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屈辱的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喜欢读唐诗宋词、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倾慕岳飞的精忠报国。

    1941年，在耀华中学读高三的于敏遇到了两位恩师，深受启发。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文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背景、文学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讲得透彻明了。数学老师赵博研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后来，钱三强告诉于敏，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于敏虽然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但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毅然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该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次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完全一样！” 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成功后，氢弹需根据实战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和武器并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向邓稼先建议上书中央，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文革”期间，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在这个世上大多“沉默无闻”，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与往年科技奖励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陈海波叶乐峰《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速写》）②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他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百度百科）③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晚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感动中国颁奖词）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童话

李墨波

    2013年7月19日，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揭晓，任溶溶以90多岁的高龄成为有史以来获得此奖项年龄最大的作家。他创作的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以真挚有趣的童心、炉火纯青的诗歌技巧征服了评委，无可争议地获得诗歌奖。

    说任溶溶将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并不为过。他翻译过《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他写过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他写过儿童诗《我的哥哥聪明透顶》《强强穿衣裳》《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足够了，当我们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时，于是明白了这位老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意义。

    鲁迅曾将好的翻译家比喻为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来说，任溶溶正是这样一位盗火者。尤其是他对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界掀起一股热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儿童文学带来深刻的影响。《长袜子皮皮》的主角皮皮是个一头红发、满脸雀斑的9岁的小姑娘，她天性喜欢自由，古灵精怪，常有奇思妙想，缺点不少，喜欢恶作剧，但更多的是优点，制服过坏人和恶兽，干了很多好事。这个个性鲜明、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得到中国小朋友的热烈欢迎，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任老通过林格伦的作品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一股新风，结束了之前教训意味过重的儿童文学创作，而代之以充满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的全新的儿童文学。

    在从事翻译工作之余，他非常愿意去参加孩子们的集会，把国外新奇好玩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故事讲得多了，任溶溶觉得不过瘾，国外的故事同中国孩子的生活毕竟有些“隔”，于是他开始自己编创故事。他创作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与《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堪称姐妹篇。作家在其中构置起一种喜剧和荒诞，让人物身上的缺点在哈哈镜中显形，“用夸张来刻画童话形象，有鲜明的意蕴和佳妙的喜剧效果”。虽然只是初试创作，但这两篇作品在风格和技巧上都已臻成熟，并“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之后，任溶溶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弟弟看电影》《强强穿衣裳》《我给小鸡起名字》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儿童诗。这些诗歌大都构思巧妙，童趣盎然，简洁明快，朗朗上口。这些儿童诗同样延续了他善于在夸张和喜剧中传递教育意义的风格，而有的作品，甚至干脆放弃掉所谓的教育意义，直接将生活中的童趣瞬间呈现出来，“将童趣推向一种极致”。

    他认为，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我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就来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而在写作的时候，又要从“诗人本位”向“儿童本位”转换，尽量使用清浅、好读的语言，教训意味不能过重，应该“不能只写要儿童做什么，同时也要写儿童们要做什么，这才是全面的儿童文学”。

    任溶溶说：“翻译创作了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知不觉中被‘童化’了。”1968年，任溶溶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分配到饲养场养猪。他说很“幸运”，“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就可以不用了。猪要吃东西的时候喂一下，其实呆在饲养场蛮开心的。”任溶溶非常喜欢意大利作家罗大里，之前曾译过他的《洋葱头历险记》和儿童诗，但是是从俄文转译的，实属遗憾。在牛棚里正好有大把的时间学习意大利语和日语。当别人在“十年动乱”中身心俱疲时，他却收获了两门外语，为以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做好了准备。这样乐观和豁达的心态，其实正是儿童文学之于任溶溶的馈赠。

    任溶溶曾说过：“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用一生的努力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构建起一个让人仰望的高度，高山仰止。他在我们心中真正成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

【相关链接】①渴望母爱与家庭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林格伦的作品都贯穿着这两个母题，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是林格伦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刘绪源（当代作家）②老人又望着我女儿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看不看课外书啊？”我夫人脱口而出，说刚买了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正在看着哪。老人突然兴奋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狡黠地问：“知道我是谁吗？”我们揺摇头，他哈哈大笑：“我是任溶溶。”——陈贤德《巧遇任溶溶》（《新民晚报》2013年4月1日）

