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环保性的终极评价

    一听汽水、一瓶洗发液的“可持续度”有多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根据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决定买还是不买。然而，要找到一个综合的评测指标，把地球上所有商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影响都囊括其中，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可持续指数”评分体系，会分别对供应链中的不同阶段或产生的不同效应（比如产生的废弃物和排放的二氧化碳）打分，而且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会使用不同的衡量标准。因此，这个评分体系的问题不是信息量太少，而是太多。

    如果评判环境和社会代价的衡量标准只有一种，那么给产品打分就会简单得多——可持续发展联盟就是这么想的。这个联盟的成员包括10所顶尖高校、多个大型非营利组织和80家跨国公司，它们都达成了一致，希望创立一个能涵盖整个供应链的通用指标。可持续发展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指标体系，联盟成员将根据这些指标衡量首批100种产品，这些产品五花八门，从午餐麦片、洗涤剂到电视机都有所涉及。

    沃尔玛的可持续发展部主任杰夫·莱斯是建立通用标准的支持者，他认为，在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措施不仅能让环境变得整洁，还能降低清理垃圾所耗费的成本——比如说，垃圾少了，就没必要花大价钱把它们拖走。沃尔玛已经开始将可持续标准编制成“评分卡”，并把这种卡片分发给旗下约400家收购商，这些收购商一直是从零售商手中进货的，作为买家的大小收购商，可能会为了降低商业行为的环境效应，而对产品供应商有所动作；产品供应商的行为又会影响收购商的年度业绩总结。同样身为联盟成员的戴尔公司已经对LCD屏幕制造商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们在生产屏幕时设法降低全氟烷烃这种强效温室气体的排放。联盟提供的数据“让我们可以有的放矢”，戴尔环境事务部主任斯科特·奥康奈尔说。

    联盟认为，这个指标最终会取代其他评分体系。现在，美国的消费者走进一家杂货店后，只要掏出手机扫描洗发液上的条形码，就能读取GoodGuide网站评测的可持续性分数了。但是GoodGuide的导购只是根据公开信息做出的，而联盟评分所依照的数据，比如废气、垃圾、劳动力、水资源的使用和其他敏感信息则不易得到，只有大型商业集团对供应商施压才能拿到。因为这些数据，通用指标比其他指标更全面些。像沃尔玛、百思买和戴尔这类商业巨鳄每年从供应商处进货时，都手握着千亿美元的资金。“就凭这一点，可持续性也会比此前的任何理念更主流。”莱斯说道。然而消费者要想自己接触到指标所依赖的数据，恐怕还得等上个三年五载。可持续联盟的领导者承诺，这些数据会对消费者公开，但他们还没想好怎么公开。与此同时，指标的存在可以激发创新。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就为联盟编撰了一部白皮书，评估了笔记本电脑中用生物基材料代替塑料的好处。

（选自《环球科学》2013年第1期）

用知识产权撬动知识创新

滕朝阳

    ①回溯人类文明史，专利制度促进了创新知识迅速公共化，同时也为技术和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制度保证。从专利制度诞生早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序来看，二者之间应该存在极其重要的因果关联。时至今日，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法律保护。为树立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每年的4月26日定为“世界知识产权日”。

    ②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知识产权进入人们的观念，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过是近三十年来的事。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取得的知识产权成果也令世界刮目相看。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不少，“山寨产品”还受到不少消费者认可，尊重知识、尊重创造还没有深入人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民族创新能力还没有形成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③知识创新是充满高风险、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难度的智力活动。很多人能熟练应用旧知识，只有极少数人能在知识存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知识，而知识创新的成果恰恰是人类福利增进和社会进步的源泉。只有尊重、保护创造性智力成果，才能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并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相反，如果人人都可以搭便车，从事知识创新的人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④漠视知识产权，就将被假冒伪劣包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但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即使是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往往不够重视。作家莫言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几年前一群作家跟一家网站打版权官司：“按说这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但是很多人说风凉话：有这么多的国家大事，你们不去关心；有这么多的弱势群体，你们不去关怀；你们这帮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关心自己的版税，还诉诸公堂，占用媒体宝贵的版面和时间。”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知识产权的态度。

