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染戈壁

梁衡

    由西安出发西行，车驶入甘肃境内，公路两边就是又浓又密的柳树。这种柳，是西北高原常见的旱柳。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

    左宗棠是1869年5月沿着我们今天走的这条路进入甘肃的。左宗棠止步于举人，此后三次参加会试，三考不中，便无心再去读枯涩的经书，而是在乡下边种地边研究农桑、水利等实用之学，后因太平天国乱起，就随曾国藩办湘军。1866年甘肃出现回民起义时，左正在福建办船政，建海军，对付东南的外敌。朝中无人，同治皇帝只好拆东墙补西墙，急召他赴西北平叛。

    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军事建树历史自有公论。但他到西北后，发现这里的危机不只是政治腐败，军事瘫痪，还有生态的恶劣和耕作习惯的落后。大军所过之处全是不毛的荒山、无垠的黄沙、裸露的戈壁、洪水冲刷过后的沟壑。这与江南的青山绿水、稻丰鱼肥形成强烈的反差。左宗棠隐居乡间时曾躬耕农亩，准备种田教书，终老乡下。但是命运却把他推向西北，让他“达则兼济天下”，兼顾西北。

    面对赤地千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栽树，这当然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但古往今来西北不知几多战事，二栽树将军又有几人？用兵西北先要修路，左宗棠修的路宽三到十丈，东起陕西的潼关，横穿甘肃的河西走廊，旁出宁夏、青海，到新疆哈密，再分别延至南疆北疆。穿戈壁，翻天山，全长三四千里，后人尊称为“左公大道”。1871年2月左下令栽树，有路必有树，路旁最少栽一行，多至四五行。这是为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为路人提供阴凉。左对种树是真有兴趣，真去研究，躬身参与，强力推行。他先选树种，认为西北植树应以杨、榆、柳为主。河西天寒，多种杨；陇东温和多种柳。凡军队扎营之处都要栽树。他还把种树的好处编印成册，广为宣传，又颁布各种规章保护树木。史载左宗棠“严令以种树为急务”“相檄各防军夹道植树，意为居民取材，用庇行人，以复承平景象”。左每到一地必视察营旁是否种树。在他的带领下，各营军官竞相种树，一时成为风气。现在甘肃平凉仍存有一块《威武军各营频年种树记》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各营种树的情景。

    左宗棠在西北到底种了多少树，很难有确切的数字。他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称，只自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县东门六百里，就种活二十六万四千多棵树，其中柳湖有一千二百多棵。再加上甘肃其余各州约有四十万棵，还有在河西走廊和新疆种的树，总数在一二百万棵之多。而当时左指挥的部队大约是十二万人，合每人种树十多棵。中国西北自秦以来共有三条著名的大道。一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修的驰道；二是唐代的丝绸之路；三就是左宗棠开辟的这条“左公绿柳之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公路建设基本上是沿用这个路基。三千里大道，百万棵绿柳，这在荒凉的西北是何等壮观的景色，它注定要成为西北开发史上的丰碑。

    兵者，杀气也。向来手握兵权的人多以杀人为功、毁城为乐，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前朝文明尽毁于一旦。他们能掀起造反的万丈狂澜，却迈不过政权建设这道门槛。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

（摘编自201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刊文《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

相关链接：

①长夫人等（指后勤人员）不得在外砍柴。但屋边、庙边、祠堂边、坟边、园内竹林及果木树，概不准砍。（左宗棠《楚军营制》）②马夫宜看守马匹，切不可践食百姓生芽。如践食百姓生芽，无论何营人见，即将马匹牵至该营禀报，该营营官即将马夫口粮钱拿出四百立赏送马之人，再查明践食若干，值钱若干，亦拿马夫之钱赔偿。如下次再犯将马夫重责二百，加倍处罚。（左宗棠《楚军营制》）③左宗棠的同乡及幕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

    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白纸上作戏，世故里写真

——记连环画家贺友直

舒靓芫

    2016年3月16日晚20时30分，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4岁。

    说起“泰斗”一词，先生生前特地翻过《辞海》：“哪里是泰山北斗啊，看了心就慌了，哪能敢当啊？画画的，够得上‘画家’已经蛮吃力了，更勿要讲是‘大师’来。”他认为自己只是画家，而且不敢是“专家”，只是在连环画方面的“内行”。

    有人曾形容，写老上海没人写得过张爱玲，拍老上海没人拍得过王家卫，画老上海没人画得过贺友直。先生说：“我不敢当。我是从社会底层出来的人，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大家觉得，贺友直画老上海有味道。”

