默是带刺而智慧的总是具有哲思。

    在画画这件事上，黄永玉无比较真，始终力求新意，拒绝重复他人。黄永玉画生肖，有些动物大家画得太多，比如鸡．而他希望不重复。黄永玉这次采用逆反的方式，画了一幅公鸡生蛋，上面写道：“贵有自知之明，你下什么蛋呢？”用这个方式开开玩笑。

    有人问黄永玉，以后还画不画生肖月历。他说：“不画了，因为上天不可能再给我整整画得完一圈生肖的十二年时间。万一画到一半或不到一半我和月历都断了气，岂不是十分之没意思？”

    他怕画不完．更怕写不完。

    上世纪40年代起，黄永玉动笔写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途动荡和波折不断，长时间停顿，直到年逾80才续写。这部著作体量太大，可黄永玉才写到主人公的17岁。他依然坚持在写。

    “最怕写不完，写不完就可惜了。”黄永玉每天上午都坐在桌前，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有的时候半夜三更．黄永玉想起一句精彩的，就赶紧爬起来记下来。“首先你要自己得意，你不得意，别人看起来就讨厌了。我还是挺喜欢的。”

    作为网络的“绝缘体”，黄永玉对众人诙谐地表示，他最熟练的电器是手电筒，除此以外都是一塌糊涂，就连电视机也玩不转。“我外出几天，一回来就不会用电视了，又要从头请人弄，所以更谈不到网络。”黄永玉自称“对于信息很落后”，但平时可以看书看杂志，所以问题不大。

    黄永玉还曾借助画作，幽默“黑”了他那些“好像不是来做客都是来看手机”的朋友。画中，花果山水帘洞猴子开会，下面一群猴子低头凝视手机，上头老猴王怒目圆睁：“开会了！不要玩手机了！”

    黄永玉与之“绝缘”的，除了新科技，还有市场。

    “你们说的市场我不太清楚，我读过一点亚当，斯密的书．他最重要的一点是哪样行销卖哪样，不赚钱就改行。我又改不了行，该卖就卖．不该卖就不卖。画画要认真。”

    一辈子最不懂的就是市场。黄永玉感叹光写小说我活不下去，所以要卖画才能养活我．可以别的事不干专心写小说……我定我的价钱，你买不买拉倒，但我能够活下去了。”

相关链接：①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邮票发行局邮票设计师的邵柏林去看望老师黄永玉，并请他画一套动物邮票。黄永玉一口答应。画什么呢？黄老想了好几天，把曾经日夜陪伴他的伊喔画了出来，以示怀念。伊喔是一只猴子，上世纪70年代一位朋友送的。他很喜欢这只猴子．无论去哪儿，伊喔都会趴在他的肩头，形影不离。最终，中国生肖邮票的开山之作《庚申年》猴票于1980年2月15曰（除夕）面世。——《“猴票她爹”——黄永玉》

②黄先生喜欢打趣，不愿意太正经．乐为“浪荡汉子”，但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想必都能看出，他内心深处其实温暖而柔软，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情怀党与其顽皮捣乱的表面形象形成了精神张力。——韩少功《黄永玉的百年悲悯》

多面梁启超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最初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办报。他的《变法通议》明目张胆地批评晚清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说出了当时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说的议论。

1897年至1901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革命激情最高涨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尽管此时他仍跟着康有为力倡保皇，但实际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涨，表现之一就是欲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并曾与孙中山融洽亲密地辩论革命之道。康有为曾责备梁启超，过于轻信卢梭学说，鼓吹破坏主义。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改良派”，不如说是“革命派”。

②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梁实秋）

（摘自《深圳晚报》2015年4月27日《近代史学者解玺璋还原多面梁启超》）

“一梦成功”的凯库勒

张金平

    弗里德利希•凯库勒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

    1829年，凯库勒出生在德国达姆斯塔德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尽管有些顽皮，但是十分聪明。中学时，就熟练地掌握了四门外语。

    凯库勒在读中学时，对建筑学就很有研究，并展露出才华。他别出心裁设计的三幢楼房的图纸，被他故乡的建筑部门所采用。这三幢楼房建成之后，其构造之精妙，让当时一些有名的建筑师也为之叹服。16岁的凯库勒，从此之后声名大噪，被誉为“少年建筑师”。

    凯库勒在建筑学上的成功，使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建筑学专家，并希望他在建筑领域有更大的作为。18岁的凯库勒也按照这个想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森大学。这是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所大学，校园美丽、学风淳朴，更值得骄傲的是，这所大学还拥有一批知名度极高的教授，而且，允许学生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选择他们喜爱的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会因为某些偶然的际遇，使前行的航船改变方向。自从凯库勒怀着仰慕的情感听了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的讲座后，他便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凯库勒终于进入了著名的李比希实验室，当了李比希的实习生，这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凯库勒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学者，他通过和国际上著名化学家们广泛交往和自己的深入研究，在化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他首先确定了碳原子的四价，提出了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接成链这一重要假说。对苯的结构，他在分析了大量的实验事实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核”，6个碳原子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而且排列十分紧凑，它可以与其他碳原子相连形成芳香族化合物。

    他早已测定清楚：苯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结合而成，但是它们又是如何结合的呢？凯库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边苦心思考着，一边在纸上不断地画着，试着写出几十种苯的分子式，却又都一一被否决了。

    “到底苯的分子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凯库勒脑海里始终在这样追问自己。

    1865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他试着把苯分子式写成弯弯曲曲的蛇形，但还是不行！他反复思考，累极了。他半躺在安乐椅上，壁炉暖烘烘的，让他感到惬意舒适，慢慢地就蒙蒙眬眬地入睡了……“啊，那是什么？”凯库勒好像看到了六个碳原子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蛇，而且那条蛇已经蠕动起来了。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条怪蛇被激怒，竟狠狠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然后就不动了。凯库勒又仔细一看，“啊，不对呀，这不是一条蛇形成的环，这是一枚六边形的宝石戒指！”凯库勒拾起这枚戒指，想拿起来仔细看看，不小心，“当啷”一声，戒指掉在了地上。凯库勒哆嗦一下，睁开蒙眬双眼，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醒来，一切如常，但他在梦中看到的变成环形蛇的苯分子排列顺序还依稀记得。凯库勒匆匆地在纸上写下了梦中看到的环形结构，著名的苯分子式就这样被发现了。

    对于凯库勒长期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一梦成功”，科学史上还有许多其他说法。有的说，他是在马车上做的梦，梦见的不是蛇，是六个人跳环形舞；有的说，他是梦见六只猴子，彼此拉住尾巴，形成一个环；还有的说，他梦见了美丽的伯爵夫人，他看到她戴着一枚用白银打造成的双龙六边形戒指，等等。总之，无论怎么说，凯库勒确实是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