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古建筑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着不同的情感，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中国的建筑是儒家文化的反映，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西方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中国人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的和庇，“仰视天文，俯察地理”，建筑讲究背靠大山、面对平川，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西方人则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

   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的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的关系。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

   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上平面铺开，体现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的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追求个性化，形成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庄严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的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西方建筑美的构形其实就是几何形体，甚至于像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是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销云散”时，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看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取材于《品阅中西建筑艺术之美》）

生态文学

王必胜

    时下，生态文学是一个亮点。生态与文学的关联何在？生态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志于此的人们所关心的。当一个社会自觉地以自然为友，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的进程。特别是人们面临着生态自然的好坏，环境条件的优劣时，会对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如何与GDP同步发展等问题有新的期待与新的诉求，于是，文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生态发展水平纳入自己的视野。文学为生态建设，为环境保护，为自然可持续发展，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纵观全球，生态文学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关注点。

    生态文学，其实是大自然文学，是书写人们在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心情感受。生态文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生态环境成为书写的对象，山水田园，风花雪月，自然生灵，皆成文章，铸成大雅。“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春来江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是自然的吟唱，是生活的感怀，是风光的唯美颂歌。二是，忧思于自然世界的恶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所谓寻找“诗意地栖居”，生态优化型的社会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于是，在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笔下，生态自然成为主角。书写高山大漠、森林河流的治理保护也为一时之盛。社会呼唤文学的多样化，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更让文学的多样成为可能，有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正因为生态文学的界定莫衷一是，所以生态文学的历史状态和文本样式也相应地难以归类。但是，对于优美的自然，倾情地讴歌，从中提炼出醇厚的诗味，纯美的文意，是一切类似的文学经典化的表达。如果宽泛地理解的话，生态文学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东晋时期的山水诗巨将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清新的韵致，其闲适的意境，其婉约的意象，给人一种心闲气自华，有牧歌般的轻快情味，从中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恬淡，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亲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成为千古绝句。大约相同时期的陶潜老先生，以采菊东篱的闲情逸致，唱出了自然与人生的高致情味，其意象与境界，是自然生态的优美写照。他们或许是中国古典生态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美国的梭罗，瓦尔登湖旁的轻唱微吟，远离尘嚣，以自然为伴，以沉静自修的禅心，把文学的功利与社会的负累置之脑后，人生的旷达与疏放，成为作品透视出来的精神光点。还有，俄罗斯的普列什文，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他的《林中水滴》《大自然的日历》《大自然的眼睛》，细腻描写了大自然世界中生命的平凡与灵动、坚韧与高洁。高尔基评价说：“他的心灵与土地、森林、河流，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从未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评价道：“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器官”，大到一片森林，小到一颗水滴，他都有熟悉而生动的书写。

    所谓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生动而沉静的书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舒缓的抒发，是一种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纯。因此，作为生态文学的倡行者和实践者，我以为，主要是用一种亲和的态度，描绘出每个人心中的自然，以人性情怀书写每个人心中的自然风物。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生态文学之魂。如同陶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自得的优雅，如同梭罗的心闲神定的自在，如同普列什文的笔下，那些自然生灵，有如亲人似地悠游于你的身边，牵手于你的衣袖，或者，你以“亲人般的关注”，将自然“艺术化的方式，打动人心”。当然，还有，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家，也要像普里什文一样做生态和环保主义的捍卫者，贯穿在身体力行中。

    生态文学不仅是一种纯美的文学，她的厚重在于，既书写这个自然世界的优美和谐，丰姿神韵，也抒发人类对于大自然保护的一种责任。可见风物，也见人文，表达对于消失的风物和失落的生态文明的忧虑。也许，后者是当年陶潜、普列什文、梭罗们所没有想到或做到的，而凸现人文精神，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文学的书写，是生态文学行之高远的灵魂与精髓。

（选自2013年01月11日 《文汇报》）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审丑快感

童庆炳

    在艺术中，形式不是消极的因素，对内容而言，它是一种征服力量。因此，审丑快感的产生往往是形式征服内容的结果。如果一篇文学作品，所写的是病态的、畸形的、贫弱的、不和谐的、丑陋的、卑劣的对象，那么就单纯内容而言，所引起的是不和谐感、厌恶感或愤怒感。然而，这些内容倘若得到了艺术形式的生动、优美的表现，那么就又会产生和谐的、愉快的审美反应。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厌恶与愉悦相混合的情感。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由于形式的征服力量，形式克服了内容，丑化为美，这两种情感终于融为一体，转化为一种真正的美感。

    德国学者鲍姆嘉通在《美学》一书说过：“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较美的事物也可以用一种丑的方式去想。”的确，在艺术创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美的对象，由于艺术表现的拙劣，结果只能使读者兴味索然，根本谈不到什么美感；反之，一个丑的对象，由于艺术家用美的方式去想象、去表现，而使读者兴味盎然，情不自禁地叫道：“丑得如此精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特别是他后期的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怀念他已失去的皇帝的生活。词中所流露的是他对富丽奢华生活的留恋，仅就内容而言很难说是美的，但这种并不美的内容经他优秀的抒情技巧和形象化艺术语言的表现，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艺术魅力，使读者不能不引起共鸣，并激发起美感。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说：“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的奇妙的特权之一。”

