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巷者

庄因

    从我的门口通往闹街，是一条长巷。

    巷子的前一段，左右对立的是些高级住宅，朱门白墙，煞是美观，经常有几辆小汽车停靠在巷的一边。巷子的后一段，是参差不齐的克难房子，我所住的，便也是其中的一个。

    午间，巷内行人不绝，人们像走马灯似的往来于闹区与冷静之间。到了晚上，一切活动都被黑暗所掩蔽，巷子里静得犹如一条无声的河。

    我每晚都要经过这条巷子，而时间往往接近午夜了。当我自巷口下了汽车，独自走在这幽幽的深长的峡谷中，听着足声清晰地震荡着，心里便有遗世独立的感觉。

    我很愿意用这段富有诗意的宁静，去澄清脑子里一天来堆积着的琐碎的片段问题，同时，结构一些对于新事物的思绪。

    我放缓了步子走，虽然在我感觉中，这条巷子是很长的，但走过去却非常快。每次转过一个小弯以后，远远的一盏微弱的灯火便像流星般滑落在巷口，这颗星似的灯，体积固然很小，但给我的感受又何尝逊于大海茫茫中出现在港口的灯塔？

    当我每次快走进那个转弯的时候，心里便自问着：“它仍在么？”

    然后，我转过弯，承受着希望的欣喜，我的脚步也像有力而加速了，仿佛新的明天已经有这一点光亮，先透露给我。

    这盏孤灯的主人，是一个卖面的老人，我说他老，也许并不确实，不过，他确已鬓发斑白。我与他相识，是在一个寒雨凄风的夜晚。

    我竖起衣领，向前倾斜着疾行。再也没有往常那种悠闲的想法，只觉得这巷子长得讨厌。风加了细雨，喷洒在身上，有一股刁钻的风溜进衣领，全身像触电似的痉挛起来。忽然一阵竹梆子的声音从前面传递过来，我抬头看，一层雨雾散在那灯火的四周，老人笼着手，靠了墙壁坐着。我忽然觉得他是异常孤独的。

    坐在面摊旁的长条凳上，热的蒸汽扑在脸上，隔着水雾，渗过凄迷的光，看见的是他满脸的皱纹，和一双似乎困倦的眼。

    “吃啥？”他问。

    于是我们便由一碗牛肉面交谈起来。

    “俺在大陆时当过县长，谁知道要来台湾卖面？”

    真的，谁会想到来台湾一住十年呢？

    我想，谁也料不到自己的生活，那么，处在一个新环境里，便去多多培养自己，料理新生活吧！生活没有绝对的舒适与穷苦，那只是感受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于它单纯肯定而产生的印象。我与他真是素昧平生，相遇他乡，不是奇迹么？

    我把一碗面连汤喝完，觉得特别的舒适和温暖，我拭过嘴，微笑地望着他。

    “你不要看俺头发白了，没关系，俺儿子可大了！”他似乎猜透我心中优越的感觉，于是这样说。

    我没有再答他什么，心里忽地充实起来。我想：是的，我们的下一代都大起来了！回家，快了！

    雨仍下着，风仍刮着，我站起来向他告别，转身走去，不禁回头又看了看，想，只留下他一人在深夜守着这长巷，是太不该了！

(选自《海外华人散文选》)

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 “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最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1956年，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明确把什么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和前提。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且都是将其同国情、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同国情问题、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紧密联系的。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拓展。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指面对新的社会需要，我们的供给还有许多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谓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有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供需结构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群体发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质量和效益还需要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这就要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成为我国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个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因此，应把对最大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与时代同行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节选自2017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海爷

王春迪

    马三是海爷府上的伙计。一次，他给海爷去外地贩货，还在路上呢，他的媳妇得了恶疾暴毙。

    乡里有个风俗，丈夫外出时死去的妇人，她们的棺材要暂存在城郊的杂树林里，人们称之为“媳妇冢”，直至丈夫回来才能迁入祖坟。如若等不到这一天，那么，这片杂树林就是她们永远的归宿了。

