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职

    海尔曼博士的诊所远近闻名，在布拉沙市没有不知道他和他的诊所的。这个倔老头子，像他那把用最好的钢材做成的手术刀一样坚硬、锋利。

    一天夜里，一个小偷撬开他的诊所，将一点现金和几样珍贵的药物，放在提兜里准备带走。不巧，他在慌忙中撞倒了吊瓶支架，又被氧气罐绊倒，摔折了大腿，要跑也爬不起来了。这时，海尔曼和助手从楼上下来，助手说：“打电话让警察把他带走吧！”

    “不，在我诊所的病人不能这样出去。”

    把小偷抬上手术台，海尔曼连夜给他做了接肢的手术，并打上了石膏，直到在诊所里把他彻底治好才交给了警察。

    助手说：“他偷了您的财物，你怎么还如此给他治疗呢？”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又一天，一个女人护送一位在车祸里受重伤的人来到诊所。

    海尔曼一愣：“呵，是她！她早已徐娘半老，怎么还这般漂亮？”这是他被人夺去的爱妻。直到今天她在他的眼里，仍然具有不可代替的魁力。

    女人泪流满面地说：“海尔曼，亲爱的海尔曼，你还恨我吗？……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来求你，你是全市惟一能给他做手术的人。”

    受重伤的人是他原来爱妻的后夫，就是这个人把她夺去了，当时就差未同他进行古老的决斗。

    海尔曼曾经受过他们的侮辱。现在这种场合的重逢，使他不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始终一言未发，只冷冷地反问一句：“列夫斯基夫人，你忘记我常对你说的话了吗？”

    “噢，你是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一个修补头颅骨的手术，让海尔曼站了十个多小时，最后晕倒在手术台旁。

    列夫斯基在伤愈后，夫妻俩在海尔曼面前忏悔地说：“如您不嫌弃，我们愿意为服侍您而献出余生。”

    “这是上帝的安排。医生的手术室里记住的只是他的天职，忘记的是个人的恩怨。”

    这件事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

    这年，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了布拉沙。一个盖世太保头目，被波兰地下战士一枪打中了胸部。随军医生没人能给他做开胸这样的大手术，便把他化了装送到海尔曼的诊所。海尔曼一搭眼就认出了这个最凶残的德国刑警队警官，在这个城市里不知有多少波兰人丧生在他的枪口下。他心中猛然一震，暗自喟叹，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呵！

    海尔曼支走了所有助手和医护人员，他洗手，刮脸，重新穿好上教堂才穿的那套西服，罩上一件最新的白外套。然后拿起他最大的那把手术刀，一下子剖开了他的胸膛。他没有去找子弹，而是把手术刀插在他的心上……

    审判海尔曼时，德国人说：“你玷污了你的手术刀。”

    “没有，它用得其所。”

    “你忘记了医生的天职。”

    “没有，此时此刻反法西斯就是最高的天职！”他一字一顿，字字千钧，全市人都听到啦。

    海尔曼牺牲了。可城市到处都张贴着“天职”两个大字，不用再加其他文字，它就成了一条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反法西斯标语。时至今日，布拉沙还在最高的楼宇上，挺举着“天职”两个大字，谁都明白人们赋予了它更深远的含义。（原文略有删改）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住在一起。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栋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预演

（前苏联）杜姆巴泽

    我们是老同学，当时我们俩并排坐在最后一排课桌。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常一起冲着老师的后背做鬼脸儿。我们还一起参加期末补考。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天，我终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四层楼……

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我来？

    我毅然按了一下电铃。

    “不怕烂掉你的臭爪子，可恶的东西!震得整个房子嗡嗡响。什么时候你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里面传出一阵叫骂。

    我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把手塞进口袋。前来开门的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女孩，看上去约摸有八九岁。

    “努格扎尔•阿马纳季泽在这儿住吗？”

    “他是我爸爸。”

    “你好，小姑娘，我是绍塔叔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

    “噢，您请进来吧!……玛穆卡!爸爸的同学绍塔叔叔来了。”女孩朝里边喊了一声，领着我向屋子里走去。

    迎面冲出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浑身是墨水污迹。

    “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不在。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俩在做什么呢？”我问。

    “我们在玩‘爸爸和妈妈游戏’．我当爸爸，姆济娅当妈妈。”玛穆卡对我说。

    “你们玩吧，我不妨碍你们。”我一面点着烟，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努格扎尔过得怎么样，”我寻思着，“生活安排得好不好，是不是幸福？”

    孩子们尖利的喊叫声把我从遐想中唤醒过来。

    “喂，孩子他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玛穆卡问道，显然是模仿某个人的。“吃个屁!我倒要问问你，我拿什么来做饭？家里啥也没有!”

    “你的嘴可真厉害!”

    “昨天夜里你跑哪儿逛去了？说!”姆济娅握着两个小拳头，叉腰站着。

    “你管不着!”

    “什么，我管不着？好吧，我叫你出去鬼混!”

    “你疯啦？”

    “我受够了!够了!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孩子统统带走!”

    “不准动孩子，你自己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没那么简单!”

    “把儿子给我留下!”

    “不行，我已经说了!”姆济娅高声叫道。

    “你听着：把儿子留下!要不然……”玛穆卡抱起枕头，一下子砸在姆济娅身上。

    “好哇，你敢打人？畜生!”姆济娅抡起洋娃娃，狠狠地打在弟弟头上。她打得那样厉害，玛穆卡的两眼当即闪出了泪花。

    我跳起来把他们拉开。

    “孩子，真不知道害臊。这是什么游戏哟!”

