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

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田家炳传——美满家庭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 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淑芳长女勉之。

    这是1975年春，田家炳给远在异国读书的长女田淑芳的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田家炳在子女教育中体现的做事与做人的准则。

    田家炳1919年出生于广东梅州，16岁辍学经商，不到20岁便只身闯荡南洋，不到25岁，便经历丧父、失兄、两次财产被日本侵略者剥夺，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仍兢兢业业努力创业，秉承父亲玉瑚公的“勤、俭、诚、朴”的“家训”，以《治家格言》为修身立命之本，最终成就大业。

    田家炳牢记父亲的教导，更从乡亲们对父母亲的态度上，看到了父母的人格魅力，并不止源于言传。父亲教育他要珍惜身体，不挑食，不浪费，父亲自己也吃带皮的红薯，捐钱修路，母亲亲自挑土背砖，一点都不比男人干的少；父亲为调节乡亲的矛盾，自己出钱设和好酒，这些，比父亲说几倍的话的都有用，这烙在田家炳心中。为人父以后，田家炳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外，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严谨检点。

    田家炳从小在父亲的亲自照料下成长，父亲所教导他，尽“孝”，一是要孝敬父母之心，二是孝敬父亲之身，孝的前提是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教育孩子首先要对父母要敬，即敬父母之心，然后才是敬父母之身，这才是孝顺。田家炳定居香港时，已有九个儿子，两房太太，还有老父母，这一家十几口，田家炳是家长，他深知要让孩子们孝敬，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他对母亲照顾是无微不至，亲自端汤盛饭，问寒问暖，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因此，对祖母也是孝敬有加。

祖宗虽远，敬穆之心不可不存。每年过年，全家团聚之夜，田家炳都要亲自拜祖。后来子女们都信了基督，田家炳就不要求他们对祖宗跪拜烧香，只要心存敬意，不拘形式。田家炳对孩子都是公正公开透明的，一视同仁。田家炳不管在外面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从来没有朝佣人发火或进行指责，就这样，在田家炳的家里，十几口人，从来就没有过吵闹之声，没有听到过家里的任何人对佣人、园丁们的呵斥之声，大家和投奔来的亲戚，也相处得跟一家人似的。田家炳有香港的“橡胶大王”之称，家财万贯。可是，他四十多年来，吃的早餐就是两片全麦面包夹果酱，他教育孩子们从小爱惜粮食，不准浪费，尊重别人的劳动。田家炳作为一个住在香港最好地段的有着700平米有花园有泳池的大洋房的亿万富翁，可是，田家孩子口袋里零用钱较少，田家炳出门坐公交、地铁，一生只有四套西服，田家这样富有的大家庭，许多粗活，重活，都是自己家人亲自手做的，田家炳两位太太都是客家女子，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总是把粗重之活往身上揽。

可是，田家炳对教育可谓倾囊相助。专办公益事业的田家炳基金会1982年在香港成立20年来，在全国捐助了92所大学、166所中学、40所小学20所幼儿园和专业学校、135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其它惠及民生项目数百宗，田家炳的九个孩子，没有一个对田家炳捐资、卖房子有疑义，没有一个抱怨田家炳没有留财产给他们，2001年，当八十三岁的田家炳毅然卖屋助学，田太太也理解支持他。就是这样，田家炳坚信“留财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人”的古人遗训。认为留给子女的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他相信留给子女的应该是“知识”（接受高等教育，田家炳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是在香港读完中学才到外国读大学）和“志气”（不倚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事业，懂得做人处世，得到别人的尊重与信赖）。

    田家炳毅然放弃当年在印尼蒸蒸日上的事业，全家移居人地两生的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他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学讲“客家话”，常常用“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勉励子女。

    田家炳深知健康是人生重大的财富，关系到个人的生活丰盛和事业发展。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注意健康饮食和做适量运动，非常自律，风雨不改。田家炳90多岁了，身体依然那么健康，他认为养身，首先是要是养心，养生，首先要做到心安理得，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心安了，不管吃什么，都会转化成营养被身体吸收利用，如果心不安，总做坏事，不管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不会化成对身体有利的营养的，这就是田家炳独特的养生之道！

    田家炳不仅是物质上的亿万富翁，更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他的这笔财富，不仅给现世人带来福祉，更会泽被后世，使他成为一代贤圣。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此时正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他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道：“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金。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李行健《素朴平淡才是真——痛悼吕叔湘老师》）

梁思礼：可上九天揽月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1949年9月，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便回到了新生的祖国。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倾注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

    1962年3月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25次发射成功，创造了25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他常说他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鲍勃·迪伦一直是个谜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常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随着时间的沉淀，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别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皮特·西格尔甚至愤怒地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即使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迷们都难以忘记迪伦的离经叛道，为他取了个“犹大”的绰号。

    后来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深圳商报》等）

相关链接：①鲍勃·迪伦，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诗人，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②鲍勃·迪伦创作的歌词，实际上都是最直白、最简单的诗歌，这种简单直白的诗歌形式，非常朴素，带有民间色彩。（《专访作家肖复兴：谈鲍勃·迪伦——文字会骗人，音乐不会》）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