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

聂鑫森

    吴昌开着崭新的宝马车，行驶在铺满晨光的乡村公路上。此行去青山桥杨家村，那里新建了一个钓鱼基地。昨晚睡前，他习惯地翻翻报纸，副刊上有一篇散文写到它，那些美丽的文字把吴昌的心挠得痒痒的。

    在古城私企老板中，40岁出头的吴昌还算不得头面人物，尽管他拥有一家两千人的服装制造厂。但在玩家圈子里他名声很响，因为他是个正经的玩家。吴昌玩得很雅，其一是玩瓷，也就是专项收藏古瓷器。唐盆宋碗、明壶清瓶，竞收了上百件，或从拍卖场拍得，或从古玩店淘来。他当然吃过亏，吃一堑长一智，慢慢摸出门路，眼力自然练出来了。谈起四大名窑、釉上彩、釉下彩、斗彩，他口若悬河，当行本色。他曾请城中古玩店好古斋的当家人袁清来家鉴赏，袁清的目光冷冷地扫视一遍，说：“不错啊……都是真货。”能得到袁清这句赞语，不容易！

    玩瓷之外，吴昌还喜欢钓鱼。古城郊外大小钓鱼基地他都光顾过。什么鱼用什么竿，下什么饵，他如数家珍，而且手感极好，浮子稍一颤动，他的手就会闪电般扬起，刚吞钧的鱼也就成了俘虏。他钓鱼，心里还有个小九九：顺带在附近的农家转一转，说不定哪天会发现一件“老器”。这就叫“捡漏儿”。

    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杨家村的一口大水塘边。水塘的左侧只有一栋青砖大瓦屋，是水塘主人的家。一个60来岁的老人飞快地来到汽车前，对刚下车的吴昌说：“先生，欢迎你来钓鱼。请先到堂屋里歇口气，喝杯茶。”吴昌说：“好。好。”堂屋很宽敞，正面墙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立着一尊白瓷观音像，造型极其优美；神龛下面摆着一张古旧的八仙桌，一边搁着一把上了年岁的太师椅。吴昌想：这户人家应该是有些来头的，一般农家不会有这样的家具。

    老人送来一壶茶和一个小茶杯。茶壶和茶杯都是瓷的，似乎还很“老器”。吴昌的心突突跳。他提起茶壶给小茶杯斟上茶，迅速地把壶扫视一番。壶是平常式样，上面有明人唐伯虎的一幅仕女图，笔墨很见功夫，题款是两句诗：“屈指三春是嫁期，几多欢喜更猜疑。”他记起这两句诗是清人黄遵宪的。明人唐伯虎的画怎么会题上清代人的诗？他笑了，这壶顶多是个民国时的仿品。吴昌端起茶杯，啜了一口茶，呀，这竟是一只斗彩杯！造型轻灵俊秀，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色彩柔和，上面画着栩栩如生的牡丹和蝴蝶。这样一只杯子，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已逾20万，想不到，竞让他遇着了！吴昌说：“这把壶不错，有些年岁。”老人笑了：“当然。是祖传的，传了多少代就弄不明白了。这只杯子，是挖菜窖时，从土里偶然发现的，看着入眼，权用它盛茶。”吴昌放下茶杯，随意说：“老人家，给我找根钓竿，我钓鱼去。”老人说：“好。”

    吴昌在塘边勉强坐了两小时，一条鱼也没钓着，他脑子里想着那只斗彩杯。近午时他回到堂屋里，对老人说：“你给我用网打20斤鱼吧，空手而返，老婆会笑话。”老人忙安排人去打鱼。“先生，你喝茶。”“谢谢。老人家，我很喜欢这把壶，你愿意出让吗？”“祖传之物，舍不得。”“我愿意出高价购买，你开个价！”老人似乎心动，犹豫了好一阵才说：“不能少于12万！”吴昌差点要喊起来：“土老帽儿，这壶是民国的仿品呀，顶多值两千元！”但他没喊出来，装出痛苦的神情，说：“太高了，太高了，8万！”“你真心要，10万，再不能少了。”吴昌咬咬牙，说：“10万就10万，不过，你得搭上这个小杯子，让我早晚配着对儿喝茶。”老人说：“这个杯子反正是白捡的，你喜欢就拿走。”吴昌从内衣口袋里飞快地掏出一张支票，签好名，交给老人。