赵元任：“言有易，言无难”

苏金智

    赵元任是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积极的提倡者与实残者。他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又喜欢做科学实验，经常观察天象，青年时代留学海外，与同时代的伙伴们一起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勤奋学习料学知识。大学时代学了数学和物理，研究生阶段学了大量的科学史．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他参与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建，成为《科学》杂志的撰稿人并长期参与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胜利后，赵元任与血气方刚的同伴们提倡文学革命，认为只有规范祖国的语言，克服方言造成的语言障碍，书写口语中鲜活的白话，才能真正唤起民众，达到实现政治民主的目的。

    赵元任一辈子写文章都是写大白话，创作的诗歌也大都是白话诗。他与五四时代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先行者们一道，共同开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时代。他的音乐作品，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和广大民众深情的爱，充满着对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

    赵元任把学术研究转向语言学后，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研究，使之在我国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语言结构成分，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赵元任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学的研究上，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他还用化学的一些概念如“化合”“聚合”“离子化”“同位素”等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初，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建了语音实验室。语音实验室办公室共有四大间，在当时东南亚一带属于第一流。语音实验室的建造，从设计到绘制蓝图、购买仪器和各种设备，都由赵元任亲自策划。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赵元任还亲自监督，一边监工，一边做方言调查的准备工作。

    赵元任在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样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在美国学习期间，认真学习了和声、对位和作曲等课程，在其后音乐创作实践中严格遵循音乐创作的规律。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成就，被台湾音乐学家刘塞云誉为“五个第一人”：我国第一位能成熟运用西方和声和转调技巧的作曲家；第一位赋予钢琴伴奏特殊表现功能的作曲家；第一位特别重视声韵、词曲密切配合的作曲家；第一位用新诗来谱曲的人；第一位实际深入民间采风，运用民间素材进行歌曲创作的人。

    赵元任在语言与音乐关系方面的研究，尤其在语言的声音高低与音乐的关系，词与曲的配合，歌词的读音等三方面都有精辟科学的论述。

    赵元任具有完美的高尚人格，他那幽默诙谐的性格常给人们带来微笑与快乐。他经常把工作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在工作中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他在语言研究中写下了多则著名的语言游戏诗，其中《施氏食狮史》至今还为人们所熟知。

    赵元任从文字改革领域切入，把自己的终身事业定位在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该方案主要由赵元任设计，语言学专家团队讨论修订。虽然，国语罗马字最终没有成为新文字，但是它对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与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国内外传播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天的贡献。（有刪改）

小说的丛林

迟子建

    ①我在大兴安岭长大，是个典型的“林中女孩”。因为那里地广人稀，所以少时在小镇的路上遇见生人，我会有微微的紧张感。人在那里是少数族类，而动植物却是多数族类。

    ②我熟悉林中的树木花草，溪流河谷，野猫野兔。一个人在幽深的林中穿行，很少怕过。因为林中枝叶“窸窣——”摇动，窜出来的不是愣头愣脑的狍子，就是炫耀其美丽尾巴的松鼠。我春天去山里采野菜，将采回的分类，人爱吃的先拿出来，用开水焯了蘸酱吃，其余的则给猪当餐后的点心。猪非常喜欢享用野菜，它吃起来摇着比耗子长不了多少的小尾巴，“嗯嗯”叫着，很感恩的样子，这时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夏天时我们去河边洗衣服刷鞋子，常常是把洗好的衣服晾在草丛或柳树丛上，就去林中采野果吃去了。都柿、草莓、水葡萄、马林果，红的紫的，熟的不熟的，全往嘴里填，浆果在此时成了最好的口红。到了秋天，大人孩子都爱往林中钻，我们在五彩的落叶中采榛子，蘑菇，把它们晒干了，冬天就有“好嚼儿”了。不要以为到了冬天，林中就没有美味，扒拉开向阳山坡的积雪，可找到未被采摘的红豆，雪中的红豆味道极好，酸甜，有点淡淡的酒味。还有，你可以划开桦树皮，舔舐桦树皮里清香微甜的汁液。守着大山，对贪吃的我来说，就是守着一个零食铺，嘴上是亏不着的了。

