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修行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悟”。关于“悟”，各种解释，大同小异，究其实质就是不借助逻辑推理的心领神会，即非逻辑性，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禅宗的这一特点与艺术思维是十分类似的。

    一，“无理而妙”。由于人们对艺术的不合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见怪不怪，如果将艺术的眼光收起，而以逻辑的眼光审视，艺术的有悖常理则比比皆是，诸如这样的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每句都是荒谬的。白发再长也不会达到三千丈，瀑布也不是银河从九天落下，花、鸟不是人何来溅泪、惊心？月光各处皆一样，又何来“月是故乡明”。奇怪的是，人们不仅宽容了这样的荒谬，而且极为欣赏、推崇这种荒谬。正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的“无理而妙”。在非逻辑、非常理这一点上，禅悟与艺术思维实在是太一致了。

    二，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是禅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禅悟的这一特征竟然用诗来比喻。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最是讲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诗之耐品，也就在这里，如果一目了然，显豁明白，还有什么诗味？还有什么美呢？中国艺术向来推崇含蓄、空灵。含蓄，重在含而不露，空灵则重在透彻玲珑、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淡而有致、语浅意深。在这些方面，参禅与作诗是颇为相通的。

    “活参”是构成参禅的重要特色。禅宗有个著名理论：“参活句勿参死句。”所谓“参活句”，就是说，不可拘泥活句表面的意思，要善于灵活地理解。禅的“活泼泼”，充满生气，禅的耐人寻味，言此意彼，禅的空灵透脱，妙趣横生，均与“活参”有关。诗人们从禅的“活参”获得启发，认为“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

    三，瞬间顿悟。禅宗南宗讲顿悟。艺术构思讲妙悟。用今天的术语就是灵感。古代的诗评家对于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他们强调妙悟的突发偶然性，李德裕说：“文之为物，自然美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汤显祖也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可见这种妙悟是非理智可以把握的。这种情况与顿悟完全一致。妙悟是人最佳的精神状态，人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候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就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想象极为丰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其次是新意迭出，不同凡俗，正如皎然所说：“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

    别看悟只是瞬间的事，在此之前尚需付出艰辛的劳动。没有相当好的修养，没有相应的精神准备，悟的境界是不会出现的，而且悟之后仍需深造，作诗如此，参禅也是如此。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二十一讲》，有删改）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伊秉绶的空间思考

    有清以来，书坛名家辈出，高手如林，伊秉绶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古穆的格调构成了清代隶书成就的最高峰，留下了“书如佳酒不宜甜”的书史名言，其艺术底蕴是极其深邃的。

    伊秉绶出生于书香门第，喜绘画，工四体，其行楷有颜真卿之神韵，博采广收，兼师百家，自抒己意，为时人瞩目。其隶书成就最高，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年即喜爱三代两汉文字，朝夕临摹碑碣，曾拜书法大师刘石庵为师，深得其惠。

    于隶书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探索，最后在五十岁左右找到了适合自我个性的书路——方正雄伟的风格。所以其书风中以《张迁》《衡方》《裴岑》诸碑的成分为多。他根据上下左右的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随机应变地将字形处理成或扁平、或竖直、或正方，使其寻找到最佳的造型空间，造成意想不到的自然妙趣。

