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蜜的庄奴

张国圣

    走进寓所房间，《甜蜜蜜》歌词作者庄奴和老伴邹麟刚做完下午的康复训练，正坐在轮椅上看窗外的风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的院长邓庆凑到老人耳边大声地说：“庄老，记者按约好的时间过来了。”

    庄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邓庆走到轮椅的另一侧，又凑到他耳边大声重复了一遍。过了一小会儿，庄奴转过脸瞟了她一眼：“什么记者？和谁约的？”

    “糟了！庄老可能忘了。”邓庆站起身，背对着庄奴嘀咕了一句，又趴下身子给他解释，“《光明日报》的记者，前两天和您约好的。”

    “我怎么没看见？”庄奴依旧望着窗外。我赶紧上前打招呼。

    “一直下雨，你今天一来就阳光灿烂。光明日报，名字多好！”庄奴掩饰不住得意，一边笑一边鼓掌，接着竖起大拇指左右摇晃。

    “庄老反应快得很，他在捉弄我们！”邓庆最先明白过来，笑着对他说，“庄老，你真是我们的老宝贝！”

    邓庆推着轮椅往外走，庄奴注意到房间里多了一个花篮，刚放下的大拇指又竖了起来：“谢谢！花很美丽！”

    93岁的庄奴，就是这样一个甜蜜蜜的可爱老头儿。

    1921年2月22日，庄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冯玉祥的一位部下，给他取名王景羲。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为其日后的歌词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温馨的日子很快结束了。日寇侵华，庄奴家陷入困境。国难当头，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庄奴瞒着父母，与同学们一起报考了飞行学校。大家一路唱着《游击队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赶赴大后方接受训练。

    南渡黄河时，庄奴被其一泻千里的雄浑气势所震撼，又感念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黄河。“有些文章说我的别名是黄河，那不对。”庄奴说，“黄河是我的大名，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黄河。”

    宋朝诗人晁补之《视田五首赠八弟无斁》有“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他便以“庄奴”为笔名。后来有很多评论文章说，这个人歌词写得不错，就是“庄奴”这个名字叫得不好。庄奴说：“庄奴用锄头耕种，我用笔写词，都是为他人作嫁衣。”

    有一天，一个人拿份歌谱来请庄奴填词。庄奴问是谁唱，长什么模样？来人告诉他，演唱者是邓丽君，脸圆圆的，声音甜甜的。庄奴一看旋律，也是甜甜的感觉，脑海里马上冒出三个字——甜蜜蜜。

    不到5分钟，传唱至今的《甜蜜蜜》就写成了。此后，庄奴创作的《何日君再来》《海韵》《原乡人》《小城故事》《又见炊烟》《踏浪》等许许多多歌曲，都是随着邓丽君那“甜蜜蜜”的歌声而风靡的。

    邓丽君演的歌中，大约八成都是由庄奴作词。有人说，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邓丽君的奇迹也是庄奴的奇迹，但庄奴只是在邓丽君10多岁时远远地见过她一面。那时，邓丽君初登舞台，庄奴担任评委，对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

    其实，庄奴并不是邓丽君的“御用词人”。他的创作风格多变，不同情绪、不同意境、不同节奏的歌词都信手拈来。他为已故歌手高凌风作词的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1987年春晚由费翔翻唱后红遍祖国大陆。

在庄奴创作的巅峰期，台湾歌坛成名的歌手几乎都唱过由他作词的歌。他也以3000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谱写了一部属于自己的“流行音乐史”。

    有人说庄奴的作品是“小歌词，大手笔”，文字洗练，意象优美。庄奴很喜欢这个评价，他说自己的创作追求“小而美”。但是，“小而美”不容易，“歌词要简单易懂，又要传情达意，写出人们的心声。要让人们心头一震，眼前一亮，就要别出心裁。”

    庄奴、乔羽、黄霑并称华语词坛“三杰”。他和乔羽为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晚会合写过主题歌《月儿圆》，两家交情很深，和黄霑却从未谋面。

    “黄霑的歌词写得好，歌的旋律也好，很有气势。他最年轻，却走得最早，再也不能见到了。我的老搭档们也都先后走了，现在很少有人唱好歌给我听了。”庄奴说。但是他仍然坚持写作，小品文、诗歌、散文，都不长，“要好记，别人才记得住。”