    1938年先生初到上海，他先在亲戚开的小工厂做工，后在印刷厂学徒，各行各色人等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那个年代的生活艰辛，工作乏味，他的乐趣是“一个月发一次零用钱，除去剃头洗澡，佘下的钱逛一趟游乐场”。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

    先生说过：“我来自民间，所以我懂得斗升小民关心啥。”所以，他把老上海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变成了连环画——《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展示了20世纪上海各行业人物的典型形态和表情，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华君武先生称先生“目光如炬，观察人间万物”，冯其庸先生则称先生的“画笔实亦史笔”。

    抗战时期，先生印象中的上海是一席“畸形的”盛宴：穷人、富人、外国人，混在一起避难；戏院、餐馆、舞厅、妓院，各种纸醉金迷的行当争先恐后地兴起。

    如今再没了那畸形的繁华，先生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做饭碗的。1996年我的一个连环画展名字叫《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说画里的作戏，是老先生独立于大众而创造，那么画外，先生则过着属于自己的真实人生，从不作戏给任何人看。

    任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先生原来住于一个“容纳了108将的大办公室”。他不爱去那种划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新式办公室，他比喻说“把人放进冰箱格子”一样，还为此画了一张《最没有人性的格局》。

    1955年，先生一家搬进巨鹿路一间30平米的一居室。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真是“一室四厅”。屋子不大，打扫起来也不麻烦，家里不用保姆，先生吃的是老伴为他烧的饭，两老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总也花不完。先生拍拍胸口，笑称虽然“买不起房”，但生活上“不差钱”，“天地之大，全在心中”。

    先生的生活中，自有一件顽皮可爱的事——爱喝老酒。每天中午和傍晚两个时段，他定会“呡几口老酒”。这个习惯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老酒，是先生艺术创作的“生命口服液”。每每有熟络的学生去家中做客，总能看到这个老人惬意地呡酒，就像《乘风凉画》里的那位老爷们儿一样，“快活赛过神仙”。

    人世间到处都是歌哭与悲欢的交替。在先生真性情的生活中，除了乐得自在，也有另一面。

    先生的画传《贺友直自说自画》，就说到过一些关于特殊期间的事情。两年都待在牛棚中，先生始终惦记着家人和孩子们。一次，妻子给他带来一罐辣酱，怕别人看出里面放了肉，就把肉丁切成了肉末。先生看着这些为他精心准备的食物，想着自己无法见到日夜思念的亲人们，他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从牛棚出来以后，先生回家头一桩事就是坐在家中餐桌上，喝老伴为他温的酒。三个幼小的女儿就围在桌边看他吮酒。画到这幅画面，先生忍不住泪如雨下。家庭圆满，儿孙绕膝，有如此的温情，只怕每一个尝过人情冷暖，看过事态炎凉的人都会情难自禁。

    饶是到了作戏之外的地方，至于世故已淡的时刻，先生依然有牵挂的事情——连环画。他是谦和的，会非常认真地说自己“思维枯竭了，最近画不出了”。在说这话时，他已经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但他依然走在“让自己的艺术水平更为精进”的道路上。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连环画由盛转衰，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热度。随着国画、油画等画种的价格节节攀升，甚至有“画面以尺定价”的，不少连环画家纷纷转向那些领域。先生却始终坚持自己，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我们知道，他的傲气不那么锋芒毕露了，但风骨犹存。

    他一生为人正直，率真而达观，冷眼给了是是非非，豁达给了坎坎坷坷，固执给了画画描描。对大众他从来都说自己只是“一个画匠”——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的顶峰。

（摘编自《传记文学》2016年5月，有删改）

钱学森二三事

    “钱学森身上有着最光辉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说。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认为，科学研究必须和中国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说，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中国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当时我只有40多岁，是比较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而总设计师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辈担任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轻的人，开始走上总设计师这样被称为‘箭头’人物的岗位。”

    “钱学森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说。

    2007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96岁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报社举办了一个“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为他提前祝寿。

    “钱老对过生日一向低调，只是家里人简单聚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说，当他把这件事向钱学森汇报时，他说：“向我学习，我不敢当。但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希望会议开得成功。”

    “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曾经与钱学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礼院士认为。

    但在钱学森眼里，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决不是单个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过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涂元季说，在钱老与别人的书信中，他反复强调，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实验，是几千名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立的创造。“我只是沧海一粟。”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