    “放开我，尼娜!”姆济娅突然朝我喊。“你们这些邻居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我整天受他的气，没法跟他过下去了，我的血全被他吸干了，可恶的东西! 你们瞧，我瘦成了什么样子!”姆济娅用纤细的指头戳了戳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

    “别信这个妖婆的鬼话!”玛穆冲我说。

    “不要吵了!”我实在控制不住，向他们大吼了一声。孩子们恐惧地盯着我。

    我喘过一口气，勒令两个孩子向我发誓，保证往后不再扮演他们的爸爸妈妈，然后便步履蹒跚地开了这个家。

    “看来，我的朋友生活得蛮‘快活’的!”我一路上想着姆济娅和玛穆卡，他们表演了一幕未来家庭生活的丑剧。

（有删改）

一枚铜钱  歪竹

郑飞雪

    这是一枚圆形方孔的铜钱，很普通，但伍蒙却视为宝贝。他遇事爱把玩这枚铜钱，以致这枚铜钱被他摸得油光发亮了，很是诱人。

    伍蒙跟树生本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一直很好，但近来因为他借树生钱未按时归还而打过几次架。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发誓不再还钱。树生呢，因为打了伍蒙，也没打算要他还钱了。

    树生当着很多人的面，对他说：“有种再打一架，钱就一笔勾销算了。”

    本来，伍蒙也想再打一架，可听树生这么一说，反而不敢再打了。他生怕自己被树生打得太重，医药费还不止那笔该还的钱。但他吃了亏，总想报仇，就说：“哼，等着瞧吧！

    树生以为伍蒙会去学武术，学好了，就会来找他的，就加紧在家里练武，恭候伍蒙的到来。伍蒙见树生天天练武，更是气愤不平，就暗暗学起了模拟巫术。模拟巫术，又叫顺势巫术，是以相似律为原则，以相似事物为替代品求吉或求灾的巫术手段。他当然是想替树生求灾。

    伍蒙精心制作了一个稻草人，高矮、大小、胖瘦都跟树生一样，又用一张黄色的纸，画出伍蒙的五官，贴在稻草人的脸上，再用一张白纸，写上树生的生辰八字，贴在稻草人的胸部。看上去，这个稻草人就完全是树生本人一样了。之后，他在稻草人上洒了一瓶汽油，再拿出一个打火机，“咔嚓”一声点燃了。瞬间，大火熊熊，稻草人烧成了一把灰烬。

    伍蒙很怕，担心树生被烧死了，很多天没有出门。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树生安然无恙，练起武来还是威之武之的。

    他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该不会是法术失灵了吧。不，绝不是法术的问题，一定是稻草人不像树生，以致树生安然无恙。他又尝试其他方法，用泥巴造人，捏出了一个惟妙惟肖的树生，真是怎么看怎么像。之后，他将泥人扔到水里，让其溺死。

    伍蒙很怕，担心树生被溺死了，很多天没有出门。

    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树生安然无恙，练起武来还是威之武之的。

    后来，伍蒙到底还是找出了原因，就是方法太毒，太过分，因为巫术也有一条规则，就是报复措施超过了对方的错误是不会灵验的。于是，他打算将一些病痛转移到树生身上，那样就是相称的了。要转移病痛，就得找病源。而这样的事又是不能让人知道的，一则怕遭人谩骂，一则怕天机泄露，这就只能靠自己了。而他一向身体健康，等了好久都没有生病。他好郁闷，问自己：“怎么还不生病呢？”

    又等了好久，还是没有生病，他开始想新办法了。下雨的时候，他故意不打伞，任雨水淋湿衣服。衣服湿了也不换，长时间浸着。终于，他病了，高烧不退，全身瑟缩着，就是通常说的“打摆子”。他一边颤抖，一边高兴。

    别人间他：“你怎么了？”

    他牙齿咬得咯咯响，强做笑容说：“我高兴得‘打摆子’了。”

    别人转过头，轻声说：“神经病！”然后。他躺到床上，盖上三床被子。被子不停地颤动，他拿出那枚圆形方孔的铜钱，放在肚脐上，口里念念有词，希望病魔尽快进入铜钱。很久以后，估计病魔已进入铜钱，他就踉踉跄跄起床，走到树生必经的路上，将铜钱丢下。之后，他躲在一边偷看，等着树生来捡。果然，不久树生就从这里经过，看见这枚闪闪发光的铜钱，立即捡起来了。

    伍蒙既紧张，又兴奋，估计这下病已转移到树生身上了。他偷偷地回到家里，躲着不出门，生怕患病的树生怀疑到自己身上来。

    第二天，树生却意外地来到伍蒙家里，将铜钱扔给伍蒙，说：“我知道，这枚铜钱是你的，给你，以后小心点，不要再丢了。”

（选自《文学港》）

“多一事”宛大妈

刘心武

    宛人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荀慧生还用白牡丹作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梅老扳的代表作，苟老板就没再演过这一出了。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是北京市京剧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女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是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作“多一‘市’不如少一‘市’”。当然啦，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地里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一些人，觉得她这个老太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按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收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得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汉子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每月四百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高低铺，剩余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让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意多在他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叫工头再支点，要不买米的钱也没了。”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最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五号上午十点必来这家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找我。我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汉子他她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去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她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车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而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宛大妈见两位占便宜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十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有能面耐逮那些贪官去！”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富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儿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自搂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一味味地抓药……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丢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5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