    ⑤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还很不如人意。有的企业负责人坦言“已经不愿意申请专利了”，因为“不申请专利还好，一申请专利反而被剽窃得更快”，于是“核心技术方面绝不再向外透露”。在专利制度建立之前，技术进步都是由技术机密所驱动，而这种传承方式会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保护不力，就会回到“机密保护”的状态，这既会抑制自己的创新，也不利于引进最好的技术。

    ⑥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更复杂的环境，相关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根本上，还是要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只有保护好创造性智力成果，投身知识创新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创新驱动才会变成广阔的现实，社会才能获得不竭的前进动力。

（2016年第8期《半月谈》，有删节）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周汝昌

    晚清有一个姓陈号蜕庵的学者曾指出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我觉得这个人实在了不起，归入子部，等于说《红楼梦》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野史或“闲书”，而是一部思想巨著。在晚清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得的，可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与重视。

    他说的“子部”，就是指我们中华文化体现于书册形式上的“四部”“四库”：经、史、子、集中的“子”类，皆为古代大思想家的论说，亦即“诸子百家”的“子”。这就点明了《红楼梦》的巨大的文化蕴涵。这是敏锐的文化眼力与灼见，十分重要。

    何谓“文化”？“文”，大家都懂得，那么这一个“化”字如何理解呢？“化”即感化、教化、潜移默化、春风化雨之“化”，而且古时以异族学习汉文化为“归化”。要想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必须先学会“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是中国文化最高之境界。举个例子来说，大家都记得甄士隐与贾雨村，但有谁记得他们二人的名字？贾雨村，名“化”，取“春风化雨”之意，表字“雨村”。甄士隐，名“费”。《四书》中有句曰：“君子之道费而隐”，故名“费”，字“士隐”。在雪芹时代，读书识字之人一看都懂，又有义理又有趣味，而且还谐音，有双关妙语的匠心。这是独特的汉语文之魅力！我认为汉字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特征有两大条主脉：一条是“仁义”二字，这是自修待人之道，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另一条是才情灵秀之气，正是这才气智慧凝结成为一部中国文学史。懂了这两端，再看《红楼梦》，体现的也主要就是这两大方面。即：人际交往、社会伦理、道德仁义与才情灵秀之气所缔造的精神事业。

    有人问我研究红学多年的体会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沁芳”。“沁芳”二字又有何重大意义，值得研究五六十年始明吗？这是因为：大观园的一条命脉是沁芳溪，而所有轩馆景色都是沿着此溪的曲折而布置的，是故沁芳亭、沁芳桥、沁芳闸，都采此名。

    《红楼梦》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写到宝玉与众清客穿过“曲径通幽处”，见到园中一带清流泻于石隙之下。贾政欲因水取名为“泻玉”，但宝玉认为“泻”字不雅，提议名为“沁芳”。“沁芳”这个美好的名字的取义当源于王实甫的《西厢记》，莺莺上场时那段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芳”即“落花”，“沁”即“浸于水”，正是《西厢》“花落水流红”的“浓缩”和“重铸”——它标出了全书的巨大悲剧主题，即“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字面“香艳”，内涵沉痛。这就是汉字语文的精髓之表现。

    如果你不懂《红楼》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你又怎能懂得它的价值意义，又怎能领会欣赏它的意境之美妙呢？

（有删减）

【注】红学，即研究《红楼梦》的学问，五四运动前后，红学作为一门严肃学问堂而皇之步入学术之林，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三大显学。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像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影响。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而是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灵王之子晋劝阻其父雍塞谷水，按照周太子晋的理解，不毁高山，不填沼泽，不堵江河，不决湖泊，这是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准则。