    马三媳妇埋到“媳妇冢”后的第三天，有消息传到海爷府上，说马三几个人在贩货的路上遇上了山贼，马三连人带车从几百丈的山崖上滚了下去，尸骨无存。

    马三贩的货里头，有貂皮、鹿茸、山参，几千两银子的货，海爷愣没问一句，只是吩咐管家把马三那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叫来。孩子讪讪地来了，海爷让他们走近点，大的拍着肩膀，小的抚着脑后，说：“从今儿个开始，你们到府上的家塾来读书吧，跟少爷们一起吃，一起玩，愿意的话，就跟府上的姓吧。”

    小的头上还沾着几根稻草，海爷将稻草一一捏了下来，回头对下人说：“带去收拾收拾，爹娘不在，更得有个样。”

    这时，管家上前一步，问：“东家，马三的媳妇咋办？”管家的意思，马三死了，马三的媳妇进不了马家的祖坟，只能永远扔在荒郊野地里，任那些野狗刨去了。

    海爷叹道：“马三死了，媳妇再扔外头，于心何忍？你去走动走动，钱能解决的事，就不叫难事。”

    当晚，管家就捎回马家的话，马家人说，马三既然回不来，那女人，就不能算是马家的人了。

    管家本以为海爷听罢会火冒三丈，哪想到海爷突然笑了，他招了招手，管家凑了过去，海爷低声说了几句，管家话没听完，眼已瞪得大如铜铃，他张口结舌地说：“娶……娶一个死人？东家，这……这事使不得！”

    海爷瞪了管家一眼，管家不敢吱声。海爷的意思，是想把马三媳妇“娶”过来，也就是结个“阴亲”，然后把她安葬在自家的祖坟里。

    无奈，管家硬着头皮去马三媳妇的娘家，像模像样地下了礼。马三媳妇的娘家人你看我，我看他，都不知海爷演的哪出戏，但是看着一桌白花花的银子，眼睛直放光，便立刻允了。

    之后，择了个良辰吉日，一阵鼓乐鞭炮，海爷郑重其事地将马三媳妇从“媳妇冢”里请了出来，而后一路吹吹打打地将她“娶”进了自家坟地里。

    在老年间，死人之间娶阴亲，这是常有的事，不稀罕，可活人娶死人，那叫一个新鲜！然而，对此，好嚼舌根的街坊们没一句二话，只夸海爷仗义！

    说起海爷“迎娶”马三媳妇的那个晚上，着实瘆人。那晚，海爷府上专门布置了一间“新房”，床上放着马三媳妇曾经穿过的衣裳。天黑之后，明月半墙，树影婆娑，秋风阵阵，海府上上下下，紧闭房门，吓得不敢出来，唯有海爷，面不改色地进了“新房”，房门一关，和衣而睡，一夜鼾声如雷。

    本来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哪想到三年后，马三竟活着回来了！

    起初，马三为海爷走南闯北，很是卖力，可后来他见海爷日进斗金，钟鸣鼎食，呼风唤雨，前呼后拥，便渐生嫉恨。马三不甘心给海爷跑一辈子腿，思前想后，便暗中串通山匪，将海爷的货全部给劫了，自己还将空车赶下悬崖，造成一种坠崖而死的假象。事后，马三用分得的钱，去关外闯荡，凭着一腔不要命的狠劲儿，竟也发了财。这次回来，本打算接妻儿远走，一打听，儿子随了海爷的姓，媳妇早已去世，再一问，自家的媳妇竟然埋进了海爷家的坟地里！

    这天，马三背着一个重重的包裹来找海爷。见了海爷，也不说话，将包一甩，里面“叮叮当当”倒出一地闪闪的金银。马三昂着头，扯着嗓门嚷嚷：“这些，还你。”

