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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实用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5-2016学年广东省佛山一中、中山纪念中学联考高二下学期期中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洪业:季世儒者

【美】陈毓贤

    洪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谱名正继,学名业,号煨莲,煨莲谐音于他英文学名,是他二十三岁到美国留学时自己取的。

    洪业曾发表《失败者》一文。他从小经淘汰过程而成为“胜利者”,但他因受儒家传统思想熏染而深感野心与操守是对立的。他一生中好几次有机会可青云直上,大有作为,但每次都本能地往后退。

    一九二二年,司徒雷登到美国聘洪业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学助理教授。洪业答应在美国多留一年,帮助燕京大学副校长路思义为学校募款。每到一处,洪业便先演说,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等,解除一般美国人的误解。他讲完了,路思义便要求听众捐钱资助北京这新设的基督教大学(即燕京大学).洪业笑说:

“换句话说,我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路思义是拉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

    一年半之间,二人募得两百万美元左右,作燕京大学建筑校舍之用。

    回国后,除教书外,洪业还致力于改进燕大图书馆。他深感燕大需要那么多基本参考书而没钱买,便多方募捐,燕大图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三十岁的洪业被任命为燕大文理科科长(又称教务长).他深知燕京大学在国内大学间立足的资本是中文系,便把教中文的几个懵懂老师一块儿辞掉,重新聘请资历高深的教授。他定了规矩,学生成绩平均不够乙等的话,就得退学;实施第一年四百多个学生中有九十三个被迫退学。以后学生入学竞争非常激烈。

    洪业于一九二七年辞去文理科科长的职位,他说:“司徒雷登当然要留我,但我猜疑他心中一面也为我辞职而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在中国办事得变通一点。”

    司徒雷登也许对洪业的功劳不完全了解。一九五四年他写成自传,只提过洪业一次。燕京大学在洪业为教务长期间,从一间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摇身而为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一个机构,洪业功不可没。司徒雷登请胡适替他作序,胡适对洪业的功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洪业自学校行政退下来的那短短十年中,学术著作的分量相当惊人。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幕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可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引得编幕处整理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独没有《尚书》,顾颉刚的《尚书通检》另由燕大出版。因为顾虽赞同编幕处的宗旨,但不愿意用洪业“引得”这两个字,也不喜欢洪业的“中国庋撷检字法”,但他用的是引得编幕处的人,体例也按照引得编幕处的惯例。

    洪业随时留意可栽培做历史工作的学生。据刘子健《洪业先生:少为人知的史家和教育家》回忆,他培养历史人才是很有计划的,他的目标是培养一群具世界观的中国历史家。翁独健是洪业发掘出的学生之一。洪业看他资质很好,便暗暗写信到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他到哈佛深造。当哈佛来电接洽时,洪业笑着把电报交给翁,翁不敢置信:

    “你为这件事奔走怎么一点都没让我知道呢?”

    “我恐怕事不成。”洪业大笑说。

    在这段时期,洪业写的《礼记引得序》赢得法兰西文学院的赞赏,荣获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莲奖金。但很多学者却认为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一文更优异。此文讨论《春秋》《公羊》《谷梁》《左传》的可靠性、出现的日期、作者、各版本的关系,证实《春秋》的确是当时的史录,不是凭空伪撰的。

    洪业回国后全力投注于学术工作。当时不少人抨击历史学家们,国家快要灭亡了,而且民不聊生,他们还闭门在旧东西上花心思,简直逃离现实。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应否埋头做那些事,姑且别论,但却做得很及时。不久中日展开生死搏斗,接着是内战,以及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一整代的知识分子死的死了,幸存的工作能力也大为削减。

(摘编自陈毓贤《洪业传》)

【注释】:

①季世:一个历史时段的末段;末代。

②引得:即“索引”。

③儒莲奖:由法国法兰西学院为纪念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而设,故名。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相关链接:

①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但洪先生却又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②洪业是史学大家,著作等身,但他那本英文著作《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仍是他在汉学界最具影响的一本杰作。

