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黑大夫”柯棣华

    在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驻地河北唐县葛公村的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对联中的“黑大夫”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友人柯棣华。

柯棣华本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已经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尼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和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8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医疗队最后决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医疗队5名成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柯棣尼斯取名“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外科教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不同意柯棣华去，因为了解到柯棣华患上了绦虫病。但柯棣华说：“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震得直颤动，同志们一再要求他撤下去，他发火说：“为什么叫我撤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就这样，柯棣华在前线一直战斗了13天，救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58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曾3天3夜没合眼。

    1941年1月反扫荡之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和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柯棣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江一真说：“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 ”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汉语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像白求恩一样开拓进取，创新工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柯棣华担任院长两年，亲自实施大手术900余人次。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边区科学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院长，他经常要到病房亲自给病号喂饭，还把自己的被褥、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有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

    由于1941年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加之1942年大旱，造成了边区军民的严重饥荒。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柯棣华还是个绦虫病患者。聂司令员经常嘱咐白求恩卫生学校领导，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具体到要给他单独做饭，要让他吃上大米等。而柯棣华根本不让对他有特殊照顾。

    知道柯棣华患上绦虫病后，江一真和同志们更加关心他的身体了。但是，柯棣华一如既往拼命工作，这使江一真非常担心。特别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发生癫痫、晕厥。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就边区当时的条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的病情后，让他易地治疗。柯棣华不愿离开前线。后来，聂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谢绝了。到了1942年夏天，柯棣华癫痫频繁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就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江一真做了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

    入党后，柯棣华的情绪更加激奋，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为培训医务人员，他编完《外科总论》讲义后，又开始了编写《外科各论》。正当他废寝忘食加紧进行编写工作的时候，12月8日晚，他的癲痫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对他宝贵生命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大夫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享年32岁。

    12月17日，柯棣华的遗体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边区军民，无不像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泣着站立在柯棣华的墓前。

相关链接：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王烈：甘做乡野一画贤

罗先哲

    王烈学画之初，就对竹兰情有独钟。四十余年来，他对宋代文同至清郑燮、蒲华等一百五十余位兰竹大家的作品，逐一反复研究，探索其神韵，得其精髓，力创新意，建造着属于自己的艺术殿堂。

    20世纪70 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烈得知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教授家中有一部日文版的《支那书画大成兰竹集》。这部书在山东已是孤本，于先生视为家宝，从不外借。一个深秋飘雨的季节，王烈从淄博赴济南于先生家登门求借。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又当场作画。于先生被王烈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破例将画集借给王烈，但与其约法三章：一是只能自己看；二是必须亲自送还，不准邮寄，不准托人捎送；三是限期七天。王烈抱起画集，如获至宝地急速赶回淄博。他买了几大包饼干，提了几暖瓶开水，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整整五天六夜，他未走出房门，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看，又临摹了二百八十六张兰竹画。第七天中午，王烈赶往济南，推开于先生的家门。当于老得知他在五六天内竟然临摹了那么多兰竹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王烈异常疲惫地赶回淄博，回到宿舍怎么也脱不下鞋子——脚背肿得撑破了皮，小腿肿得像牛腿。正是凭着这种执著精神，他的绘画技法越来越精。

    “师从古人，师从造化，师从我心”是王烈从事国画创作以来坚定不移的信念。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王烈九下江南写生。其间，同去的画友都忙里偷闲逛城市，买东西，他则一头扎进竹林里，细细观察体会，找素材、写生，一画就是几个小时。风雨雾露、春夏秋冬，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季节竹子的变化，历历在目，颇有心得。每次从江南返回淄博后，几百张写生素材摆满了床上地下，王烈一张一张地回想着翠竹的长势与变化。一时兴起，挥毫即作，江南幽篁，亭亭立于纸上。每一张画中，都融入了他的心血和才智，韵味无穷。

    在传承与变革的问题上，王烈经过多年的思索，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坚定不移地实践着。一是探索画竹的构图，大胆创新，不拘泥于古人，亦不蹈今人，精、简、奇、崛；二是在题款上，善于用简洁的文字，通俗易懂的词语，使题款与画作和谐一体，珠联璧合。东营市作家协会主席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王烈先生的兰竹，按其功力来说，已经可以进入大师之境界，但先生的闲云野鹤孤傲不群却影响了作品的传播。”