    管家见到马三，撸着袖子，想冲上去，被海爷一把拦住了。海爷微微一笑，说：“坐，马三，坐吧。啥时带人，随你。”

    马三也不坐，说：“活的我现在就带走，死的，等我算好了日子告诉你。”说罢，马三转身就走。

    数日后，马三带着足有百步长的队伍，一路吹吹打打，吆吆喝喝，直奔海爷家的坟地。海爷远远地用手一指：“就是那个。”马三大步走了过去，跪在坟前，重重地磕了仨响头，却没掉一滴眼泪，然后他转身一吼：“挖！”

    随行的五个壮汉，手持家伙，“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不料一个极为普通的坟，挖了一个多时辰也没见到棺木，挖的人一个个累得连铁锹都拿不动了。马三骂了几句，抢过家伙，自己跳到坑里，挥汗如雨地干了起来。可是，眼瞅坑深得已过一人高，愣是啥都没有！

    马三爬了上来，喘着粗气，斜着眼睛看着海爷。

    海爷眉头一皱，招呼府上的家丁帮着挖，谁知刚刚下到第二铲，便碰到了马三媳妇的棺材。

    围观的人顿时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大伙都说，忘恩负义的马三，连他死去的媳妇都看不下去了，就不愿跟马三走！连鬼都敬重海爷的仁义，这马三，真的连鬼都不如！

    此时，马三面如白纸，浑身发抖，再也没敢看他媳妇的坟穴……

书匠（节选）

葛亮

秋天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

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

父亲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许多业界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馆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省外的专家，都主张将整页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你说说看，仪器做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一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

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

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

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

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

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

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天工开物》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苋”。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

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孩子出去玩玩。

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

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十八型的自行车，带着我，穿过了整个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庙，停下来，给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

老董说，咱们看秋去。

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墙处停住了。

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萧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的树。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

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

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

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

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中摇荡。

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

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您的后人来了。

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

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啊。

我问，橡碗是什么呢？

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壳子就是橡碗。

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一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便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

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

老董这才回过神，说，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哪朝哪代的旧书，可都补得赢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

我听了恍然大悟，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

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作，老董摇摇头，说，本来，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

（有删改）

忆长征

杨成武

    夜晚，正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部队在乌江边上迎新守岁。以往，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每逢过年或者“八一”，都要举行一些联欢活动。

    记得一九三三年在藤田，各种活动之规模异常宏大。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作战有功的同志颁发红星奖章。那次，军团奖给我们四团一面红彤彤的大旗，上面写着“英勇冲锋红四团”几个醒目的大字。

    温坊战斗胜利之后，在福建长汀南山坝进行的一次文娱体育活动，又别具风味。那次，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热情真高，百忙之中编写了一个以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收复英租界为背景的剧本，还亲自担任角色登台演出。

    我们更是活跃，做游戏、运动比赛……全和战士一起，闹成一团。常见的一种游戏——击掌传手绢，总是引得大家笑声不绝。还有什么“矮人过桥”（钻凳子）啦，比赛唱山歌啦，名堂多得很。在那热热闹闹的气氛里，同志们回忆一年的战斗与工作，谁都想争着摆一摆，谈一谈。

    今晚，在寒风料峭的乌江边上，送旧岁迎新年，与昔日相比，自然别有一种滋味，但各连还是开了晚会。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激励斗志。我们的红军队伍，尽管刚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了重大损失和挫折，但依然斗志旺盛。

    “突破乌江”“拿下遵义、桐梓”“到遵义去过新年”“乌江虽险，又怎能挡住红军飞渡”这些口号，成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决心和信念。江风带着冰冷的寒气从低矮的房顶掠过，然而凡是有我们红军在的每间屋子里，都热气腾腾，飞出窗外的都是那铿锵的誓言。

