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国家元首的“巧克力大王”

周有恒

    波罗申科，1965年9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中西部南布格河畔的文尼察市。在家乡读完中学后，波罗申科以优异成绩考入基辅舍甫琴科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系，专业是国际经济学。

    1989年从基辅舍甫琴科大学毕业后，波罗申科即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波罗申科刚起步阶段必然经历低谷和坎坷，他做过不少生意——卖过好莱坞电影碟片，还开办过一个小型的语言学校，但这些生意都不长久，也没有赚到多少钱。后来，头脑灵活的波罗申科开始寻找新的商机。当时正值苏联剧变前夕，他与同班同学扎伊采夫合作，从比利时和荷兰购买可可豆（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卖到苏联各地的糖果厂。自此，他的生意逐渐顺利起来。

    卖可可豆让白手起家的波罗申科获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事业做大做强。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年代里，乌克兰的权贵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鲸吞国家资产，一批新贵寡头应运而生。这种乱局也让波罗申科抓住了发家机遇。在私有化浪潮汹涌、国家价格管制失效的背景下，百姓纷纷出售手头的债券，波罗申科乘机廉价收购了几家糖果厂，并于1995年将它们整合起来，组建了乌克兰最大的糖果公司——如胜公司。如胜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十亿美元，波罗申科因此赢得了“巧克力大王”的绰号。

    亿万富翁波罗申科在创建如胜公司两年后即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乌克兰的政治活动，1998年，他首次当选乌克兰国会议员。

    波罗申科投身政坛后最大的一笔投资，始自“橙色革命”期间。尽管不确定这个富商到底为“橙色革命”投入了多少金钱，但他被普遍视为“橙色革命”的头号资助者之一。波罗申科和“橙色革命”的“领头羊”尤先科往来甚密，尤先科还是波罗申科双胞胎女儿的教父。当尤先科2005年赢得总统宝座后，波罗申科曾希望自己能够出任总理。但尤先科选择了自己的铁杆盟友季莫申科，而将波罗申科任命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不久，随着“橙色革命”联盟的土崩瓦解，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一起被尤先科撤掉了职位。此后，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波罗申科担任了乌克兰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2009年被尤先科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波罗申科被视为尤先科阵营的一员，但当尤先科的政敌亚努科维奇2010年当选总统、许多人以为波罗申科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波罗申科却以自己的努力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波罗申科的政治智慧不仅仅只限于在多届政府中游刃有余，在2013年11月开始的那场乌克兰政治危机中亦得到充分展示——广场集会开始后，波罗申科凭着商人的敏锐，抓住机遇，完全转入反亚努科维奇阵营，为广场上的人们提供水、食物与燃料。波罗申科是唯一一个资助了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示威者的富豪。

    亚努科维奇倒台后，亲俄部队夺取了克里米亚议会。波罗申科试图启动与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政府的会谈。他曾飞赴那里，希望与亲俄部队谈判。虽然他被愤怒的示威者赶走了。但波罗申科是乌克兰唯一一个敢这么做的政治家。

    据选前多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波罗申科的支持率高居榜首，成为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他的主要对手、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位列第二，排在这二人后面的还有乌克兰国会议员、前经济部部长季吉普科和拳王克里琴科等。

乌克兰选前的情势，也对波罗申科非常有利。呼声甚高的克里琴科突然在3月29日宣布放弃参加总统大选，转而参加基辅市市长的竞选，并随后表态支持波罗申科，这无疑为波罗申科增添了更多获胜筹码；刚刚出狱的季莫申科已是过气的政治人物，政治信誉已经被透支，人气大失；曾经的执政党——地区党在亚努科维奇逃亡后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出现独立浪潮，一些波罗申科支持率较低的地区拒绝举行选举，这客观上也有利于波罗申科胜出。一切都在朝有利于波罗申科的方向发展。6月2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奥亨多夫斯基正式宣布，波罗申科当选总统。

波罗申科原本属于政坛上比较低调的人物，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家庭隐私，但自从他参与总统竞选成为公众人物后，乌克兰未来的“第一家庭”已开始曝光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波罗申科和妻子育有两子两女。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阿纳托里耶夫娜辞去工作，回归家庭，在家相夫教子，甘当贤内助。波罗申科家的传统是：在家不谈政治；重要节日要一起庆祝；妻子生日时外出旅游。夫人阿纳托里耶夫娜是个热爱生活、富有个性的现代女性。她说：“我从来不去美容院，我也不喜欢‘第一夫人’这个头衔。我不愿意抛头露面，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头衔会让我和别人产生距离。”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9期）