    “闲云野鹤，孤傲不群”。王烈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人的这种品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届不惑之年的王烈，远离闹市，在颜山城南山顶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那原是看林人的山房，这座小山房，不足二十平方米，四周无路，全是碎石，路滑难行。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除非有紧急的事情他才下山到单位去，平常就在此专心致志地创作，生活非常艰苦，他却十分舒心。

    1993年内退后，王烈毅然离开城市，回到老家利津县台子庄的老宅子里。干干净净的农家院落，低矮的院墙，简陋的木门，门上方镶着“兰竹苑”的牌匾，院里栽种着翠竹和兰草，满院滴翠。屋前有供来访朋友喝茶、聊天、下棋用的石桌石鼓。堂屋门口贴着他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泥舍久居心自乐，下联为：篱院长守身更舒。横批：老屋隐士。

    有媒体记者采访他，问他为何避居乡间，王烈坦诚地说：“我作为一个画家，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遗憾和愧疚？决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地位、金钱和荣誉，而是作品缺少激情和灵感，没有把内在的感情倾泻出来。艺术需要孤独，艺术家需要静心。”

    王烈对自己的绘画要求非常严格。每次画好一幅画，总是要挂在画室的墙上自己先看。看上几天后觉得不足，心中萌生出新的章法和构思，就铺纸挥墨另画。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每作一幅画他都认为不完美。“画，愈画愈难。”这是王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时常对人们说：“我画画永远从零开始，永远在起跑线上。”

    王烈在艺术创造上一贯主张求真，鄙视哗众取宠，不愿包装与炒作，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进行国画艺术的探索。不逐名利，务实自励，默默耕耘。“退掉官方协会茧，甘做乡野一画贤。写兰写竹写自我，自由自在天地间。”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卫毅

    1947年秋天，周汝昌的命运被一只装着书的篮子改变。他的名字从此与《红楼梦》相联，直到他于2012年5月31日去世。几十年中，人们想到他时，头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红学家。

    作为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敦敏所著的《懋斋诗钞》。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中的书传下来时，周汝昌发现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然而，两人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胡适认为《红楼梦》不及《儒林外史》，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周汝昌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他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是三个孩子父亲的他重返燕园。“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此时，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读《红楼梦》时发现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周祜昌看到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

    周汝昌细读《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并发表，引起了轰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称赞他并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唯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一天，他从家对面书店里的《红楼梦新证》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人物有很大不同。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此时，周汝昌已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周汝昌在书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著，曹雪芹是旷世天才。《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

    一年后，他奉调回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批俞”“批胡”运动开始。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成为“污点”。随后多年，他一次次被“思想改造”。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干不了重活，就被分配去挑粪，与杨霁云同组。从茅坑到菜园，有一段路程，路上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就停在树下，在大粪旁漫谈《红楼梦》。

    1970年8月，他再被调回京城。2004年，他写的《石头记会真》出版。《红楼梦新证》与《石头记会真》，被人们认为是他红学研究的两大高峰。

    56年前，他向胡适借得《甲戌本石头记》，并向胡适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这个愿望的实现，用了56年。

    胡适早已辞世，《石头记会真》成书时，周汝昌心情非常复杂：“我不知以何言辞表达我的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周汝昌服膺曹雪芹之言：“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这也是他的人生感叹。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炮”，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周汝昌曾请人在自己的石质镇纸上刻下两句诗，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将军赋采薇

    戴安澜任第73旅旅长后，回顾多年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认定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部属努力，而部属的旺盛士气来自他们的爱国热情。他特意抄录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印发给各级官兵背诵吟唱，激发大家精忠报国的爱国热忱。