    1993年，老来丧妻的庄奴与邹麟喜结连理，成为重庆女婿。婚后一年，庄奴中风，右腿和右手几乎不能行动。在邹麟的细心照料下重新站起来后，他为夫人写了一首《手杖》：“你就是我的手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手杖，这辈子有了你，才懂得竖起来脊梁，挺起胸膛。”

    今年2月22日是庄奴的93岁生日，护养中心特地为他举办了生日音乐会。老人即兴为护养中心创作了短诗《青草地》。

    庄奴用家里挂了几十年的对联自勉：“和时间赛跑的人，圆慈悲为怀的心。”“我要活到100岁，写到100岁。”庄奴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达尔文的拖延

斯蒂芬·杰·古尔德

    没有什么事比一些名人长期而难以解释的停滞行为更能引发人们猜测的了。罗西尼因《威廉·退尔》而达到他歌剧创作的辉煌巅峰，可是此后的30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多罗西·塞耶斯在名望达到顶点时却背弃了彼得·温姆西勋爵，转向笃信上帝。查尔斯·达尔文在1838年就得出了全新的进化理论，却直到21年后才发表他的观点。

    通过历时五年乘坐贝格尔号与自然的接触，达尔文对物种固定不变的信念发生了动摇。1837年7月，他航海回来后不久，便开始记第一本关于“递变”的笔记。这时的达尔文已经确信进化的发生，他正在寻找一种理论来解释进化的机制。经过最初的猜想和少数不成功的假说，他逐渐建立了他的中心观念。达尔文在自传中写道：“1838年10月，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

    达尔文早就认识到动物驯养者所做的人工选择的重要性。但是直到马尔萨斯的斗争与拥挤的观点凝练他的思想之后，他才确定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因。达尔文知道得出的是什么理论，我们不能将他的拖延归因于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重要性。到1844年，他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基本纲要，他还向妻子作了认真的交代，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希望她发表这些手稿。

    他为什么等了21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我们可能会把过去正常的时期错误地看作漫长的阶段，然而21年仍然是一个人正常事业的一半时间，纵然按照生活悠哉游哉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来看，那也是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的科学传记是有关伟大思想家的明显错误信息的根源。这类传记往往将伟大的思想家描绘成简单、理性的机器，是凭着不懈的努力，不受任何其他事情的影响，严格按照客观材料寻觅真理的人。因此，对于达尔文等了21年的通常解释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完成。他满意自己的理论，但觉得尚显单薄。他的理论只有等到汇集大量的支持材料才能发表，这需要时间。

    导致达尔文推迟发表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作简单的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恐惧的负面作用与增加材料的正面需要至少同样重要。然而，达尔文恐惧什么呢？他得出进化论的观点时才29岁，那时他在专业上还没有地位，不可能通过宣扬他所不能证明的一种异端学说来危及自己有前途的事业。

    然而他的异端学说是什么呢？信奉进化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达尔文早年有关“递变”的笔记中可能含有问题的答案，这些笔记中包含了他所赞同但却害怕发表的一些观点，即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这远比进化本身更要异端，没有哪种观点比认为心灵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更能动摇西方思想中最深刻的传统了。

    达尔文确实进行了一场温和的革命。不仅在于他这么久地拖延了自己的工作，还在于他故意避开公众对他理论中哲学含义的注意。他在1880年写道：“我认为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幺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

    然而他的工作内涵与传统的西方思想确是极大的断裂，我们很难将其纳入这种传统中。例如阿瑟·柯依斯勒之所以反对达尔文，也是基于不愿接受达尔文的唯物论，而且他还热衷于认为生命物质中含有特殊性。我承认对此我不太明白。疑惑和知识都应该坚持。我们难道因为自然中的和谐不是设计的就会降低对自然美的赞赏吗？难道因为有数百亿神经元在我们的颅骨里，我们心灵的潜力就激发不了敬吗？（摘编自《自达尔文以来》）