    ③童年时我还喜欢去山里采野花。百合、芍药、绣线菊、马莲花、忘忧草，姹紫嫣红地走进我们家，我们也不讲究养花的容器，酒瓶、罐头瓶、咸菜坛、猪食槽，都可栽花，它们在暗淡的屋子里，照亮我们的梦。这些体验，在我写作以后，都进入了我的小说世界。

    ④有了丛林的动植物，当然就有活动在其中的人。那些人大概是为了宣示自己作为生命的强大存在吧，喜欢大声说话。又因为寒冷的缘故吧，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些人物的特征，在我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我首先熟悉的是家中的人，父母、姐弟、姥姥、姥爷、爷爷、叔叔、姨舅，在我爱上小说以后，他们以不同方式，隐身而入，也许只是一声叹息，或是一个背影。除了亲人，我还熟悉了邻居，小镇的人和小镇以外的人，他们更是为我塑造人物，提供了最真实生动的原型。

    ⑤当然还有那些可爱的动物，比如通人性的狗、隐忍的牛、苦役犯似的马、永远被戏耍的猴子、美丽的鸭子、坚韧的驯鹿、铺天盖地的麻雀、像守夜人一样的乌鸦、以及千姿百态的鱼。它们在多年后潜入我的小说，这些动物不会说话，但在我与它们相处的过程中，听懂了它们心底的话，看得见它们的眼泪，所以它们在我小说中留下了“话语”。

    ⑥不能忘怀的，还有园田的果蔬，那带着妖娆花纹的豆角、红彤彤的西红柿、紫莹莹的茄子、碧绿的菠菜和生菜、金灿灿的玉米、多汁的角瓜、甘甜的倭瓜，还有绕着它们飞舞的蜜蜂、蝴蝶和蜻蜓。它们装点餐桌的同时，也装点我儿时的梦。更有那埋藏在土里的萝卜和土豆，这秋收的主角，是地窖的常客，有了它们，一个冬天就不愁蔬菜了。

    ⑦不要以为我们的生活总是阳光灿烂，它依然有着浓重的寒霜和阴影。有令人痛苦的疾病，有面对灾荒的无奈，有亲人离世的悲伤，有遭遇人生变故的苍凉。厌倦、羞辱、恐惧，这些人生的负面情绪，就像漫天风雪一样，从来都不曾远离我们。宁静的炊烟下，一个人死去了，他躺在红棺材里，去山上的墓园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在缺医少药的小镇，一场痢疾就要了他的命；一个男人去采山，被熊袭击，落下终生的残疾；一个伐木工在作业时被大树砸倒，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还有动物们所遭遇的不幸，瘟疫能让一群鸡一夜之间死亡，能让一条忠诚的看家狗永远闭了嘴巴。这样的故事，也都是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所以我作品的“温暖”，总是与痛交织，有着苍凉的底色。

    ⑧善良与丑恶，纯洁与污秽，不是人性天空的两极，它们常常相伴相绕。就像环绕我们生活的，既有山间清澈的溪流，也有居民区纵横的污水沟。写出人性的复杂性，才是写出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永远有可开掘的空间。

    ⑨从现实的丛林穿行到小说的丛林，使我拥有了另一种生活——面向心灵的生活。对我来说，它比现实生活更广阔，也更具诱惑性。在虚构的世界中，我的呼吸更顺畅，更自由和奔放。作家因生长地不同，经历不同，艺术气质不同，也就拥有不同的小说丛林。小说的丛林在想象的世界中，可以无限大。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就看他们自己在艺术上的造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很重要，没有对一种文体始终如一的爱，孜孜以求的探索，以及不怕失败的实践精神，再炫目的想法都是空谈。

    ⑩每一个将艺术奉为至高神灵的作家，在小说的丛林穿行，都必须踏出独属于自己的路，才能开辟新天地。懂得自省、苦修、仰望，你终将拥有“不干的活泉，永流的江河”(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中所言)。这样的文学之旅，也是一颗凡心得到升华，在泥泞的跋涉中洞见彩虹的最美岁月。

（取材于迟子建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