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闻一多先生

汪曾祺

    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先生是留胡子的。报刊上发表他的照片，大都有胡子。那张流传很广的木刻像（记得是个姓夏的木刻家所刻），闻先生口噙烟斗，目光炯炯，而又深沉，是很传神的。这张木刻像上，闻先生是有胡子的，但是闻先生原来并未留胡子，他的胡子是抗战那一天留起来的。当时发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闻先生原来并不热衷于政治。他潜心治学，用心甚笃。他的治学，考证精严，而又极富想象。他是个诗人学者，一个艺术家。他的讲课很有号召力，许多工学院的学生会从拓东路（工学院在昆明东南角的拓东路）步行穿过全城，来听闻先生的讲课。闻先生讲课，真是“神采奕奕”。他很会讲课（有的教授很有学问，但不会讲课），能把本来是很枯燥的考证，讲得层次分明，引人入胜，逻辑性很强，而又文词生动。他讲话很有节奏，顿挫铿锵，有“穿透力”，如同第一流的演员。他教过我们楚辞、唐诗、古代神话。好几篇文章说过，闻先生讲楚辞，第一句话是：“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是这样的。我上闻先生的楚辞课，他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放在一起讲。我记得他讲李贺诗，同时讲法国的点彩派（pointism），这样的东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当时运用的人还很少。他讲古代神话，在黑板上钉满了用毛边纸墨笔手摩的大幅伏羲女娲的石刻画像（这本身是珍贵的艺术品）。昆中北院的大教室里各系学生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听这样的课，真是超高级的艺术享受。

    闻先生的个性很强，处处可以看出。他用的笔记本是特制的，毛边纸，红格，宽一尺，高一尺有半，是离京时带出来的。他上课就带了这样的笔记，外面用一块蓝布包着。闻先生写笔记用的是正楷，一笔不苟，字兼欧柳字体稍长。他爱用秃笔。用的笔都是从别人笔筒中搜来的废笔。秃笔写蝇头小字，字字都像刻出来的，真是见功夫。他原是学画的。他和几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从北京步行到长沙，一路上画了许多铅笔速写（多半是风景）。他的铅笔速写另具一格，他以中国的书法入铅笔画，笔触肯定，有金石味。他冶印，朱白布置很讲究，奏刀有力。连他的吃菜口味也是这样，口重。他在蒙自住了半年，深以食堂菜淡为苦。

    闻先生的胡子不是络腮胡子，只下巴下长髯一绺，但上髭浓黑，衬出他的轮廓分明，稍稍扁阔的嘴巴，显得潇洒而又坚毅。

    闻先生后来走下“楼”来（他在蒙自，整天钻在图书馆楼上，同事曾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拍案而起，献身民主运动，原因很多，我只想说，这和他的刚强的个性是很有关系的。一是一，二是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心口如一，义无反顾。闻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无半点渣滓的、完整的、真实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格，是一首诗。

    能为闻先生塑像的理想人物，是罗丹。可惜罗丹早就死了。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在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园中有闻先生的全身石像，长髯飘飘，很有神采。

    闻先生遇难时，已经剃了胡子。我建议在闻先生牺牲的西仓坡另立一个胸像（现在有一块碑），最好是铜像。这个胸像可以没有胡子。

（选自《修髯飘飘》，有删改）

【注】闻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冯其庸：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李扬

    对于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来说，今年是格外忙碌而又令人喜悦的一年。年初，汇聚了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厚重博雅；5月，规模宏大的“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诗文与书画共美，花卉与山水竞秀；十月，先生荣膺首次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荣誉是表彰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此时此刻，家乡无锡为冯先生筹备了3年之久的“冯其庸学术馆”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12月9日，这个收藏着冯先生最为珍贵的手稿、书画、文物的学术馆将与世人见面。

    求道之路，腹有书诗气自馥。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北乡前洲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靠的是一边种地，一边刻苦自学。其间，又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尝黍离之悲。“那时我的读书环境，就是种地，放羊，躲日本鬼子。”冯老回忆道。小学5年级失学后，在战乱的苦难中，他醉心于读书、写字和画画，在种地之余，沉醉其中。没钱买书，他东借西借，不论小说戏曲、唐诗宋词，或论、孟、左、史，只要能借到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到深夜，早晨下田地前也要读，从地里回来，泥腿没洗净就进屋看书”，冯先生忆道。如此3年自学下来，他竟读了许多书，有的甚至能背诵。“《浮生六记》对我后来写文章影响很深，它的文笔太漂亮了，还有晚明小品，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史震林《西青笔记》《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我的文章力求清通、潇洒，就是受晚明小品的影响。

    他忆起20岁那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拜识了山水画家诸健秋，诸先生特许他入画室观其作画，还说“看就是学”。自此，冯其庸在诸先生画室观摩半年，由此略知山水画之门径。

    1946年春，他考入无锡国专。冯先生说，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得遇许多名师指点，周谷城讲授中国通史，童书业讲授秦汉史，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朱东润讲《史记》、《杜诗》，刘诗荪讲《红楼梦》，冯振心讲授文字学等，这一切使他眼界胸襟大开，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广为人知，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色书籍公开展览，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随后，冯其庸先生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冯先生语气中难掩这一发现带给他的兴奋。

