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赢得高关注   诗和远方唤你去读书

文／莫斯其格

    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巅峰对决”，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比拼，近来圈粉无数的16岁高中生武亦妹经过个人追逐赛、飞花令攻擂资格争夺以及攻擂战三轮比拼，最终战胜擂主彭敏获得年度总冠军。

    网友表示通过节目受益良多。“感谢诗词大会使我体会到了现代语言难以描绘的情感。‘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快餐时代，网络段子流行多了，优秀诗句传播少了；以功利心阅读的人多了，以诗词提升素养的人少了；生硬刻板的诗词教育多了，教学生懂得欣赏诗词的少了。”“唤醒传统文化基因需不懈努力，即便走得再快，也请勿忘‘诗和远方’！”

    “繁华落幕，速去读书！”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落幕后，不少观众感慨，通过节目感觉自己知识储备还是欠缺很多，激发了读书的兴趣。“看过比赛，马上捧起诗集背诗去？”“诗词大会终究是节目，看完节目，是洗洗睡了，还是秉烛夜读？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读书太少，而想得太多。’杨绛先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也用来自勉。”

    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认为：“尽管时空相隔，但古诗文中蕴含的情感是贴近当下的。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的事物有向往之情，当人们遇到挫折和烦恼时，心灵也同样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

    观众对中华古诗词的日渐关注和喜爱，让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欣慰，但他表示，目前大部分人学习古诗词还是基于实用主义，尽管中小学教材中古诗词比重较以往有所增加，但教学仍以应试为主。李定广认为，需要加强古诗词的审美教育，引导学生自然地、自发地体会诗词中的温暖和情意。

    对于武亦妹的获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王白云则认为，“在诗词大会上，比的并不是对诗词美的感受和品味，而是九宫格、干扰项，在熟稔中高考套路的语文教师眼里，简直是一场标准化考试。古诗词或传统文化复兴的端倪，在这样的诗词大会上，能看到几何？实事求是地说，不多。”

    有的网友则认为：“作为一个中学生，武亦妹的才华和形象都令人喜爱和佩服。但我始终不赞成以这种方式来接触和理解古诗词，诗词这玩意儿说白了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体现，是心灵与自然借助传统文化的对话，它没有那么功利，那么直接，那么紧张，那么剑拔弩张。”“一部手机在手，哪首唐诗查不到？干嘛还要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二：

    昨天，一位专家表示，《中国诗词大会》之所以饱受关注和喜爱，正在于它带着深埋于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国人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诗词激发了大家心中的情怀。

    此外，古意盎然的诗词，也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到古风意韵之中，让人体会到流落在当下骄躁忙碌的生存环境缝隙中的一丝优雅和浪漫。这使得很多人开始怀念旧时的诗意生活，选手陈更曾说，“诗歌与其他学问不同的一点是，它与技能无关，所以接近它，被它吸引，被感动，让人觉得心不死。一字一词里见乾坤，滴水映月般表现大千世界。”由此可见，诗词——这属于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反映的正是我们东方人内心的丰富情思，正是这种文化造就了独特的东方诗意，也使得《中国诗词大会》一播即热。   

（摘自《扬子晚报》报道《诗词大会为何能引发如潮思考》）

材料三

    是我们这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和文化基因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诗词大会》圈粉无数，恰恰说明了在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愿意亲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诗和远方”。在《中国诗词大会》上，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学者嘉宾对诗词内涵、创作背景等内容的解读，更是一场文化大餐，让人如痴如醉。

    然而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中华优秀文化的基因，但这样的基因为何常常被压抑，而不是被唤醒呢？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快餐时代，浮躁的气息似乎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即便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许多人依然缺乏耐心与沉静，不愿去品味诗词歌赋带来的美好意境。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上，我们走了弯路。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教育曾经被挤到了边缘，近些年才再获重视。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专注于反复咀嚼诗词的中心思想，专注于由此衍生的各种试题。这样的传授方式，往往让学生瞬间对诗词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在许多家长的内心中，过度专注于对孩子“一技之长”的培养，让诗词歌赋等浸润心灵的知识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在这样一个节奏明快、资讯发达的时代，坐下来聊聊诗歌、品味人生无疑是奢侈的。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除了奋斗的力量，还需要“诗和远方”。中国的人均GDP已达8000美元左右，内心的精彩将会成为更多人的追求。希望《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的这股风潮，能够一路走下去，让古老的诗词歌赋再度焕发青春，也让“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更多人的追求。

