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传（节选）

林太乙

编一部好词典，是父亲林语堂数十年的心愿。早在1930年代，他便请三伯憾庐及张海戈编一部像《牛津简明字典》的中文词典，但是编成之后，由于中日战争，文稿毁于兵火，六十册的稿子，只剩下父亲带到美国的十三册。

对于编纂汉英词典，父亲说：

“国语必有详确记载国语的词书，这个观念与字书完全不同。中国字书，一概以字为本位，不以语文中之词为本位。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由现代语言学观点编成的一本中国语文词典的专书。西方的英文、法文‘字典’，都是以那些的国语为本体，凡国语中的词的用法及文法词类，及其变化，都记载详尽。我国的词书，如《辞源》、《辞海》，虽然以词为单位，内容却偏于百科全书性质，未能就词论词，研究其在句中之文法地位及变化，也不能于单音组及数音组缀合所成之词，加以整理反分析。”

“中国向来无国语，因国语尚未统一。经五十年来国语统一会诸公的高瞻远瞩，不断地讨论，始定北平话为国语。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1947年《中华新韵》颁布出版，而后读音始有统一的标准。又跟着1918年颁布的注音字母各处推行，始有今日普遍承认之国语注音法。又自从文学革命以来，以白话为文学工具，教育部乃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三十年之搜集材料始由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抗战期间由1937年出版第一册，至1945年出版第四册，而后我们可以说中国国语有一部详尽准确的词书。对于已往的白话文学及现代北平国音所有的材料都已有系统的纪录。这是开山的工作，前人筚路蓝缕之功，我们后学乃受其赐。所以我才敢梦想做一本更合时代的汉英词典。”

父亲编纂《当代汉英词典》是由香港中文大学赞助的。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1892年翟理斯编的《汉英词典》，以及1932年麦氏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1967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

在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北外还有秘书、抄写陈守荆和施佩英。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份工作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助父亲选择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做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拔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这部被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当代汉英词典》，于1972年10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1800页。词典用的检字法是根据父亲发明“明快打字机”时所发明的“上下形检字法”再修订的。所采用的拼音法（简化国语罗马字）也是将他当年参与制定的国语注音法简化而成的，他首创的五十部首则成为这本词典的另一特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汪怡的《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淮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韦冰《槐市云烟录》）

②林语堂的“上下形检字法”，将取字之左旁最高笔形及右旁最低笔形，将汉字分门别类，以便索检。他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根据这个检字法设计键盘，只需三键便可以打出一个字。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写信对林语堂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好处是这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施建伟《林语堂传》）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后，路遥成为“在广场上生活”的公众人物，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

    《人生》走红后，社会上还有一种论断，认为它是路遥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路遥也非常清楚，《人生》是自己创作难以逾越的横杆。《人生》走红时，路遥才三十出头，正处于精力旺盛的文学创造期，他怎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余生？路遥是位心性要强且格外理性的作家，他在无数焦虑失眠的夜晚警告自己，必须摆脱热闹的“广场式生活”，进行新的文学创作，一定要跨越《人生》这个横杆。

    事实上，路遥不是没有担心。他最长的作品就是十三万字的《人生》，这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他缺乏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而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小说的创作，既需要文学才情，更需要不懈的坚持；既需要合适的创作技巧，也需要合适的题材。长篇小说应该是一位作家胆识才力与意志力的综合体现。对此，路遥十分清楚。他不愿躺在成绩簿上生活，他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他决定到毛乌素大沙漠去走一遭，在那里进行自己新创作的“誓师”。毛乌素大沙漠在陕北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连接，天然地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路遥自从年轻时到过毛乌素沙漠后，他就迷恋上这里的一切，对毛乌素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对毛乌素沙漠的理解：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开阔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够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为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是的，作为对象化的客体在作家的审美中已经投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赋予了作家的情感与思考，而不再单纯是一个无生命的存在物。路遥眼中的毛乌素沙漠，是其观照自己生命质量的一面镜子，是其顿悟人生的一个道场，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正是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路遥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补充生命的能量。

    这不，路遥在人生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再次背上行囊从省城出发，北上陕北榆林，直扑毛乌素沙漠。路遥明白，这次到毛乌素沙漠不仅仅是朝拜，更是要在那里郑重宣誓，告别过去，开启未来。“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理……”