    1977年6月，冯先生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在书中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巧的是，这番话恰好是写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与中央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吻合。

    实证求真，看尽龟兹十万峰。

    冯其庸先生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冯其庸先生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游历，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从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玄奘精神在今天的复兴。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 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在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演员们不想演的角色并不一定是配角。比如老舍先生的《青年突击队》，我就喜欢演那个只有十几句话的吕若冰，而不喜欢演那个队长刘海清……”，于是之曾在《我们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一文中写道。

    在《骆驼祥子》中的表演，至今仍是于是之的“绝唱”之一。在那部戏中，于是之扮演配角老车夫老马。老马累计出场时间不过十分钟，第一次出场，主要动作是在风雪夜进屋，踉跄昏倒。第二次出场甚至没有台词。

    于是之一上场，似乎就给能坐上千人的首都剧场带进一股寒气。他头上扎着破旧的白毛巾，花白的眉毛、胡子上似乎带着霜。进门踉跄两步，打着寒噤，上牙碰下牙，唇口已然冻木……

    演配角，于是之的功夫一点也没少下。他说过，为演老马，他写的申请的字数比老马的台词还要多。更重要的是，他懂老马。早年，穷苦人冬天出门没有棉裤，把报纸一层一层地裹在腿上，外头罩一条单裤。裹了报纸，关节的灵活度受限，步子发僵。于是之演老马，步态如何趔趄的依据就是打这儿来的。“他没让你看到报纸，但他的表演已经把报纸和报纸后面那一片生活概括在内了。”1961年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跟于是之同台演过戏的林兆华说。

    在老马之前，于是之经历过冰火两重天。演《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让26岁的于是之尝尽成功的喜悦，而演《雷雨》里的周萍又让他跌入自卑的深谷。

    于是之和程疯子投缘。“我爱我这角色……照我现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水平，我还不能有胸襟去爱许多人，许多角色。第一遍朗读剧本，剧情便把我带到生我长我的地方……我的杂院生活，叫我体贴我的角色，同时也给我一种责任：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别打算成为演员了。”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中写道。

    为演好程疯子，于是之看《立言画报》《名伶百影》，咂摸旧艺人的表情；向侯宝林、“白派”京韵大鼓代表人物白云鹏请教；上茶馆、钻胡同，寻访单弦艺人、京剧二路角儿；从朋友眼角的鱼尾纹“化”出程疯子的眼神；从白云鹏说话用手指头点三下以示强调的习惯动作里“长”出程疯子的手势……

    “形”之捕捉与“神”的建构同时进行。老舍先生说，程疯子“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于是之将程疯子精确定义成庶出的旗人子弟，没落之后曾唱单弦为生。为了从内在上准确把握角色，于是之写下了六千余字的《程疯子传》。在这篇文章中，白描手法被时年26岁、正式学历仅到初中的于是之运用得得心应手。

    在《龙须沟》攒下的“家底儿”到了《雷雨》却全无用处。少年时，同龄人让于是之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之冷冷地说：“我没有少年。”那时，于是之已经失学，在日本人的仓库里做“华人雇工”，每天从破败的宣武门下走过，感觉自己的少年“叫宣武门给吃了”。正如当年无法理解维特“还烦恼什么”一样，于是之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周萍在豪宅里的苍白生活和他怎样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

    在《雷雨》里饰演周萍的惨败，让于是之自卑、苦闷了很长一阵子。从1954年到1957年，于是之的表演停滞了两三年。

    1956年秋天，于是之听老舍说：“我写了一个新戏，主角的台词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于是之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憋着劲儿要演这个“从小到老”，有“几百句”词的主角了。这个“主角”是《茶馆》里的王掌柜。

    有人认为《茶馆》里的王利发不好演，如果演不好，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龙套。于是之没有让王掌柜成为龙套，而让他成为了自己当之无愧的代表作，成为了中国话剧舞台的不朽经典。

    “在茶馆里，我为人沏茶送水的动作比较多。虽然不经常被人注意，但我总要认真去做。因为我尝到了其中的好处，在一个小的真实上，丢掉了信念，就会影响随之而来的主要的戏，叫你失去了大的真实……”这是于是之在《茶馆》中悟到的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摘编自石岩《演员于是之，领导于是之》）

相关链接：①于是之（1927~2013），话剧表演艺术家，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洋麻将》等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的表演风格本色自然、含蓄深沉且富含诗意。（摘自百度百科）②究竟怎么演？一字一泪，哭腔哭调地演，还是另外的演法？研究一下生活吧。王利发这时一定不愿意哭，他要控制住自己，并在亲人面前装作轻松，当儿孙们欲哭时，他甚至还要申斥，为的是要他们迅速逃出这灾难的虎口。因此这个悲剧的小片段，就不能直接去演那个“悲”，而要多演那个对“悲”的“控制”，甚至强作欢笑。这么演就可以较含蓄些，也可能更感人些。（摘自于是之《演“王利发”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