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魏景超（1908～1976），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1933年，他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研究生考试，名列全国第一。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在水稻病害研究、真茵分类学及植物病毒学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景超幼年目睹农民颠沛、饥寒交迫，深感只有振兴农业，才能解决民生问题。立志于兴农的他，大学毕业后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金钥匙”奖，并成为“斐陶斐”学会会员。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利用可利用的时间和设备，放弃节假日休息，参加暑期学校学习、参观实验室和农场、访问老教授，以获取知识，汲取经验和新的见解。在学校里，他更是抓住学校资源，勤奋刻苦。图书馆里，他埋头钻研；实验室里，他观察切片、制作标本，孜孜不倦。爱思、善学、勤问的他努力摄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汇集大量的宝贵文献与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回国正值抗日战争期间，魏景超积累了四年的书籍、笔记随交运的美国轮船一起在日机轰炸下沉于太平洋底。

    回国后执教于金陵大学的魏景超，面对国内农业教材与国际水平的差距，边执教边精心编写讲义、教材。外出采集标本、调查农作物病虫害情况、拍摄照片、绘制讲解图表等，身体力行。他先后讲授过普通和高级植物病理学、作物病害、真菌学、细菌学、植物免疫学和病毒学等课程。出版有《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实验指导》《真菌重要目、科、属分类检索表》等优秀教材、书籍。

    魏景超十分注重课前准备工作，细致地整理授课内容、思路，并结合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解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确保课堂的高效授课。课堂上，他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实验室里，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操作，及时指正规范；野外实习时，他认真传授观察作物病情和采集标本的知识。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他更注重因材施教，对低年级学生侧重基础知识的把握，对高年级学生侧重独立探索、学习的能力培养。对跟随他研究学习的十几个学生，他按各人的进修计划进行个别指导，耐心细致，诲人不倦。抗日战争期间，他常到外校兼课，将其所得资助家在沦陷区或家境困难的同学，竭力培养农业人才。他要求年轻助教作充分的课前准备，上课时还经常跟班听讲，对缺点加以指正，给予必要的示范。严谨的态度、躬亲的姿态，用“心”教学的魏景超对学生和其他老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水稻病害方面，魏景超先后发表8篇重要的学术报告及论文。他实地调查试验，足迹遍布江、浙、沪、闽、粤、桂、皖等近10个省市地区。他编写了《水稻病原手册》，详细记载了我国已发现和国外报道过寄生于水稻的约250种微生物，对重要病原菌简要说明其诱致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该书作为诊断稻病的工具书，多年来为国内外同行所采用或引用。

    在真菌分类学上，魏景超亦有卓越贡献。1948年，魏景超重新鉴定了番茄漆腐病的病原菌，更正了其所属类别，还澄清并鉴定了豇豆和大豆叶斑病病原菌。晚年的他辗转在病榻与书桌之间，日夜辛劳长达6年，完成了《真菌鉴定手册》，填补了我国真菌鉴定工具书的空白。

    在植物病毒学研究方面，魏景超历来重视科学研究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成都附近调查烟草和番茄病害。之后又致力于华东地区十字花科蔬菜花叶病的考察、研究，阐明了常见病害的症状、病原、寄主范围及防治方法。尤其在油菜病毒研究方面，总结出油菜远村育秧、避蚜防病毒的有效措施。

    晚年身患重病的魏景超，仍心系国家。1956年江苏省昆山县油菜田发生严重病害之际，他在同志们搀扶下仍然在田间跋涉，观察油莱病情，同行者无不感动。

“以振兴中国农业为己任”，上下求索，魏景超用躬行的一生诠释了践行者的姿态。

（摘编自李姝昱《魏景超：用心守护植物健康成长》）

【相关链接】①分类研究并非易事，寻找理想标本，往往需要连续追索数年。有时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失败，但魏景超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必纠，从不灰心丧气，总是再接再厉地干下去。（摘编自“魏景超纪念馆”）②一想到祖国多灾多难，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便忿然而起。他想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公费留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摘编自《科普中国•科技名家风采录》）

凡忠必愚：冯道

刀尔登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

    这是一首骂冯道的诗。作者是元朝的“思想家”刘因。

    冯道的挨骂，在于他历仕四朝十一主，拿丧君亡国不当一回事儿。但说起来，“梁唐晋汉周，播乱五十秋”，一转瞬之五十几年，中原五次易主，如走马灯；便是同一朝里，亦君臣互噬，父子相残，一镇之内，杀帅夺旄，习为常事；各路兵将尽是虎狼之性，称孤道寡者不过沐猴而冠，借《沙家浜》里一句词，叫做“忠在哪里，义在何方”。此时能知些廉耻的，便自谓胜人一筹，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主辱臣死？从后梁的张文蔚、杜晓，到入宋的范质、吕端，一批名声尚好的大臣，都是前朝旧人，岂独冯道为然？