“忠”价值观在《诗经》中的体现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忠”的观念往往被单一地认为是臣子向君主尽忠。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源头、文化的源头去看待“忠”时，便可以发现“忠”价值观更广泛的意义。“忠”这一价值观具有双向性，既指向臣子，又指向君主。《诗经》中人民对君臣就有着这种要求。

    《诗经》中有不少要求君主之忠的诗，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平民百姓的口吻，通过描写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控诉统治者；第二类是直接描写统治者的行为讽刺统治者骄奢淫逸、听信谗言的刺诗；第三类是歌颂君主的颂诗。第一类诗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鸨羽》等，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讽刺统治者没有忠于民，使国家之根基——百姓的生活风雨飘摇，自然也就置国家于不利之地，既违背了利民之忠，也违背了卫国之忠。第二类则从伦理道德层面评价君主，例如君主生活上的腐败、荒淫等。《鄘风·墙有茨》揭露卫国宫廷生活腐朽糜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子妻父占，《郑风·南山》讽刺襄公淫妹等等，我们很难相信一个私生活紊乱、伦理道德沦丧的人能公允地统治一个国家。第二类与第一类一样都是体现了君主违背利国利民之忠，一样都是从批判昏君的角度探寻“忠”的涵义。第三类主要集中在《大雅》中，如《文王》《绵》《棫朴》等歌颂文王功绩的篇章，从正面歌颂明君。从这类诗歌中，可总结出明君的共同之处：励精图治，开创基业。贤明的君主要想遵循“忠”这一伦理，既要在政治上有建树，忠于民忠于国，又要修身养性，忠于人伦道德。

    《诗经》中关于臣子向君向国尽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得重用的贤士对于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而不能实现自身价值所发出的愤慨之声；第二类是贤臣的谏言；第三类是臣民不明的人针对统治者无所作为、骄奢淫逸而作诗讽刺，这一类在前文“君主之忠”中已提及，在此不再赘述。《邶风·柏舟》是卫国贤臣忧谗悯乱之诗，顷公在位期间，政治混乱，小人当权，卫国贤臣目睹国势衰败，心存危亡之虑，于是作此诗以抒泄满腔的幽愤。这位贤臣让我们领悟到了“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他的忠心已超越了对自身价值不得实现的苦闷，上升到了与国同哀的高度。《邶风·式微》《陈风·墓门》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臣子进谏的行为。《式微》是黎国臣子劝黎侯归国之诗，全诗只有两章，“式微式微，胡不归？”读来可想象出臣子心中压抑着痛苦，纵然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无力地问君主，国势如此衰微，为什么还不回归故国呢？若不是对君主还抱有希望，若不是那颗赤诚的效忠之心，大概是无法发出如此满含忧虑的诤言吧！

（选自《青年时代》2018年13期，有删节）

从园林内涵上来讲中国传统园林是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集大成者，它体现了造园之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造园艺术水平体现于当时在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人们的理想和他们的审美上。而中国古代造园主体往往又是文人这一特殊阶层，因为他们既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也具有完善的审美能力，他们或多或少的参与到造园活动之中来，在历朝历代的私人园林营造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即使是皇家园林也从宋代开始在审美取向和思想上向文人化转变。传统园林设计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与文人的绘画、书法、诗文有着共同的渊源，它们是一个艺术融合的共同体，都是源自中国式乌托邦的理想。因此，中国文人在书画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审美和情感有助于人们领会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

一方面，中国山水绘画和传统园林自古以来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以园入画还是以画入园，这其中都承载着文人试图将自然景观带回现实居住环境中的理念。绘画中将三维的现实山水带入二维平面靠的是“虛”“实”关系的恰当经营。古代文人将这种“虛”“实”关系用之于园林，打破原有空间边界制造出通往新空间的可能。例如，假山植物的设置似乎阻挡了下一个空间，但其透、漏的特质却又在暗示通往下一个空间的可能，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不仅仅是点线的集合，而是通过连续、曲折的线条关系表现汉字的线性之美。中国传统园林和西方几何式的园林有所区別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这种曲折的线性美，园路曲折蜿蜒自然断续，沿途设立亭桥楼阁等景观节点以园路的流动指引观者浏览方向，将园林的欣赏带入书法的线条美当中。此外，中国古代诗文对园林样式的直接描写不胜枚举，但诗文传达的意境和文人的思想境界却比其作为园林的描绘手段更为重要，因为通过诗文传达的意境内涵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明晰，对于文人内心世界窥探也更为准确。古代文人深受儒、道、佛三家学说影响，他们往往崇尚自然追求内心的宁静，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受隐逸思想的影响选择逃避现实。他们所建的园林既是平衡心中愤懑的避难所也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归隐处，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因厌恶官场倾轧，辞官后修建辋川别业，园中亭台楼榭山水溪流的设计思想均与其在《辋川别业》一诗中所传达的思想情感相同。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理念本质上都是古代文人的审美的体现。古代文人这种对自然认识和改造的方式历经千年传承，却在现代功利化的造园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卑微，人们更多的把它看作一种静态的历史物。今日对传统园林和文人审美的回溯并不是盲目拟古和否定现实，而是借古代文人的造园活动对今天的景观学和建筑学实践起到批判性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钱坤《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文人审美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