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2012.4）

    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材料一：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高发人群，又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医疗服务供给则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选自《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人民时评）》）

材料二：

    目前会议营销已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会议营销的特殊性则令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十分挠头。

    在会议营销现场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为合法正规产品，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而企业人员在会议现场进行的违法宣传和销售等情形，又面临着定性难和取证难的问题。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会议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往往会产生违反《食品安全法》经营销售、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违法企业用严重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食药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分别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衔接的制度设计，尽可能突破取证、定性难题，防止因职责交叉造成监管缺失。

（选自《保健品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材料三：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偏向情感相关的导向，往往高度关注亲情、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等。而往往那些忽悠人的骗子都有着相似的“套路”：首先打亲情牌，跟老年人唠家常，接着给老年人一些小恩小惠，提供免费体检等服务，再然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年人从众心理在起作用。老年人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往往与主流社会脱节，不能全面获取信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为了使自己不处于孤立、低落的状态，行为都会受“从众心理”驱使，会盲目地购买。老年人相对更容易贪小便宜，且又有着太强的“自尊心”，即便知道被骗后也往往难以向子女启齿。就是很多骗局盯上老年人的重要原因。

    子女可以多多陪在老人身边，耐心、积极地和老年人交流，使老年人感觉到安全与陪伴，并让老年人相信子女才是最可信的人。今后一旦有骗子要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与子女商量，减小被骗的可能性。

（选自《关于老人受骗我们可以做什么？》）

材料四：老年人遭遇骗局后不愿寻求帮助的原因

（选自《理财、保健品处处有陷阱 老年人缘何成诈骗重灾区？》 ）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诗经》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先秦时期即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

    《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所创造的“发愤抒情”以升华人生苦难和命运悲剧的方式。屈原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摘编自韩高年《论“诗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