(白先厚)③拜读大序,则愧惑弥甚。感会惠隆,愧我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流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荣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业随诸君之后,虽亦薄贡其微,不过欲稍涤昔年教会学校忽视国学之羞尔。

(洪业回胡适信《胡适手稿》第六集)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洪业的《礼记引得序》荣获一九三七年度儒莲奖金,但比较而言,《春秋经传引得序》以充分的事实有理有据地批驳了《春秋》是伪造的说法,更为优异。 B、抗战前夕,洪业等人全力整理国故,被时人讽刺逃避现实。通过分析日后的国家形势,作者认为洪业等人当时的研究及时且必要,那些评价有失公允。 C、燕京大学由默默无闻的教会学校,一跃而为全国知名的学府,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其中,作为教务长的洪业功不可没。胡适也许比司徒雷登更了解这一点。 D、顾颉刚因不赞同洪业采用的“引得”二字以及洪业的检字法,便创建了全新的体例来整理《尚书》,《尚书通检》另由燕大出版,其他十二经则都由引得编纂处整理。 E、作者回顾了洪业从燕京大学建校到抗战前夕的经历,突出了这位学者所作出的不可磨 灭的历史贡献,使读者领略到一位杰出史学家、教育家的风采。
(2)、请概括出洪业先生作为“史家和教育家”的主要贡献

(3)、人物传记,是通过文字对人物历史形象的重塑。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作者是怎样重现洪业丰富饱满的形象的。

(4)、作者为何称洪业为“季世儒者”?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______)~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阅读下面的一篇文章,完成下题

善口技者牛玉亮

魏薇

    牛玉亮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煤市街湿井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内,21平方米的小屋,朴素的摆设,身上穿的仍是24年前在前门商厦买的裤子。屋檐下玉鸟婉转低吟,牛玉亮时不时与其“对鸣”,令人感觉一派美好。

    牛玉亮每天早上6点起床,起床后,雷打不动地骑自行车到民族文化宫东门外的小山丘上练功。78岁的他仍然“禽鸟百兽一身带,真假难辨惊满堂”,一口气承受60秒的气量。《百鸟争鸣》《纺棉花》等传统节目,每每获得满堂彩。

    牛玉亮的老家在北京东郊朝阳区的高碑店村,父亲是卖小金鱼儿的。那时的高碑店村,通惠河河水清亮,池塘边蛙鸣鸟叫,他小时候就爱学这些叫声。

    1956年,牛玉亮拜上海杂技团口技表演艺术家周志成为师,并深得师叔孙泰培养。“师父看我长得精神,牙齿也好,特别满意。为什么要看牙齿呢?牙齿是口技的挡风墙,学鸟鸣,牙齿漏风不行。”牛玉亮至今仍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为了保护牙齿,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作息十分有规律。

    在他看来,口技演员要热爱生活、热爱自然。1958年,牛玉亮在芜湖演出,在出早功时发现山上有座庙,庙顶上有只黄莺的叫声特别好听。牛玉亮就跟着这只黄莺学鸟鸣,刚开始时黄莺因为害怕而不发声。随着牛玉亮模仿的声音越来越像,黄莺也和他对鸣起来。“这只黄莺是我的‘鸟老师’,整整教了我8天,每天早上它都会准时落在庙前的树上等我。第9天我离开时,看见它还在那里等我,心里特别难受。”

    在牛玉亮看来,口技表演讲究“声有韵,韵传神,神化艺,艺有情”,绝不仅仅是模仿声音。“60多年的从艺经验告诉我,学口技第一要真,就是要有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基本功、真实的知识;第二要准,就是声音要到位;最后要美,用声音把生活的美好展现在舞台上。”