    吴昌开着车喜洋洋地回到城里。今天捡漏儿，应该是他玩瓷史上最辉煌的一笔。声东击西，暗度陈仓，妙不可言。他不想告诉城里任何人——包括袁清。过了半月，他去省城博物馆，托朋友找瓷器专家“掌眼”。他没想到，“成化斗彩杯”是当今的仿品，只值几十块钱！吴昌傻眼了，谁给他下的饵呢？他后来打听清楚，报纸上那篇介绍青山桥杨家村钓鱼基地的散文，是袁清化名写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明白了，他去钓鱼，其实自己也成了一条被钓的鱼。

（选自杨晓敏《名家名篇笔记体小小说欣赏》，有删改）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结果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曲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

    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至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

    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跑野的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木匠

刘亮程①

    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儿。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儿，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五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五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个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儿，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旁人不知道，鬼会知道。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掏卯、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

    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柞厚，看了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没有来的。

相关链接：①刘亮程：作家，新疆沙湾县人。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说“不管朝哪儿走，这里的村庄景象都能够唤醒我的记忆，那些破土墙、烂猪圈，睡到半夜忽然醒来听到一声狗吠，感觉这个世界还是你的。”

    万二喜穿着中山服，干干净净的，若不是脑袋靠着肩膀，那模样还真像是城里来的干部。他拿着一瓶酒一块花布，由队长陪着进来。家珍坐在床上，头发梳得很整齐，衣服破了一点，倒很干净，我还专门在床下给家珍放了一双新布鞋。凤霞穿着水红衣服低着头坐在她娘旁边。

    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我说：“队长，二喜，你们坐。”

    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队长摆摆手说：“我就不坐了，二喜，这是凤霞，这是她爹和娘。”

    我送走了队长，回到屋中指指桌上的酒，对二喜说：“让你破费了，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

    二喜听后嗯了一声，也不说话，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家珍笑着对他说：“家里穷了一点。”

    二喜又嗯了一声，翘着肩膀去看家珍，家珍继续说：“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把鸡羊卖了办嫁妆。”

    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坐了一会，他站起来说要走了，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他都没怎么看凤霞，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我看看家珍，家珍苦笑一下，对二喜说：“我腿没力气，下不了地。”

    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点了点头后就走了。

    我回到屋里，在凳子上坐下，想想有些生气，就说：“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还挑三捡四的。”

    凤霞尽管不能说话，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就走到里面的房间，换了身旧衣服，下地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耕田时，有人叫我看路上。

    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

    二喜见了我，说道：“屋顶的茅草该换了，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

    我往那板车一望，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上面搁着个小方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

    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

    二喜带了五个人来，肉也买了，酒也备了，想得周到。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放下板车，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提着小方桌，走了进去，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二喜说：“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

    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

    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在一棵树下面铺上了稻草，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家珍笑着摆摆手，叫我：“福贵，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我笑着对二喜说：“我女人我来背，你往后背凤霞吧。”

    二喜听后嘿嘿直笑。我把家珍背到树下，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扎成一小捆一小捆，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手脚都麻利。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干活一点都不碍事，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再伸手接住。有这本领的人，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

    没到中午，屋顶的活就干完了。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凤霞给他们倒茶水，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

    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一个女的对家珍说：“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你好福气啊。”

    家珍说：“是凤霞好福气。”

    二喜从屋顶上下来，我对他说：“二喜，歇一会。”

    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不累。”

（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注】万二喜，患歪脖子病，凤霞，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致哑。

母亲的青果

曾瓶

    父亲去世那年，栽了四十多株青果苗。父亲说，以后这青果林，就是他和母亲的养老林！

    七八年时间，父亲栽下的青果树有二十多株长大成林。当初不足半人高的幼苗，足有碗口粗了。花开时节，整个老家瓦屋都笼罩在淡淡的清香里。

    二叔来找母亲。他手里提着一个药口袋，背上背着一个喷雾器。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农活儿，时常靠二叔过来帮忙。

    二叔满脸喜气，告诉母亲，看今年青果花开的样子，一株挂百多斤，应该没问题。二叔替母亲算着账，一株一百斤，二十多株就是两三千斤，好几千元啊！

    母亲也很高兴，似乎感觉到钱已装进她口袋了。她说准备将卖青果的钱款，拿来安装天然气，入户费要七千多元。

    二叔要母亲赶紧打农药，他已经带来了，不用母亲动手，只需帮忙就是。二叔也种有二十余株青果树，他的树早两年成林，去年，收获了将近两千斤青果，商贩开车来收购，得了八千多元。二叔刚给自己的青果林打过农药，很高兴，告诉母亲，今年，他家至少收获三千斤青果。