    冯道另一挨骂处，是奉使契丹，有汉奸之嫌。不过唐代的华夷之防不像后世那么严，安史乱后，更是严也无从严起。陈寅恪曾论河朔藩镇为“胡化集团”；中原五代，更有三代是沙陀人建起来的。石敬瑭父事契丹，固然无耻，但心甘情愿给他人做奴才的，从古代到今天，难道又少了？石敬瑭不过是“皇帝”，当天下之重，格外地没面子而已。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遗患二百年，罪过不小，但他自己就是沙陀人，“汉奸”两字，用在他身上，原本不伦不类。冯道虽是汉人，立身沙陀人之朝，又当极废州裂之季，责他以“民族大义”，是以后世人之所见，责前人之所不见。他在契丹的言语，“哄洋鬼子”而已，“弱国无外交”而已；脸皮厚是真的，但脸皮不能如此之厚，他也不用去了。

    冯道不以谄媚事人，而能取容于四朝，可见这个人是很滑头的。逢大事则依违两可，不得罪武人，不预废立，这大概就是他的自全之道。冯道善持大体，若说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倒也看不出来。有个人嘲笑他，如果走得快了，怀里一定会掉出兔园策来，他也不以为愧。他的好处是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他并不报复。诗人杜荀鹤的才能倒高，但刚在朱温那里得宠，便在家中气冲冲地掰着手指头，算计都有谁得罪过自己，准备尽杀之。这等倾险之徒，不如冯道这样的庸人远甚。

    五代兵连祸结，黎民深被荼毒，当此之时，忠为下，仁为上。冯道慈悲为怀，活人无数，然而他的口碑居然还不如史弘肇之流的“好汉”，这只能说是老百姓做刍狗做惯了。史弘肇这种人，不逢其会，杀猪屠狗而已。但人如草芥之时，必有视人如草芥者出，选对主子，多杀人，便可为英雄。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宋史》批评五代臣子视事君犹如拿钱干活儿，改朝易姓，就像换个东家，一拍两散，——便该如此！司马光骂冯道为奸臣之尤，理由是冯道“求生害仁”。——在司马光的头脑中，“忠”与“仁”已经分不清了。汉代起，忠的地位上升，成为伦常之首。以忠君为大节，把它像草标一样插在头顶上，倒忘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只知吠非其主，不问善恶是非。这倒省心，最不堪时，至多落顶“愚忠”的帽子——愚忠愚忠，好像还有什么不愚的忠。其实哪里有呢？凡忠必愚。

    评说人物，古人也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问题是，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以忠为大，则义为小；以节为上，则仁为下。在司马光、欧阳修看来，冯道所做的善事，只是“小善”——如他的廉俭，如他念诵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来感悟李嗣源，如他劝耶律德光不事杀掠，如他救下违反买卖牛皮禁令的二十人；如武将把抢来的妇女送给他，他置之别室，访得其家送回去；及随辽北上到恒山，见到被辽兵俘掠的士女，掏钱赎出，设法送归乡里。——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大节既亏，这些小善也就无足道了。

    五代的惨剧，本可换回些出息的。但宋儒纷纷而出，把观念的旧山河收拾起来，重入轮回。此后纷纷攘攘，不出矩。至明亡，才有人认真地琢磨些事情。但——仍以冯道为例——无论是王夫之，还是顾炎武、黄宗羲，都以冯道为小人，批评誉冯道为“吏隐”的李贽为邪妄。在三人者，身为胜国遗老，自然要痛骂不忠之人，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蚕儿

陈忠实

    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组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以前的老师，从来不在学生面前说自己的姓名。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有一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说。我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

    走进小房子，他从来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的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养蚕的同学多吗？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几条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萝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萝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级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萝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这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金，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他本来要教我们唱歌的，但后来他自己唱不出来了，就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来边，强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后来才听说，老师被调走是有人把他反映到上级那儿了，说他把娃娃惯坏了！

    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式嘛！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籽儿了。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

（有删改）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之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 ）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 ）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节选自鲁迅《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