    谈到口技的历史,牛玉亮如数家珍。近代的口技代表人物是“百鸟张”张昆山,在老北京天桥上,张昆山的《百鸟争鸣》曾是一绝。“百鸟张”之后,就是牛玉亮的师爷尹士林。20世纪30年代,尹士林把口技变成了视听艺术,打破了以往“围设青绫好隐身,象声一一妙于真”的表演方式,走出了八尺屏障,走上了舞台。新中国成立初期,牛玉亮的师父和师叔通过巧妙运用麦克风,实现了用口技模仿汽车、火车、飞机、大炮等的声音,扩大了口技的模仿范围。

    2011年,口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牛玉亮担起了传承人的担子,也开创了口技“循环运气法”和“循环发声法”,为口技表演开发出了大量气源和声域。

    牛玉亮介绍说,口技之难一在先天,二在后天。口技发声要用到口、齿、唇、舌、喉、前腭、后腭、软腭、小舌,这些缺一不可,一般人不用来发音的器官都要用来发音,这需要一定的天赋。除了天赋还要靠刻苦的训练。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病痛也时常找上身来,半年里经受了两次手术的他心里唯一惦念的就是不能让口技失传。牛玉亮招收了13位徒弟,“练口技辛苦,家庭条件好的孩子都不愿学这个,他们大都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全凭不定期的表演,而演出一多就保障不了学习时间。”

    现实让牛玉亮有强烈的紧迫感。“还有太多东西没有教给他们,我着急啊!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技艺教给徒弟,让口技永远传承下去!”2014年3月份,他陆续写了32年的《中国口技》一书终于出版,为徒弟们,也为社会留下了一部权威的口技教学材料。

    为引起更多关注,也为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牛玉亮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级非遗口技展演”中,展演于2015年7月6日、7日在天桥剧场进行。一个月的准备时间,13位来自不同省市的徒弟被召唤回来,师徒吃住都在一起,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牛玉亮精心指导徒弟们排练,在创新上“大做文章”。他创作了不少新节目,像口技情景剧、口技民俗舞蹈、口技小乐队、口技沙画表演等。在一个名为“草原情”的口技节目中,牛玉亮的徒弟们同时模仿苍鹰、百灵、牛、羊、马等动物的几十种叫声,并与马头琴和呼麦结合起来,听罢让人感动落泪。

    “让更多的人热爱口技,让这门延续两千多年的艺术传承下去,这是我永远的心愿。对我来说,口技比生命还重要。”牛玉亮说。

(摘编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

李满星

    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日本威胁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适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适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收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并未得到当时热血的留学生认可,反而被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入敌手。胡适悲愤不已。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

    1937年盛夏,庐山显得比入年更加热闹。胡适胸佩“五老峰”徽章,心事重重地从北京辗转来到庐山,应邀出席“庐山谈话会”,共商国是。

    早在1928年4月7日北伐全面胜利、南北一统之际,胡适就曾到过庐山浏览。那次,胡适心情愉悦,访古探幽,兴味盎然。游览陶渊明故里的陶公祠后,胡适还戏作《陶渊明同他的五柳》: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次,是胡适二上庐山。他既没有第一次上庐山时的闲适,也无重游名胜访古探幽的雅兴,而是心事重重。

    7月14日,蒋介石请胡适喝茶一叙。胡适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蒋介石为之动容。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民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以及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介石宣布对日作战的决定。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就在这一天,胡适忍辱避战的是彻底动摇了。

    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事爆发。至9月初,上海战事持续一个月,胡适看到军民抗日士气之高涨,思想开始发生很大转变,认为避战只是梦想,不抵抗所得的只是“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从此,胡适抛弃了避战求和的梦想,认为“和比战难百倍”,思想开始走向苦撑待变。

    8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与日本一战到底,并决定委派胡适出使美国,争取援助。

    1937年9月26日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一下飞机,胡适便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午餐后,他立即到大中华戏院发表《中国能战胜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侨胞。30日,他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演说。在演说中,胡适表示对侵略战争是不能退让的,要阻止战争只能用战争来消灭它。胡适还大胆预言美国将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去拜访罗斯福总统。胡适早年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和罗斯福是同学,加上当时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视其为上宾,关切地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