    发掘空间架构的奥妙是伊秉绶成功的基点。他善于发现字之本形可变的因素，然后加以大胆的变形。其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是横平竖直、方正宽博、雄伟庄严，但又奇巧灵秀，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和大胆奇特的艺术想象力。他的书法不只在向同时和后世的书家们彰示着书法艺术的构成潜能，而且会唤起今世书家对书法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意识的觉醒。他对唐以来空间构架与节奏同步的成功进行思考后，大胆舍弃了线条的节律(相对于前人)，以单一的空间架构作为主攻的目标，对书法艺术构成进行了独特的理解。在他的书法里线条显得麻木不仁，非常迟钝，没有点画撇捺的变化，是一种绝对的平正的隶书格调，但这一点又有别于金农对线条的全破坏。他有意削弱线条的节奏——顿挫提按的弹性，而准确地捕捉住中锋美的线条本质，加大了线条的立体感和力量感，真正使人感到“古穆雄强”的书法风范。他似乎不在乎别人的献媚与讨好，而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像一个忠厚老成但不懦弱的托孤老臣，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但一切事态变化都已尽收眼底。正如熊秉明所说：“他写大字雄伟厚重，笔画往往跃出格子，侵入边缘留白，发出一种威临观者，震慑观者的气魄。文字内容和书法形式打锤为一体，是道德令句，是棒喝，仿佛是摩西捧出来的戒律碣，这和过去唐代的醉狂派、宋代的抒情派、明代的宁丑派都是不同的。”

    据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伊秉绶的执笔方法是从刘墉处学得，“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我们仔细体会伊秉绶独特的书法风格当与其执笔用笔的方法有相当的关系。他以龙晴之法作书，笔杆常常斜向左前方，用笔取逆涩之势，而且写字速度甚缓，因而书作极富金石意趣，耐人寻味。

    伊秉绶的书法精彩过人，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留下的书论却极少，我们只能从片言寸语中去寻找他的创作轨迹，他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经验集结为三十二个字：“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意拙。”这是极富见地的。

精英与荣誉

梁文道

    在“我爸是李刚”那件事刚传出来时，我曾经问过自己一个很傻很天真的问题。假如那位在河北大学飞车撞死人的年轻男子出事之后，马上下车查看情况，然后说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而是“大家赶快帮忙救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我爸是李刚”，整件事的走向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这么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我爸是李刚”其实也很符合“常理”；只不过它和真实情况中的“我爸是李刚”依循的逻辑不一样。

    李刚也算社会精英了吧。自古以来，各个社会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没有代价的。去过剑桥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见过他们纪念二战阵亡校友的碑志，那里有多少年华正茂的青年呀，更不乏父荫广被的权贵之后。本来等着他们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然而战火一启，他们要率先参军，在长空与怒洋间抵抗纳粹，为国捐躯。

    这正是古代贵族传统的最后霞光。那些贵族平日养尊处优，接受平民献税纳贡，战时就得挺身上马，迎敌护国。这种传统没有中西之别，我们的“士”比这些欧洲贵族还要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么多，凭什么你不用付出？

    这不只是赤裸的交换，它还演化成了荣誉的一部分。著名伦理学家阿皮亚在其近著《荣誉规条》中定义荣誉为“值得尊敬”，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尊贵的”或者称他“有荣誉”的时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质。这种品质往往具体表现为一套规范、一组规条，凡是享有荣誉的人都应遵从这套规条，并做到最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规条呢？英国绅士阶层一向被认为是有荣誉且值得尊敬的，身为绅士，他就应该诚实不欺、保护弱小、尊重妇女、言行得体……只有完全达到这些标准，他才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绅士，不辱家声，也不负他人的尊重。假如有人指控他违犯规条并且全都属实的话，他就应该感到羞愧；要是他人的批评乃无中生有的诽谤，他就得奋力捍卫自己的荣誉，甚至不惜决斗。历史上大部分的绅士决斗都和荣誉受到冒犯相关，而不是通俗剧中常见的感情纠葛。

    看似卑之无甚高论，阿皮亚对荣誉的定义却点出了一项关键，那就是荣誉与尊敬的联系。财富、权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胁迫他人对你折腰，你应该晓得这个不叫做荣誉。“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古人对精英荣誉的讲究甚至更加严苛，哪怕是到了别人根本看不见你在干什么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独”。

    然而，从“我爸是李刚”到一连串精英后代惹出的祸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这批中国精英不讲究荣誉，却期待尊敬；他们拥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财富和权力，却不具备精英引以为荣的品质。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