    先秦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处处强调“仁民爱物”。要想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首先要节制人类的欲望，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长的节律来安排人类行为。《论语》记载孔子“弋不射宿，钓而不纲”，不捕射归巢的鸟，不用网将大小鱼捞尽，而是只钓鱼，意思是说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孟子说的一段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礼记·月令》则明确要求要根据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进行适时的砍伐和田猎。由此可见，传统儒家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人类作为有机整体中的重要一分子，应遵循自然规律，“以时禁发”，唯有如此，方能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儒家的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存在于传统乡规民约中。各地乡村纷纷成立了封山会、禁山会、青苗会等民间组织，普遍制定和实施了严禁砍伐林木的制度。以《文堂乡约家法》产生地徽州的文堂村为例，该村山林资源丰富，规定：“本都远近山场栽植松杉竹木，毋许盗砍盗卖。诸凡樵采人止取杂木。如违，鸣众惩治。”

    传统乡约不仅充分认识到了山地林木的重要作用，还看到了破坏林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明末清初源头李氏族人于1828年订立“输山碑”规约指出：“募修岭路，挨路上下之山，必先禁止开种，庶免沙土泻流壅塞。斯为尽善乐助，有功兹幸。众山主矢志好善，自岭头至岭脚，凡崎岖之处，不论公私，永远抛荒；平坦处，挨路，上输三丈、下输二丈，永禁开挖。”这些材料证明，传统乡民们已经注意到森林植被对于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分、保护环境的重要作用。

    清咸丰元年（1851年），今贵阳市乌当区金花镇下铺村的村民在回龙寺前共同竖立了一块“禁止碑”，规定，“凉亭内不准挖泥；小山坡不准开石，挖泥，割柴叶、茨草；贵州坡不准开石、挖泥；大石板及敲邦候不准开山、挖泥、看牛、割柴叶、茨草；官塘不准担水，外面骑马与抬轿，不准进堡过道。以上五条如若不遵，罚银四两六钱是实。”这五条，有四条与保护环境有关，涉及植被、水资源等方面保护。正是由于传统乡规民约的禁规严密、惩治苛刻，在客观上培养了乡民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俗，提升了乡民们守住绿水青山的意识。

（摘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好规矩共遵守——乡规民约代代传》）

对农事劳动的文学描写古已有之。西方有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传世，中国的《诗经》中相当数量的农事劳动描写则开启了这一源头。而当下，它正面临断流的危机，传统的劳作方式不断被取代，被遗弃，传承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模式正经历分崩离析的痛楚。

纵观现当代乡土文学，其中所写的农事劳动可谓范围广、种类繁多，农事劳动是前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符号和标志。而今，随着传统农业的萎缩凋敝，大量的农事劳动也渐渐退出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在当下重读那些忠实记录、描写了农事劳动的乡土文学已多少带有挽歌的性质，它们不仅仅具有文学意义，还将越来越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农业社会里，农事劳动不仅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必需的手段和方式，也蕴含着农耕文明特有的价值立场、审美维度、情感方式。在农村，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最主要的参照标准不是道德层面而是实用价值，即他(她)在生产劳动上的表现。确实，农村中的劳动好手、能手，就能受人敬重。乡土作家在写到这类角色时，往往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出赞美的情感倾向。

崇尚劳动的价值标准不仅渗透进乡土世界的价值观中，也深深影响着农村的审美观念。“美”往往是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孙犁的《荷花淀》开头写月光下水生嫂坐在院子里编苇席的劳动场景。这种审美观，完全是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内在基础的。每一种传统的劳作方式都是经过长期劳动实践的检验而一辈辈传承下来的，其中凝聚起了很多无形的东西，诸如家族情感、民风习俗、人际交往、审美维度等等，但时代在用更新更先进的手段取代那些古老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甚至是埋葬着附在其上的文化基因。

在传统农事劳动日益式微的同时，附着于其上的宗法制乡村的人事交往、风俗传统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这里，劳动已不仅仅是为了生产，还在一定层面上承担着人际交往、促进情感联络的特殊功能，这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法社会中是极为重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传统的人情习俗实际上也被割裂，金钱至上、人情淡漠、道德异化等诸多问题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发展的严峻问题。

但是不论社会如何转型发展，农事劳动所担负的生产粮食以供养人类的基本职能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现代技术的推进下改变形式继续存在，乡土文学也会持续地予以文学性的观照，这是毋庸置疑的。

(摘编自农为平《乡土文学中即将消逝的农事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