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瞽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捉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或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粉丝经济”正在打破着什么

钱好

    日前，少年偶像团体“TFBoys”的成员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专门请来美国当地舞团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快闪”表演，并包下时代广场11块LED大屏为偶像庆生。“粉丝经济”以这样一种高调的方式，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如果仍然从传统的追星角度来看，这样的行为实在疯狂到令人无法理解。但有研究者指出，相比以往一味地购买明星周边产品、跟在偶像身后“围追堵截”，这一事件实际上预示了“粉丝经济”正在经历的新变化，今天的粉丝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佳山说：“过去，人们常用‘脑残粉’来形容追星的盲目，但这个词语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粉丝了。”他以“韩粉”举例表示，这在人们的印象中，曾经是一个对韩国明星狂热崇拜的群体，但“95后”“00后”的“韩粉”会主动对明星提出要求，对经纪公司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在言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有任何侵犯。这份理智背后，固然有这一代年轻人独特的成长环境的影响。作为普遍接受良好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些粉丝往往更独立、有主见。

    同时，在孙佳山看来，新一代粉丝有着“真实消费”的需求。“以往的粉丝崇拜完美的明星形象，这种追求也导致了他们的不理性。所以刘德华结婚的消息公开后，会出现粉丝自杀的极端情况。”但是，完美型明星对今天的粉丝来说并没有太大吸引力，年轻人更喜欢与自己接近的，有“伴生性”、真实感的明星，诸如鹿晗等新一代人气偶像皆是如此，粉丝一步步见证了他们出道后的成长历程，也乐于看到他们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甚至偶像的缺点也会拉近与粉丝之间的距离。里约奥运会期间，傅园慧率真可爱的言谈为她赢得数百万粉丝，就是“真实消费”的一个鲜活案例。正是对真实感的追求，让新一代粉丝远离了“迷信式”的盲目追星，对偶像能有更加理智的平常心。

    粉丝们的“惊人手笔”，远不止“承包”时代广场这一桩。在偶像生日当天包地铁、包飞机都是近两年的寻常事。更多粉丝为偶像承担起了宣传、公益等活动。王嘉尔的粉丝集体为他购买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鹿晗的粉丝则在《重返20岁》上映期间在影院包场，请养老院的老人免费观影；黄子韬与经纪公司解约后一度面临形象危机，其粉丝主动以他的名义向埃博拉疫病区捐款，还筹建了一片公益森林，帮助他重塑形象。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追星，今天“粉丝经济”已然能够替代传统的经纪公司，进行偶像的包装、宣传工作；拥有了强大的能量。

    面对这股巨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相比用固有思路一味批判、压制，简单的“堵”和“批”已然不合时宜，如何真正理解、对话背后的群体，并合理运用这股能量，是更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波轰轰烈烈的“粉丝经济”，很大程度上正在推动新旧两种明星制的更迭———在20世纪的传统明星制中，电影、电视是主要的晋升途径，因此，传统的明星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建立在“粉丝经济”基础之上的全新明星制，为众多三四线演员、艺坛新秀，乃至“网红”，提供了成为明星的机会。比如鹿晗在成为大众熟知的偶像之前，已经作为演唱团体“EXO”的一员，拥有无数拥趸。换句话说，电影、电视不再是造星的唯一途径，“粉丝经济”为更多普通艺人的成名降低了门槛。

    不得不承认，当下一些依托“粉丝经济”走红的新生代偶像，接替了传统大牌明星的位置，继续享受着“天价薪酬”，资金泡沫也是“粉丝经济”时代文娱行业仍需警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合理利用粉丝的能量，“粉丝经济”将大有可为，很可能成为打破资源垄断等行业困局的契机。

（选自《文汇报》2016年10月16日 有删改）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①《周易》传说为周文王所作，它被国人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西方的古典传统来源于古希腊时代。这个时代的古典主义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简约、对称、节制。在这些美学原则的背后，隐含着古希腊人对完美以及理想形式的追求。用古希腊的古典主义美学原则解读《周易》乾坤二卦中体现出的古典美，可以探访两种文明之间深层的相似与不同。

