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渐渐建立了他的观点。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关于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的正常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造成伟大思想家信息产生明显错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宣扬他所不能证实的观点。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时，公众不会受到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观点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特质中含有特殊性。

（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叶嘉莹：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

    有人说，叶嘉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叶嘉莹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但她也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她常常强调，她是在顺服中完成自己。她早岁丧母，不久远嫁他乡，后来丈夫入狱，她也带着吃奶的孩子蹲班房，再后来遭遇丈夫的性情变异，再后来拖着一家老小五口人在北美讨生活，辗转半生。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就在她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她要把感情杀死。

    何为情？《礼记•礼运》篇云：“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是人性之本初。叶嘉莹第一次要把这人性之本初的感情杀死，是在遭遇因久被囚禁而形成动辄暴怒之性情的丈夫的家暴之时。那时她上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两个读书的女儿，她不能把悲苦形之于外。她说，我总是梦见我自己已经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也有时梦见多年前已逝的母亲接我回家。她曾读到一首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的诗偈，恍如一声棒喝，将她从悲苦中拉出。诗是这样说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在面对常态的、新鲜的痛苦时，她无法忘却。她只能用诗偈来引导自己，告诫自己：那个感情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要把感情杀死，我不再为感情之事烦恼。

    如果说，第一次把感情杀死，是叶嘉莹选择坚毅隐忍来勉力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的话，那么第二次，则实在是一段极为痛苦的人生历程。丧女之痛，曾让叶嘉莹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家中，陆续写作《哭女诗》十首，怀念陪她经历生命中种种阴晴变化和反复无常的爱女，舔舐伤悲。然而，在她众多的诗词作品中，她从未批判过命运对她的不公，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肯定生命的无常。“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儿童即会诵习的唐诗，叶嘉莹是这样解说的：白日依山尽，是向西看；黄河入海流，是向东看。太阳自东升起，却要西落，这是无常；黄河自西奔赴而来，却要东归入海，这也是无常：重要的是，这是生命的永恒的无常。当一个人四顾茫然，面对生命的永恒的无常时，可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她说，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彻底的觉悟，对庄子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也有了一些体悟。两年之后，她毅然收拾行囊，只身回国教书，一教就是三十多年。叶嘉莹生于荷月，小名为荷，所以她常以荷自喻。在经历了种种苦难之后，她断然否决了莲花现佛身之喻，感慨“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她把自己的教书行为认定为“莲实有心应不死”，“千春犹待发华滋”。

    她一生悲苦，因而她早年耽溺于王国维的独善其身和“清者”持守的想法和生活，是深受同样有着悲剧人生的王国维的影响的。几十年后，从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的赏爱，到研讨，到反省，到批判，她早已大彻大悟。庄子有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诗词研读不是她的目标，成为学者也不是她的动机，她愿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一首《浣溪沙》的词中，叶嘉莹写道：“已是苍松惯雪霜，任教风雨葬韶光，卅年回首几沧桑。自诩碧云归碧落，未随红粉斗红妆，余年老去付疏狂。”“任教风雨葬韶光”，这让我想起那个同样备尝人世艰辛的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境界。杀死感情的叶嘉莹，早已褪去莲花，只葆有一颗莲心，只为传递诗歌中生生不已的力量。

（摘编自《文汇报》2015.3.）

【相关链接】①今年92岁高龄的叶嘉莹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她在颁奖礼上将诗词形容为“心的走路”，并表示：“我喜欢诗词，这是我自己内心很纯真的感情，我能感受到古代诗人所传达的那种情感。我感受到就应该把它传给年轻人，所以我一生都在教书，尽自己的力量在做这件事。”②“我能用一种沉毅坚忍的心态来面对和担荷所遭遇的种种苦难，我早年所背诵的《论语》《孟子》等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一种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申泮文：一生两个“主题词”

主题词：化学

    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此后70余年时间里，申泮文从未离开过南开和自己钟爱的化学教育事业。

    1996年，申泮文已80岁高龄。这一年他开始着手“干一件大事”——“出版一部赶超国外教科书水平的教材”。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申泮文就翻译出版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化学教材《普通化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主导着全国高校一年级本科生化学教材的建设工作。然而，随着对国外高等化学教育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自己一直行进在“错误的道路上”：国外高校本科一年级的化学课程一般被称为“GeneralChemistry”，自一百多年前我国引入高等化学教育起，就将其译为“普通化学”。

    “实际上，‘普通’一词并不准确！其正确的含义，应该是把一级学科化学的概貌讲授给刚刚进入化学殿堂的学生 ，所以称为‘化学概论’更为合适。”申泮文认为，“这门面对一年级新生的课程，应该由那些对化学学科整体发展有着深刻把握、经验丰富的教授亲自授课。”

    在申泮文的坚持和努力下，南开大学成立了“近代化学教材丛书编委会”，启动新教材的编写工作。4年之后，《近代化学导论》刚一出版，即被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与此同时，南开大学也正式将本科一年级化学课程 “GeneralChemistry”定名为“化学概论”

    “你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给我‘变’到电脑里去。”如今已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的车云霞，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跟随申泮文读博士时他给自己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

那一年，申泮文开始接触计算机，钻研多媒体编程技术，并萌发了“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教学软件”的念头。于是他率领一批博士、硕士和本科生，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以往的教学手段进行改造。

    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终于在2000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随即获得2001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套包含60多万汉字、4000多幅图片和1000多幅动画的软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以元素周期表为主菜单，将各种元素结构通过三维动画进行生动的演示，显示了丰富活泼的教学内容。

    北京大学的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这套软件自学，从而使一年级的化学课时减少一半。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评价说：“这一成果代表了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此后，申泮文又把这套软件译成英文出版。

    在“化软”之后，申泮文又组建了分子科学计算中心，他的想法是要“打造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为一体的创新平台 ”。担任中心主任的周震教授由衷地赞叹：“实验、理论、计算，申先生用活了拉动化学学科发展的这三驾马车。”

    那段时间，人们总能看到这位白发先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校园穿梭。许多人感叹，这位耄耋老人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因为他们都知道，77岁那年，申泮文罹患癌症，切掉了五分之四的胃。

主题词：爱国

    “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申泮文这样说。抗战胜利后，申泮文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历经一年波折，跨越3500公里路途，他和同伴将300多吨公物运回平津，为西南联大的历史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2005年，申泮文以“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的评语，入选“中国10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 ，他90岁。

    90岁那年，申泮文还开通了博客，成为最老的博主，博客的名字开门见山——“申泮文教育家博客”。

    “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增强危机意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意见。教育改革可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申泮文的博客中，对“石头”有所阐述，他认为的 “石头”有二：一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成功案例，如西南联大和张伯苓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二是国外先进教育的规律和经验。

    每年新生入学，南开大学的很多院系都邀请他开办“铸我南开魂”系列校史讲座，对于这样的邀请，申泮文不论多忙都从不拒绝。他说：“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最崇高的责任。”

    “要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这两件事！”申泮文倚在病床上，捻着胡子悠悠地说，神情怡然。

（2014年08月15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