    路遥来到毛乌素沙漠后，在这个空阔的大沙漠里想到了很多很多，他想到准备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可能将耗费数年，但他必须甘于寂寞，甘于在文坛上“消失”；他甚至还想到可能要承受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的失败……种种心绪浮出脑际，种种问题又被他一一排除。在这次孤独的沙漠宣誓仪式中，路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用尽全部心血创作一部属于自己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他这个人就是神圣文学的信徒，他要从一无所有的毛乌素沙漠郑重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目的地迈进。

    这次沙漠誓师，是1983年的事。之后，路遥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创作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中去了。五年之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了。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许多城市还出现了排队购买这部作品的现象。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终于向文坛证明，他是可以超越《人生》这座高峰的！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百度百科）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再听一段梅葆玖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只为一人去……”这是京剧《大唐贵妃》中的一段唱词，也恰唱尽梅葆玖一生：一生为艺，一生为戏。

    1934年，梅葆玖出生在上海思南路57号“梅宅”，是梅兰芳第九个孩子。

    梅兰芳原本选定的接班人是第三子葆琪，可惜葆琪8岁患白喉病去世。梅葆玖10岁时，父亲让他试演一段《三娘教子》，“一看嗓子、扮相都可以”，决定让他继承梅派。

    被命运选中，梅府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收起心来，一边读书上学，一边拼命学戏。13岁，梅葆玖正式登台演出。

    2016年3月29日，梅葆玖的最后一个生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青年学生一起度过。每次大家鼓掌时，他都起立双手合十并微微欠身。

    这天，最小的梅派男旦巴特尔为梅葆玖演唱《麻姑祝寿》，梅先生很是高兴。没想到，两天后，梅葆玖因突发支气管痉挛，导致脑缺氧送医院抢救。亲友在他耳边放《大唐贵妃》，他一度有心率反应。但奇迹没有出现，4月25日上午，梅葆玖病逝，享年82岁。

    梅葆玖一生培养了多个弟子，他曾说：“我给父亲有了交代，也给了梅派、给了京剧一个交代。”

    梅葆玖幼年学戏，父亲是名角，但并不亲自教他，而是延请名师王幼卿为他开蒙。梅兰芳看老师教儿子，从来不插手，他对儿子说，老师教你的都是对的。

    在梅葆玖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狂热爱学习的人，每周两次，下午四点以前学习英语。每天请俞振飞先生来，向他学习昆曲。梅葆玖也犹记得，父亲当年追着盖叫天学一个动作，还跟荀慧生学眼神，跟程砚秋学水袖。

    梅兰芳对佛学也相当有研究，他自创的《天女散花》，每一个手势无不从佛学中而来。梅兰芳研究服饰学，演出的服装都自己设计，然后让妻子到大栅栏去买料子。他喜爱花卉园艺，据说研究出如何嫁接培植4000多种牵牛花的技术。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并擅长写诗填词……

    梅兰芳教育孩子们，传统的东西要学，西方的东西要懂。

    见过梅葆玖的人都说，无论是长相，还是做派，他都似足了父亲梅兰芳。

    梅葆玖讲话的声音轻轻的，但声音的位置偏高，这或许是一个男旦演员常年保存的讲话习惯。那些字正腔圆的语调，听了让人浑身一激灵，仿佛北京的四合院、城墙根儿、老槐树都盛放在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上。

    作为梅家在世唯一活跃在梨园界的孩子，梅葆玖努力扛起梅家这面树起了百年的旗帜。

    时代发展，传统戏种没落，让年轻人接受古老的戏曲成为梅葆玖常思考的问题。他豁达面对时代的选择，努力让京剧靠近时代步伐。

    一次和唱片公司合作、跨界流行乐坛，录制《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等唱片，外界有不少物议。但梅葆玖仍坚持有保留地革新：“像《太真外传》这些唱腔里最传统的东西，我原封不动。”

    2013年，梅葆玖最后一次在上海登台演出。工作人员感叹：“玖爷西装翩翩但盈盈下拜的模样，真是难以形容的优雅。”梅葆玖先生说普通话、上海话都很好听，尤其上海话用词老派，比如年轻人都已经不会用了的“交关”，他说出来有一种别样雅致。应观众要求给海报、书籍签名，不管多累，他都有求必应。