    母亲不让二叔打农药。母亲说你一打农药，那些采蜜的蜜蜂，不是就全死了？去年，二叔给花打农药，母亲就这样劝过二叔。没有蜜蜂，怎结青果？

    二叔耐心地做母亲的工作，告诉母亲，打农药，就是为了多结青果。他拿出一本书和农药的说明，让母亲看。二叔说，不打农药才没有青果。二叔正告母亲，他是为母亲好，如果不打农药，她的青果至少掉一大半，不是亏惨了嘛！他要母亲好好想想。

    那些农药，会不会跑进果子里？母亲说。

    二叔说，自己吃的那株果树，不要打。

    母亲听后坚决不让二叔打农药。

    过了一些时候，二叔又扛着一个口袋过来，里面装着化肥。二叔刚在自己的青果林里施了化肥。他告诉母亲，现在正是长果子的时候，得赶紧施加一些化肥，结出来的青果个头才足。他把说明书拿给母亲看，得意地指着上面的文字，告诉她，到时，产量至少增加三成。

    母亲问是什么化肥？会不会钻进果子里面去？人吃了好不好？

    二叔很不高兴，说他是为母亲好，你瞎操那些闲心干什么？到了卖青果的时候，还不是给那些来买的商贩说，从来没有用过化肥，都是施的农家肥。

    母亲说她就施农家肥，反正那些粪水，在粪坑里，也快漫出来了。

    二叔说，那要花多少人力啊！根本没有化肥效果好！

    母亲不要二叔替她施化肥。她迈着蹒跚的步履，半桶半桶地，挑着粪水，往林子里，给青果树施肥。

    又过了一些时候，二叔再次背着喷雾器来到母亲的青果林。二叔很着急，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够听母亲的了，必须给青果打药。二叔解释说，这段时间，如果不打农药，那些虫子，会在青果上来来回回地爬。

    母亲不高兴地说，那些虫子，要爬就让它们爬好了，惹你什么事情了！

    二叔说，事情大得很，那些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到时，弄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疤痕，一点儿卖相都没有。价钱差得很远。

    母亲问，农药喷在青果上，人吃了会好？

    二叔说他有一株青果树没有打药，到时，他家就吃那株没有打农药的。二叔狡猾地笑着，问母亲，卖青果的时候，谁会说自己往青果上打农药了？都说没打过。买青果的，谁不喜欢长相好的？二叔说，这农药厉害，喷上去，那些虫子，眨眼就死掉了。

    青果成熟的时候，收购青果的商贩来了不少。二叔家的青果以四元八毛一斤订出。二叔一脸红光，他粗粗估算了一下，他家的青果，将收获四千斤，两万元将装进腰包。二叔对母亲不听劝告很是痛心。据二叔估算，母亲的青果，五百斤都成问题。但二叔还是带了不少商贩来看母亲的青果林。

    母亲说她的青果要卖十元一斤。她的青果实实在在没有打过农药，没有施过化肥。二叔也在旁边帮腔，确实没有。

    商贩还了母亲两元三毛一斤。母亲哪里转得过弯子？商贩不管母亲，那些长着斑痕的青果，谁要？他们是做生意的，不赚钱的事情，谁干？你说你没有施过化肥用过农药，商贩指着漫山遍野的青果，谁会说他的青果打过农药施过化肥？

    母亲最终以两元七毛一斤的价格出售了她的四百余斤青果。

    第二年青果开花的时候，母亲依然拒绝二叔替她给青果打农药。母亲听了农技站的建议，早早地修剪枝条，深翻灭虫，还养了几箱蜜蜂。母亲养的这些蜜蜂只是在那些没有打农药的青果花和野花上采花蜜，像是听懂了母亲的叮嘱。

    秋天，那些收购青果的商贩又来了。这一次，母亲的青果连同那些蜂蜜全都被一个戴眼镜的商贩收购了，而且那商贩还跟母亲签了长期合同，惊得二叔和村民们目瞪口呆。母亲没有表现得很得意，只是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有删改）

船家

蔡楠

    在白洋淀，陈福友绝对是捕鱼的老手，老到九十岁了，还在捕鱼。

    早年间，白洋淀是水泽之国，淀水汪洋浩渺，滋养得鱼肥蟹壮。水势大的时候，不适合撒网捕鱼，陈福友就下卡捕鱼。他跟着父亲将船划过纵横交错的港汉沟壕，来到一片茂密的芦苇荡，然后开始下卡。下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浸过猪血的长长的线上，拴上类似于牙签状的小竹片，把它弯成U形，在口上套上用芦苇秆做成的套，中间塞上饵食。鱼是一种贪吃的东西，把饵吞下的同时，竹签就紧紧地撑住了鱼的嘴，想再吐出来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摇船，福友下卡，卡线在他的小手中一抖一抖地跳跃着，他就看到了今后的抖动的美好生活。