    到1937年11月底,胡适创下五十一天行程一万零六百英里,演讲五十六场的纪录,累得四十六岁的胡适在当年年底就以及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至第二年7年,他走遍了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驻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观。

    1938年9月17日,蒋介石任命胡适为新一任驻美大使。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开始进攻广州、武汉。胡适可谓率命于危难之间。1938年10月5日,胡适第六次到美国,但这次身份变了,他这次代表的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

    自此,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的抗战外交开始了。10月27日,胡适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他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罗斯福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

(节选自《胡适:书生大使的抗战外交》,有删改)

相关链接:胡适的同事温源宁教授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狂热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就开始成型。好运时,他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选自《胡适资料简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陆谷孙: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著名救育家、翻译家、复旦大学杰出教授陆谷孙先生因脑梗中风,数日抢救无效,于昨天13时39分结束了他77岁的学术人生。陆谷孙先生是英语文学研究专家,尤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和英汉词典的编纂,更是作为累计印数超过千万册的《英汉大词典》主持编撰者,将名字刺在这个时代,并为翻译界学者、社会学习者所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陆谷孙先生的父亲陆达成精通法文,曾翻译过都德的《星期一的故事》短篇集,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对外语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后,陆谷孙先生开始接触英语,培养了他对莎士比亚的兴趣,使他日后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造诣颇深。陆谷孙先生晚年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有人提出的“母语教育令人担忧,因为英文教育太盛行”的说法。他认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果没有合格的英文,难称合格。”

    1976年,陆谷孙先生开始参与《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和编写;1986年,他被正式任命为《英汉大词典》的主编。传说在欧洲,惩罚一个人的方式就是让他去编纂词典,而这在陆谷孙先生眼里,却成了一份乐事。他在《英汉大词典》前言中写道,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

    在17年成书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先生坚持到最后。直到1991年,这本从“文革”时期开始编写的第一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大型双语工具书终于出版,全书4203页,1500万字。校对完最后一页后,陆谷孙先生开玩笑地写下了“ZZZ”作为全书结尾,意为词典编成,终于可以“痛快地睡了一觉”。《英汉大词典》被香港学者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后来,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不过,陆谷孙先生并不认为编成《英汉大词典》有多么值得骄傲,面对获得的尊重和荣誉,他一直淡淡地说:“存者附得虚名,殊深内讼。”

    陆谷孙先生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热爱教书的他,从教30多年来未曾离开过教学第一线,再忙再累,学生的需求与教学安排总是第一位的。行政、科研,加上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工作量远超出了学校规定,名列全系第一。

    1994年陆谷孙先生被授予复旦“杰出教授”荣誉,自然也就没有退休的概念,除去因为身体缘故而不能再继续的课程,他几乎没有落下过一个学期的课,英美散文是他的经典课程,旁听的学生总是坐满教室。2014年的陆谷孙先生已是74岁高龄,由于身体不适,他才同意学院将他的课程设为与其他老师共同完成。先生的课堂魅力还是征服了前来听课的每个学生。人格魅力,是所有学生对先生的一致评价。

    从他留下的许多金句中,也能感受到为师者的一种风骨——“即使职称的光环去尽,我还是我: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摘编自2016年7月29日《青年报》)

相关链接:从1996年11月开始,我就跟随陆先生编写词典。先生热忱的鼓励和严格的要求一直激励着语言基本功底较为薄弱的我,给予了我无比的信心。读博期间,先生甚至还委我以重任,将外研社版《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的一部分编写任务交予我,最后出书署名时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我的后面。而对于复旦教诲过自己的恩师,先生始终不忘,用先生的原话来说“仰望复旦外文系各位师长,真可谓芒焰熠熠,大才槃槃”。先生不仅在与小辈聚餐时时常提及往事,而且曾多次撰文回忆诸如徐燕谋、葛传槼、杨岂深等先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曹小文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62年,白寿彝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

    白寿彝从1977年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德、法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白寿彝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他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1999年3月,由他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

(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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