    ②《周易》的简约之美不言而喻。就大的方面看，它取象以尽意。就小处来看，《周易》卦爻辞简约的特点更是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字如千钧，意象饱满，意蕴深厚。以坤卦的初爻辞为例，“履霜，坚冰至”，杨静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此爻讲行旅之人的旅程及在途中的艰难。《文言》则将此爻用于人伦，认为弑君、弑父之事的发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依此例可以得见，《周易》卦爻辞简约之下藏有丰富的意蕴，其用词简约制造出语言十足的张力美。

    ③在有关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的论述中，“对称”这个概念往往与其他概念紧密相连，如秩序、匀称、和谐等。在古典主义美学的奠基者贺拉斯那里，则被称为“合式”，强调作品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协调，从而构成首尾贯通的和谐整体。对称和谐在乾卦中有着完美的体现。首先，乾下乾上构成全阳爻，光辉灿烂，没有瑕疵。其次，六爻之间上下呼应，形成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对称关系。再次，每两爻一组，象喻天、地、人的联系与互动，究其终是看人在天地构成的时空维度中如何做到静则专、动则直，以悠游于天地间，达到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可见，乾卦结构上的对称呼应着意义上的和谐。

    ④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体现出对适度与节制的推崇。他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道”在于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法，以合适的度，对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在乾卦中，“潜龙，勿用”“亢龙，有悔”，“在田”好，“在天”好，体现出适时、适度，应时而变的重要，对中正柔和的欣赏，以及对过刚过亢的警惕。

    ⑤由此可见，西方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适用于《周易》的美学解读。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推求：在古希腊文明中，对“正义”一词推崇备至。追溯至《荷马史诗》，“正义”意味着天生万物，每一物都有自己应处的位置、应得的利益，每个人都应得一己之所得，不企图得到他人之物。体现出对天地间万物和谐相处的追求，这与《周易》中有关天地人的思想相同。另外，中希两种古代文明中都有对“终极”的推求，试图把握万变中的不变，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但在西方文明中，对“道”的追求源于对“器”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希望通过对超越性的东西的追求来突破人类世界的有限性，这引导着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求知求真。而在我们中国，对“道”的认识和追求，用来断吉凶、知进退，非常务实。

（选自安宁《〈周易〉的古典美》，有删改）

    ①西周末年，周室衰落，儒家认定的王道政治不再行于世界，儒家人抱救世之心，致力于恢复王道秩序。

    ②儒家“王道”之论，根源于《尚书》、《诗经》等经典。《尚书·洪范》对于王道秩序的描述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其核心是王必须建立起一种准则，这个准则要正直公正。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所谓“‘遵王之义’‘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在这里，王道的意思是一种可以为天下效法的中正无偏的合理秩序。

    ③孟子在理念上坚持王与霸之间的严格区分，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那种通过强制的方式让别人服从的做法是儒家所反对的。

    ④在霸道政治为基础的战国时代，儒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王道实现途径。

    ⑤首先，是孟子的思路。孟子与孔子类似，主张富之而后教之的社会治理的顺序。“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将王道视为畏途或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都是一种自我退缩的做法，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要培养通向王道的信心和“决断力”。

    ⑥其次，是荀子的思路。荀子的立场似乎更灵活一些，他甚至对秦国的状况进行了有保留的肯定。他并非决绝地反对霸道。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下，荀子认为，霸道虽德未至、义未济，但是以一种诚信的态度，富国强兵，使国土得以保全，也可算是一种权宜之策。所以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真正反对的是使用权谋获得政权的人。

    ⑦对于实现王道政治，儒家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但不认为只能依靠明君和贤相，而是那些推行王道政治的君王，才能被肯定和推崇；历史上许多的明君和贤相因为没有推行王道政治而被指摘。《论语》中“管仲之器小”儒家普遍认为，孔子因管仲没有辅助齐桓公行王道，而批评他。

    ⑧作为一种古典思想，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修养对于社会顺利运行的重要作用。儒家认为外在的强制力并不如心悦诚服更有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要重视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的道德素养的培育，惟其如此，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⑨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并非是要以一种原教旨般的态度，将儒家一些因时因地而勾画的制度设计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实的中国，这种拘泥于“迹”而不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做法，势必会使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需要完整了解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并体会儒学的真正内涵，思考儒家对未来社会治理秩序建构的可能性。

(摘选自干春松《儒家王道社会理想及其实现方式》有删改)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