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节选)

鲁迅

    ……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

    十一

    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那时我妹子才五岁，可爱可怜的样子，还在眼前。母亲哭个不住，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这真是奇极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十三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1918年4月

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    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莲池老人

贾大山

    庙后街，是县城里最清静、最美丽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寺院，山门殿宇早坍塌了，留得几处石碑，几棵松树，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气象苍古。寺院西南两面是个池塘，清清的水面上，有鸭，有鹅，有荷；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寺院虽破，里面却有一座钟楼。那是唐代遗物，青瓦重檐，两层楼阁，楼上吊着一只巨大的铜钟。据说，唐代钟楼，全国只有四个半了，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只是年代久了，墙皮酥裂，瓦垄里生满枯草。若有人走近它，老人就会隔着池塘喝喊：

    “喂﹣﹣不要上去，危险﹣﹣”

    老人很有一些年纪了，头顶秃亮，眉毛胡子雪白，嗓音却很雄壮。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告诉我，他是看钟楼的，姓杨，名莲池，1956年春天，文保所成立不久，就雇了他，每月四元钱的补助，一直看到现在。

    我喜欢文物，时常到那寺院里散心。有一天，我顺着池塘的坡岸走过去。

    “老人家，辛苦了。”

    “不辛苦，天天歇着。”

    “今年高寿了？”

    “谁晓得，活糊涂了，记不清楚了。”

    聊了一会儿，我们就熟了，谈得很投机。

    老人单身独居，老伴儿早故去了。他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有米、面吃就行。两个儿子都是菜农，可他又在自己的院里，种了一畦白菜，一畦萝卜，栽了一沟大葱。除了收拾菜畦子，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看天上的鸽子，看水中的荷叶，有时也拿着工具到寺里去，负责清除里面的杂草、狗粪。﹣﹣这项劳动也在那四元钱当中。

    他不爱说话，可一开口，便有自己的道理，很有趣味。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和所长去看他，见他一人坐在院里，很是寂寞。我说：

    “老人家，买台电视看吧。”

    “不买。”他说，“那是玩具。钱凑手呢，买一台看看，那是我玩它；要是为了买它，借债还债，那就是它玩我了。”

    我和所长都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月色很好，他的精神也很好，不住地说话。他记得那座寺院里当年有几尊罗汉、几尊菩萨，现在有几块石碑、几棵树木，甚至记得钟楼上面住着几窝鸽子。秋夜天凉，我让他去披件衣服。他刚走到屋门口，突然站住了，屏息一听，走到门外去，朝着钟楼，放声喊起来：

    “喂﹣﹣下来，那里玩不得呀!踩坏我一片瓦，饶不了你……”喊声未落，见一物腾空一跃，逃走了。我好奇怪，月色虽好，但究竟隔一个池塘呀，他怎么知道那野物上钟楼呢？他说他的眼睛好使，耳朵也好使，他有“功夫”。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死了。那天上午，我到城外给父亲上坟，看到一棵小树下，添了一个新坟头。坟头很小，坟前立了一块砖，上写“杨莲池之墓”。字很端正，像用白灰写的。我感到太突然了。想着他生前的一些好处，就从送给父亲的冥钱里，匀了一点儿，给他烧化了……

    当天下午，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想再看看他的院落。一进院门，吃了一惊，屋里传出了欢笑声。推门一看，几位老人，有的坐在炕上，有的蹲在地下，正听他讲养生的道理。

    我傻了似的看着他说：“你不是死了吗？”

    老人们怔住了，他也怔住了。

    “我在你的坟上，已烧过纸钱了!”

    “哎呀，白让你破费了!”

    他笑了，笑得十分快活。他说去年冬天，到城外拾柴火，见那里僻静，树木也多，一朝合了眼，就想“住”到那里去。见那里的坟头越来越多，怕没了自己的地方，就先堆了一个。老人们听了，“扑哧”笑了，一齐批判他：好啊，抢占宅基地!

    天暖了，他又在池边抱膝而坐，看天上的鸽子，水中的小荷……有人走近钟楼，他就隔着池塘喝喊：

    “喂﹣﹣不要上去，危险﹣﹣”

    清明节，我给父亲扫墓，发现他的“坟头”没有了，当天就去问他：

    “你的‘坟头’呢？”

    “平了。”

    “怎么又平了？”

    “那也是个挂碍。”

    他说，心里挂碍多了，就把“功夫”破了，工作就做不好了。

（摘自《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有删改）

山头

朱红娜

    郝老师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这张照片。在空荡荡的破旧房子里，墙上这张镜框精美的24寸彩色照片显得异常夺目，给整个破旧房子增添了无限的光辉。每天郝老师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一遍，让它保持一尘不染。每当看到这张照片，郝老师就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说不是呢，全村甚至全镇全县的人们都羡慕郝老师，有几个人除了在电视上谁亲眼见过市长呢？而郝老师是被市长亲自接见并授牌的。

    五年前，市长刚刚从副市长成为市长，就把教育当作最重要的工作，发动了一场名为“寻找全市最美教师”的大型活动。在山旮旯里秀村呆了三十几年的郝老师，突然就像埋在某个角落的金子，被人“挖”了出来，金光闪耀，市长看到眼前一亮。

    其实当年郝老师不是不想走出大山，是走不出大山。走不出大山不是因为他腿脚不好，是因为他有高中毕业的文凭。秀村唯一的老师退休了，学校成了无人看管的荒野，本该规规矩矩坐在教室上课的学生就像笼子里放出来的公鸡，满山遍野地乱跑。高中毕业的他就被村支书强推硬拽上了讲台，成了郝老师。当同龄人纷纷出门打工的时候，他也曾经想出去，但一张张熟悉稚嫩的小脸像一块块磁铁吸住了他，让他动弹不得。当同龄人的儿子成了他的学生时，郝老师依然孑然一身。村支书做通了村里一位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女孩的工作，让她嫁给郝老师。新婚之夜，郝老师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了一场，坐到了天亮。