    台湾作家陈念萱感叹：见过梅家人，你会懂得什么叫教养。一分来自与生俱来的音色，三分来自家学渊源，而最重要的部分，却是那万金不换的教养与门风。难怪梅兰芳先生会要求梅葆玖，四十岁以前，不许演出《贵妃醉酒》。梅先生向来主张，生活里的晶莹剔透，才能让舞台上的演出不是表演，而是自然呈现。

大煞风 一往情 倚老卖

翁敏华

    文题由一种文字游戏构成，叫“成语缩脚”，本文的主人公曾经用来写过信，全信就像一篇密电码，署名即是“大煞风 一往情”，把“缩”进的“脚”拖出来就是“景深”二字。我在这里要记的，是“景深老”，一位多才多趣的老先生———赵景深。

    初仰先生，即在袅袅的昆曲声中。那天上海昆曲研习社恢复曲会，假座我校东部礼堂。人说前排就座的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就是“赵老”———噢，一位面目和善的好先生。赵老是昆曲研习社社长，讲了一番话，接着就带头唱起了曲子，记得唱的是“窦娥冤”里“斩娥”的【端正好】带过【滚绣球】曲。这是正旦扮演的窦娥唱的著名曲子，甭说大学教材，就是中学语文书里也选有，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旦角的唱段，赵景深先生反串，这在“四人帮”①被打倒没几年、拨乱反正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个中深意。

    就这样，得以步入赵老的家———位于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后头的弄堂里，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导师第一次带我去，还是参加昆曲社的活动。如同一般上海弄堂房子一样，赵府也从后门进出。后门上装有门铃（当时很少见），摁铃，三楼窗户便出现赵家保姆的脸，见是认识的人，她就会放下一只竹篮子来，篮底中央躺着一把钥匙，由你自己开门。后来这空中竹篮晃悠晃悠的场景，整整演绎了两年多———导师去世后，赵先生收我为“私淑弟子”，让我每个周六上他家听课半天，这场景，距今已有三十年，每每想起还令人感念不已：所谓师生，不正是老师交把“钥匙”给你，由你自己去打开知识的大门、步入艺术的殿堂么？

    正是在赵府，得以拜见蒋星煜、胡忌先生，得以领略华文漪的妩媚、岳美缇的清雅，还有刘异龙的滑稽突梯。在赵老八十岁的生日家宴上，他夫妇演唱了《长生殿·小宴》，令人推想二位年轻时的风采———好一对夫唱妇随的昆曲伉俪！

    回忆赵老的文章何其多也，书也出了不止一本。但是我还有两件印象特别深的往事，欲记在这里。

    其一，在课上，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琵琶记》，说到1957年那次在北京召开的《琵琶记》学术研讨会，赵老说：“其实我那次是揣了两篇论文去的，一篇肯定，”他右手往右边口袋里比划比划，“一篇否定，”他左手又在 左边口袋里比划了一下，“到北京去轧苗头②，再决定抛出哪一篇去。”当即有人打岔。让我吃惊的是先生的坦白。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墙头草两边倒”么？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透露给他众多的弟子们了。

    后来，多次想起，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五七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若是谁，为了一部《琵琶记》，被打成右派，值么？“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我心说：先生真是个明白人呐，南方式的智慧。知识人性格也五花八门，不会只有梁漱溟一种。

    其二，有一天课后，赵老收到一封信，拆开看，笑了，再看，笑得更厉害了，直至笑到捂住眼睛、趴在桌上、流出眼泪。笑得我们也好奇起来，纷纷凑近看信。信是扬州师院任半塘先生寄来的，没有多少文字，却在正中画了一把破刀，毛笔画的，犬牙似的刀刃，沾着血（红墨水），刀下则滴滴答答血迹斑斑，边上一行直排的字：“赵景深借刀杀人！”原来是，报刊上有人发表文章驳斥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里的观点，任先生误以为是赵门弟子所为，故打上门来讨伐。赵门弟子见状，一个个义愤填膺，张三这个角度，李四那条线索，已经在分工如何反击了。赵先生去卫生间擦了眼泪，步履蹒跚哆哆嗦嗦地回座，听说后忙制止：“介好白相③一桩事体，一当真就勿好白相④了。”他用沪语说。