    可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白洋淀。陈福友就不下卡了，改用鱼钩捕鱼。福友小小年纪不用小钩，却喜大钩。大钩治鱼，多在有水溜的宽阔水面。鱼常喜在水中逆流游动，当触到鱼钩时，便被挂住，挂住的鱼越挣扎，越深，直到动不了为止。

    那年夏天，有一艘日军的快艇载着五个鬼子，开到陈福友下钩的地方来洗澡。他偷偷地潜水过去，将一串大钩，围绕着洗澡的鬼子们悄悄下好，然后爬上汽艇，将枪支和衣物敛到自己的船上，开到了抗日雁翎队的驻地。等到雁翎队员赶来的时候，五个鬼子已经血肉模糊了。

    水浅鱼多的季节，陈福友就用大罩捕鱼。1963年白洋淀发大水，水都淹了村子，房子有的也被泡塌了。全村人都被安置在村子里最高的采蒲台上，等待政府救援的直升机来扔大饼。有时候，直升机扔不准，将大饼和饼干扔到了水里，都泡得成了面糊糊。陈福友觉得这面糊糊真不如他逮的鱼好吃。他就拽着自制的大罩，腰问系着鱼篓，凫水来到未被淹没的苇地里罩鱼。苇地里水浅他光着膀子在苇地里中蹚水，还一边叫喊着。鱼受了惊吓向水底躲避，触及河底，浑水上翻，陈福友用力将大罩按了下去，鱼就成了罩中之鳘了。鱼送到了一村灾民的手上，就等于把村民的性命从龙王的手上夺了回来。陈福友的大罩捕鱼就一直持续到大水退去。

    后来，有专家说地球变暖，天旱少雨，白洋淀上游九条河的水位像花一样枯萎。白洋淀没了水，干了。甭说鱼了，就连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袅袅婷婷的莲花都无影无踪了。陈福友将船反扣在千里堤上，裸了背坐在船上晒太阳。老伴儿胡小仙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说，你看你，背上都晒得脱起鱼鳞了，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一条鱼呢!

    陈福友说，我是鱼，可我是一条行走在岸上的鱼。

    胡小仙笑了，这种鱼我可是头一次见过。

    可咱不在岸上晒成鱼干行吗?胡小仙又说，咱走，咱去渤海湾捕鱼行吗?村里置办了几条轮船，嚷嚷着让人报名呢?咱去不?

    不去!

    为啥?

    我要在大淀里掘坑寻水，我不离开白洋淀。

    陈福友说着，站了起来，把烟揉揉放在嘴上叼着。胡小仙连忙去给他找火柴，还没火柴找来，陈福友手里的烟腾的一下就被太阳晒着了。

    陈福友开始了在白洋淀掘坑寻水的漫长之旅。他的铁锹用烂了三百六十把，他把白洋淀九十九个湖泊掘了个遍，终于他掘出了一条白洋淀通往黄河的水路。

    在陈福友掘淀寻水的日子里，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水乡修了桥，水乡修了柏油路，水乡建了工厂，水乡建了高层建筑，捕鱼的事情人们逐渐淡忘了。

    可陈福友又回到了水里，回到了淀上。

    已经有了儿子的儿子对陈福友说，你这把年纪了，就别去捕鱼了，歇了吧!

    陈福友说，我不能歇，歇了会死的!

    那我给你买个机器船吧，省力气。

    不用，机器船有污染，老船家还是使老船好!

    陈福友告别了儿子，告别了岸。把那条千里来堤上的木船修补好，刷了漆，船顶上支起了塑料布，船上准备好了小柴灶、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然后带着胡小仙，披上蓑衣，振臂摇桨，小船像一条梭子鱼一样蹦进了大淀。

    老头子，你这劲头怎么看也不像是九十岁的船家呀!胡小仙说。

    你这豪气也不像八十四岁的船家婆呀!陈福友说。

    咱们去哪里?

    去采蒲台下面下粘网，傍晚到雄安新区集上卖鱼!

    老船家这样说着，船就飞过了一片苇地。苇尖上独立的一只红嘴水鸡就飞离芦苇，鸣叫着逐船而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