    此后，郝老师就把学校当成了家，把学生当成了儿女。一批批学生毕业后都走出了大山。只有郝老师陪着这越来越少的的学生，最后学校只剩下两个学生。

    郝老师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以受表彰的方式走出大山，走进市里，见到市长。当市长亲手将大红匾牌授予郝老师的时候，郝老师的手抖得差点将牌子掉到地下。镁光灯照相机闪得郝老师头晕目眩，但市长亲切的笑容让他感觉很温暖。第二天，市长给他授牌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不惜花费他半个月的工资将照片放大装框，端端正正挂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任命郝民同志为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接下来一个多月，郝老师还被要求在全县乡镇做事迹报告，秀村小学被迫放假，郝老师只好利用周末给学生将课补上。

    自从被市长接见了以后，每天，郝老师准时收看新闻，看到电视上的市长神采奕奕，他就好像自己上了电视一样兴高采烈。他见人就讲市长如何如何重视教育，如何如何待人和蔼……他把所有的他能想到形容好人的形容词都用在了市长身上。

    好久没在电视上看到市长了。这天，郝老师像往常一样准时等着看新闻，他惊呆了：市长因为违纪被“双规”。郝老师胸口一阵揪痛，竟倒在了电视旁。

    醒来后的郝老师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跃把照片扯了下来，高高举起，用力往地上一摔，哐，精美的相框顿时被摔成碎块，郝老师仍不解恨，迅速捡起碎块，连同鲜艳的照片，一把丢进正在燃烧的柴火堆里。火光映照中，郝老师的泪水晶亮晶亮的，滴滴答答。

    几天后，郝老师接到县教育局的文件：文件标题是《关于免去郝民秀村小学校长职务的通知》。

    这一夜，郝老师再次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头上大哭一场，又坐到了天亮。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22期，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金络渡

聂鑫森

    这条奔淌在湘省东部大山中的河，叫野马河。嵌在野马河中段的小渡口，叫金络渡。摆渡人，叫钟水生。

    钟水生五十好几了，身板宽厚、挺直。他怎么也想不到，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海军，转业时本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却回老家来摆渡，一口气当了三十年的“河军”！

    这块地方偏僻，还穷，又最冷清，不可能花大钱去架一座钢筋水泥桥，但河两岸总有人要来来往往，于是就有了摆渡人。摆渡人是由镇政府聘请的合同工。三十年前，钟水生每月工资七十元，眼下也就每月一千元。但每年全镇评“五好家庭”，钟水生的家总是上红榜。他的爹娘、老婆和孩子，都把农活、家务活包揽了，让他一门心思当好摆渡人。每早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当好摆渡人，代我们全家去感恩。”他听了都会落泪，连连点头。

    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

    野马河上的雾气渐薄渐淡，太阳逐渐露出热情的笑脸。渡口，这时候静了下来。钟水生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钟。他用拖把开始擦洗船头上、船舷上、船舱里的泥巴脚印。野马河河滩一年四季潮乎乎的，人们都得走过这段河滩路，才能上船。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渡船穿梭来往，船上留下了许多泥巴脚印，但上年纪老人和学生伢的脚印都不会沾上泥巴，因为是他一个一个背上船的。

    钟水生除了寒冬穿套鞋外，其余季节都打赤脚。人们上船后，他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在船尾操起双桨，高喊一声：“坐稳了哟——开船了！”渡船便离开渡口，稳稳地驶向对岸。

    这一幕旷日持久，又平常真切。

    老人说：“水生呀，我的儿孙都没你这样耐得烦。”

    小学生说：“穿再漂亮的鞋子，也不会弄脏，谢谢钟爷爷。”

    钟水生灿烂地笑了，说：“应该的。我小时候上学和回家，都是由摆渡人背来背去的，我是比着他的样子学哩。”

    有人问：“那个摆渡人是谁呀？”

    “我叫他宫大爷。”

    “你已五十出头，宫大爷该过九十了？”

    “他老人家不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野马河发大水。他为救一个坐船不慎落水的妇女，卷进了一个大旋涡里……那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娘。那一年我正在当兵。”

    钟水生把渡船弄得干干净净。阳光下，他又想起了他高中毕业后去参军，转业的时候，爹对他说：“你回老家来吧，当摆渡人。人家嫌这工作不赚钱，又苦又累，镇政府着急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了死去的宫大爷，为了过河的父老乡亲，你必须做这件事！”

    钟水生说：“我愿意。”

    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本乡本土做泥工、木工，都很乐意做摆渡人。想到这里，钟水生不由得仰天打了个哈哈。

    河岸上忽然有人喊：“摆渡的，我要过河！”

    钟水生抬眼一望，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手提一个大公文包，西装西裤一色白，黑衬衣上系一根红领带，一双黑皮鞋贼亮贼亮。他站在河滩那一端，头昂得高高的。

    “要过河？走过来上船！”

    “我是去镇政府谈投资的，这烂泥巴路怎么走？麻烦你背我过去，我付钱就是。”

    钟水生说：“你既是来这里投资的，虽不是老人、小孩，我破例背你一次。”

    钟水生赤脚下船，走过河滩，蹲下来，背起中年人。离船还有四五米远时，中年人嘀咕了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话音未落，钟水生双手一松，腰一挺，把中年人丢在烂泥里，火爆爆地说：“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

    中年人跌得一身是泥，气得大喊大叫。

    这时候，河对岸有人招手、喊话，有人要过河到南岸来。

    钟水生抄起浆，让空空的船飞快地过河去了。

    一河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