    这就是赵景深。三十年代当编辑，向老舍约稿，信笺中央大大地写个“赵”字，用红笔画一个圈儿：“老赵被围，速发救兵”，老舍一看，立即寄来稿件和回信，在赵景深原画上添一支破围的红缨枪：“元帅休慌，末将来也！”那天看见任先生的信，赵老一定是想起了当年的这桩逸事，故而笑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我真后悔没像记者那样追根问底，不知道赵先生最终是怎么回这封信的，不然，又可增添一桩直如老舍回信赵景深这样的文坛佳话。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大煞风”景的事，但赵老始终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对事业，对学生，对朋友同行。

【注】①四人帮：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反革命帮派。②轧苗头：遇事通过察言观色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③介白好相：上海方言，“这么好玩”的意思。④勿好白相：不好玩了。

    李白凤1914年3月出生于成都。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艺术熏陶。1925年，李白凤进入天津扶轮中学读书。不久他又随长兄来到青岛，在铁路中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凤因参加学潮运动，加上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非议时局，被勒令退学。当时青岛有个传播进步文化的“荒岛书店”，他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不少进步书籍，还认识了常来书店看书的臧克家、崔嵬、于黑丁等文化人士。1934年李白凤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国文系学习，师从林庚。戴望舒1936年10月创办了《新诗》杂志，李白凤在上面发表不少作品引起诗坛注目，并与施蛰存、戴望舒、吴奔星等现代派诗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爆发后，李白凤一度靠写诗文为生。李白凤的夫人后来在书中写道：“1941年初秋，白凤离开南宁来到桂林这一大后方的文化名城……使他的文艺创作更贴近火热的抗日斗争。”在桂林，李白凤结交了端木蕻良、田汉、安娥、尹瘦石、陈迩冬等文化界名流，又经端木蕻良的介绍认识了老前辈柳亚子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此时的李白凤满腔热情地搞起文艺创作，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1946年6月，李白凤来到上海暂居柳亚子家中，后在朋友介绍下到财政局工作并找到住处。当年他是中国诗歌协会理事，工作之余全力以赴搞文艺创作。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多发表在《诗创造》《新诗》《大公报》等报刊杂志上。由于上海物价飞涨，李白凤曾在柳亚子的支持下，挂牌为人治印来补贴生活。

    1949年夏季，解放军的炮声逼近上海，李白凤拒绝了本家侄子送来的去台湾的船票。李蓉裳记得李白凤当时说：“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怎能走啊！”1950年，李白凤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批报名支援东北建设。

    佟培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57年春夏之交，在高校“大鸣大放”中，李白凤贴出《长歌当哭》一组18首七律，受到批判。佟培基教授从一个文件盒中拿出一份1957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的一篇李白凤的文章《给诗人们的公开信》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当年8月李先生被错划为“极右派”，隔离审查后于1958年被送往西华县农场劳教。1963年4月李白凤劳改期满，失职居家，只靠夫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他白天接受劳动改造，晚上回家再开始读书、练书法。佟培基教授说，李白凤走遍开封的古旧书肆，寻搜南明野史笔记约97种，深夜挑灯相互校勘比对，渐渐草成《小腆纪年校补》《明史校补》《张苍水集笺注》等。这个时候他和施蛰存又开始了通信，两人探讨学问，互通有无。

    1966年夏，“文革”冲击到了开封，“破四旧”的时候，李白凤苦心收集的书籍、资料被红卫兵拉出4车全部焚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李白凤仍然不坠青云之志，他刻制一方“十年不制衣”的石印用以自勉。

    1969年，青年佟培基在桑凡先生的介绍下认识了李白凤。佟培基教授说，李先生平易近人，那种高雅的气质和文人风骨让人心存敬意。孙作云先生曾说：“像白凤先生这样的人还如此醉心于学术事业，足使当今破坏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者耻。”

    1978年春天，李白凤被平反。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却于当年8月18日病逝于开封。

（摘编自刘海永《诗剑平生任我行，困顿流离栖汴京》）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