    天将破晓，耿飙同志还专门叫小白弄了一小锅红枣炖鸡，这实在要算丰盛的节日美餐了。吃罢早餐，耿飙同志和我踏着露珠，到渡口进行实地侦察。一到江边，嗬，果然名不虚传。只见江水滔滔，水清湛然如碧。两岸悬崖绝壁，仰首不见其顶。望江边，白雪铺满大地，沿江的竹子都给沉重的积雪压弯了腰，随风轻轻摇摆，像在向我们欢迎致意。这一天，天气阴暗，冷风嗖嗖，大雪纷飞，只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想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敌人的计划看来不能实现。一问老乡，才知道，就是平时天晴，江面浓雾弥漫，能见度也很差。显然，不能再犹豫等待。耿飙同志和我看完后决定：用机枪扫射对岸，来一次火力侦察。

    “哒哒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从江面响起，敌人隔着雨雾，不知虚实，便匆匆忙忙地还起枪来。原来，在我们江对岸的渡口，敌人配备有连哨。这时，老乡还告诉我们，敌人在江对岸挖了工事，离江岸约两华里（1华里=0.5千米）的一个大庙里，驻扎了部队，半山腰里，还有敌人的一个团。

    下午，我带着负伤未愈的隐痛，与耿团长一起向师首长作了汇报。师首长明确指示，既然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较强，兵力较多，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较弱，就同意我们的决心：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五百公尺（1公尺=1米）处的小路。临走时，师首长告诉我和团长：“佯攻处声势要大，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返回团部后，耿飙同志与我分头动员，组织力量。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当天下午，我们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材料，引得对岸的敌人一阵紧张，不仅时而机枪时而步枪朝我们开火，而且使劲地加修工事。就在这时，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悄悄赶制了几十个竹筏，连夜又到各个连队去挑选能攻善战且识水性的战士，准备挑选十八个同志。战士们一听说要凫水过江，执行强渡任务，个个都争着要去。

    我正要去三连，三连长毛振华同志听到这个事后就找来了。他“毛遂自荐”地说自己一定能完成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为此，摆了很多理由。毛振华同志我熟悉，二十四五的年纪，瘦高个子，人机警聪明，说话声音很响，是湘江边上长大的庄稼人，曾经给贺龙同志当过勤务兵。他打仗勇敢得很，像只猛虎，但是水性好不好我不大清楚。他见我怀疑他的水性，衣服一脱，说：“行不行，当场扎两个猛子！”引得在场的同志一阵大笑。

    要求过江当先锋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可把耿飙团长和我忙坏了，直到半夜一点，还有人争着要去，争这十八个名额中的一个。有的同志没被挑上，不服气，直接向团长和我请战。

    第二天，试渡开始了。为了不失时机，决定在早晨进行。这一日，风嗖嗖，雨绵绵，刚下过一场雪，天出奇的冷。上午九点钟，佯攻先行开始。我们打出了第一排机关枪子弹，敌人就慌慌忙忙进入攻势，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乒乒乓乓，十分热闹。就在这敌人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儿，我在渡口上游五百公尺的一个竹林里，正面对即将下水的八位勇士。这八名是从十八名勇士中选出来的，他们的任务是拉过去一条缆绳，以便后续部队渡江。

    我对这八名勇士说道：“同志们，战斗打响了。今天下雪，天冷，有风，风也冷，江水更冷，但是，再冷，也不能阻挡我们红军凫水过江！”毛振华同志第一个站出来，说：“为了突破乌江，完成战斗任务，冰水我们也要过去！”

    “好，祝你们成功！”说着，我手一挥，小白连忙端过来一壶酒，我和团长给这八位同志，每人斟了一碗，然后说：“祝你们胜利！”八位同志高举酒碗，一饮而尽。

    “出发！”耿团长发出命令。

    八位同志几乎同一个时间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腰里缠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绑好的手榴弹，“扑通”一声跃入水中，他们一手拉着一根绳子，一手轻轻地划着。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