    为了抗战大业，戴安澜摒弃党派成见，团结爱国人士。《自由报》记者宗祺仁前来采访，与他彻夜讨论时局，探讨国共合作抗日的未来，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有人提醒戴安澜，说宗是共产党，须多加提防。他坦然答道：“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战，何防之有？宗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新闻记者，写过许多真实感人的报道，有卓越的见解，我们正缺少这样的爱国志士。几天后，他还把自己的军事著作交给宗祺仁修改并题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派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当命令到达时，已升任第200师师长的戴安澜高唱《满江红》，并向官兵宣讲诸葛亮远征的事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官兵。赴缅途中，他激情满怀，赋《远征》二首以明志。其一云：“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其二云：“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入缅不久，日军主力迫近东瓜，军长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溃日军。戴安澜立下誓言：“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国威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这时，英军突然撤走，我方援军未至，形势危急，戴安澜决心以身报国。他宣布：“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他给夫人王荷馨写了绝命家书：“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望你珍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面对日军发动步兵、炮兵和空军联合进攻，狂轰滥炸，施放毒气，戴安澜率部同仇敌忾，顽强战斗，抗击四倍于己的日军长达十余日。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成表示：“近代立功异域，扬中华声威者，以戴将军为第一人。”日本人战后回忆时也承认：“该部队自始至终战斗意志旺盛，……虽是敌军，但令人佩服！自司令官饭田中将以下各将官无不赞叹其勇气。”

    东瓜保卫战虽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因盟军失利，缅北战局急转直下，腹背受敌的远征军被迫突围。这时，英国要求远征军申请难民身份，以便英国军队收容。戴安澜发誓：“我戴某人宁愿与日寇战死，绝不苟且偷生。”于是率部进入缅北野人山，向祖国方向艰难跋涉。就在部队到达离祖国最近的一条公路时，突遭日军伏击，他立即命令分散突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中弹，时值缅甸雨季，大雨滂沱，部队既要突破日军堵击，还需忍饥挨饿，穿越荒山密林。1942年5月26曰，他们行至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势恶化，以身殉国，年仅38岁，弥留之际，参谋长问他下一步的行动路线，这时他已不能说话，手指地图，示意部队从莫洛过瑞丽江向北回国，又让人扶着他面向祖国注视许久，安然而逝。

    戴安澜牺牲后，遗体由官兵抬回国内，渡过瑞丽江后，乃将遗体火化，骨灰装入小木箱，这一情景感动了沿途民众，一位老华侨痛心地说：“寿材这么小，怎能配得上将军的英名与地位？ ”随即捐出自备的楠木寿材。腾冲县长率全县父老乡亲万人，沿街跪迎将军灵车。随后，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美国总统罗斯福追授戴安澜懋绩勋章。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安葬仪式，中共领袖毛泽东派人送来挽诗：“外辱需人御，将军赋采微。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堂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等也敬献挽词、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并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遗嘱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摘编自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等）

相关链接：①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忮；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人能不忮不求不俱，则无往而非乐境，而生气盎然矣．（戴安澜赠部属各官长题词）②军人一般以彪悍为荣，但是戴安阑与众不同，他多才多艺，熟读文史，精通琴棋书画，如果不是因为战乱和外敌入侵，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儒雅名士，但国家危难却把他的命运引上另外一条路．（戴复东等《我们的父亲戴安澜》）

宗璞：且将秃笔长相守

李冰

    何谓“南东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宗璞本名冯钟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

    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时期，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八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丰厚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说起创作，宗璞着实不易。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七年，与疾患抗争了七年。她曾有感而发，作了一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正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住院了，她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朋友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爬在格子里，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回答：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宗璞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0.3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她戏称自己是“半盲人”，“用放大镜也只能看清拳头大的字，写得很苦，进度很慢”。她说：“现在每天只能写一二百字。不是手写，是口述，别人帮助记下来，然后念给我听，我再修改。”也就是说《北归记》的写作全由宗璞口述，记录后由助手反复念，她反复改，这样一段一段、一章一章磨出来。她这是用生命在苦吟炼句啊，每天百余字在腹中推敲，用写诗的功夫写小说。宗璞曾说过：“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差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她还表示：“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要干这一行。”

    创作出传世精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都是从小就刻在我们心里的最受尊敬的人。中国作家群中也不乏这样“身有疾、志弥坚”值得我们敬佩并为之骄傲的作家，宗璞是一个。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宗璞曾说，她走上文学之路，得益于父亲冯友兰。冯老虽是哲学家，于文学却颇有造诣，能写旧诗，很有文采，常常对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南渡记》出版后，冯老曾勉励道：“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徐小斌《清静淡泊的宗璞》）②宗璞以她细密从容的叙述方式，建立起优美温婉的语言风格。众多的人物命运和世相心态，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细节中缓缓展开，伏有大气磅礴的布局。宗璞笔下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却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创痕，并具有一种柔性的书卷气息。读《东藏记》和《紫藤萝瀑布》这样隽永而精致的作品，真是受益又享受。（百度百科）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