（摘自央广评论《生活中不能没有“诗和远方”》）

莫把汉学当国学

慕朵生

    日前，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携带《曹寅与康熙》等新书来华举办首发式，并在多所高校进行讲座，在学界和媒体引发新一轮“汉学热”。但笔者以为，“汉学”当热，然不可将之混同为“国学”。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自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成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学习时报》）

    “浙学”的成型是在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遍及两浙，风靡全国，确立了良知心学理论体系。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高足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自南宋至明清，浙学内部学派林立，宗旨各异，而其主流则是以“求实、批判、兼容、创新、民本”为根本精神的两浙经史之学。

    “浙东学派”的概念始见于清初大儒黄宗羲的著作。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浙东学派”一词，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主要脉络，即浙东学统，或曰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撰《宋元学案叙录》，多次使用“浙学”概念，并作肯定性评价。他认为“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浙西之学”，清乾嘉时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与学风虽有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

    溯源追踪，综合比堪，“浙学”的内涵可作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它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具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我们在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时，必须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分别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然而站在当今文化建设和弘扬文化精神的立场上，则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尤其重视对其人文精神的研究和应用。

    历经岁月磨合凝练，“浙学”内部的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形成为地域学术文化传统，逐渐凝练出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知行合一，经世应务、兼容并包”为主要特色的思想内涵。

（节选自2019年3月29日《文汇报》，有删改）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齐“出售存骨，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刺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数据挖掘的基本目标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隐藏的、潜在的和有用的知识和信息。在数据挖掘过程中，数据挖掘技术具有将人类与自然连接的特征，人对世界的感知不是直接地面向世界，而是类似于通过眼镜来感知世界一样。可以说，数据挖掘技术对人类存在、人类诠释世界等的调节，是新技术背景下人、技术与世界关系的具体表现。

    就人类存在的境遇而言，在数据挖掘技术被使用的过程中，自然界依然存在，但一种新的自然界，即由数据挖掘技术所形成的自然界已经成为人类栖息的场所之一。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界之外，还有由数据挖掘技术对“原始”自然界的数据化处理后所呈现的世界，与数据挖掘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数据世界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存在场所。这个过程中，即使是“原始性”的数据都是被“加工过的”，因为数据从来都不是“先于事实的”。实际上，就数据挖掘技术而言，其对数据的处理既可以是随意的，也可以是有选择的。有选择就意味着数据挖掘技术可通过数据处理过程，有意地隐藏一些东西，这也正是数据挖掘技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调节。

就人类存在的方式而言，数据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存在方式。存在的轨迹以数据的方式呈现，存在的历史以数据库的方式呈现。数据打通了万物的在场与不在场、此在彼在，也联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切都以在线的形式存在，带来所谓“不在场的在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对数的隐蔽、清洗等对某事、某物或某现象予以调节，使其透明性退场。进而一方面，可以将在场的转换为不在场的，如图像数据挖掘技术对图像中信息的有关处理；另一方面，可以将不在场的转换为在场的，如通过对某人身体数据的采集，商场可以为不在场的某人提供在场的服务：基于某种软件显示其与某物的契合、匹配度等，让某人产生了在场的感觉。此外，数据挖掘技术还调节着人对自身存在的认同，例如“刷存在感”这一词语就透露出人对自身存在认同的种新方式，“点击率”则被视为自身被认同的一个重要考量。

    与此同时，数据挖掘技术在构成数据自然界的过程中，以一种更新的形式调节着人类视觉、听觉等，进而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认知世界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当驾驶员使用车載导航的时候，其所看到的车载导航所呈现的图景来自数据可视化技术对世界的诠释，是世界被数据化的一种虚拟呈现，驾驶员对世界的感知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促进着驾驶员对环境的诠释。因此，人类对世界的诠释与其说是人类通过自然界来获取数据，倒不如说数据为人类了解自然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数据挖掘技术以参与的形式进入世界的构建与诠释的时候，也就开启了关于新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的伦理探究。

（摘编自闫宏秀《数据挖掘技术与调节：世界、世界的诠释与伦理的内化》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