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

    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

    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时长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注]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广东原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即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吸引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有删改)

【注】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子，潮汕屋脊上的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功底。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②经过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讲，诗人的使命是爱，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多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志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用一辈子改善自己

一慈

    他是这个浮躁年代一开口就令人安静的人，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就像年轻时爱喝可乐，可中国人终会在岁月里明白茶的滋味。你走过的路越长，越接得住胡德夫歌声中的错综复杂。他的很多歌，乍一听是山河，细听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感伤，还有足以克服这个喧嚣时代的安静。

    胡德夫说。“其实我的歌就是写我经历过的事情，对大自然的那种赞叹。在那个歌里面，我尽量用直白的方式，用咏叹。”

    胡德夫说自己一个“意外歌手”。20世纪70年代初，他去台北一家咖啡厅驻唱，只是为了多赚一点收入，来为身患癌症的父亲筹措医药费。那时候胡德夫唱的主要是西方的民谣，他很少用麦克风的豪迈歌唱，被余光中形容为“宛如在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大风箱。”然后，在咖啡厅的角落，他碰到了李双泽，“李双泽这个朋友，他不是唤起我去唱我自己卑南族的歌的人而已，他对我说：‘你可以写歌。’”

    但当时，胡德夫怀疑，说，大家都是拿个吉他唱英文歌，谁会愿意听一个原住民的歌，谁会愿意听台湾民谣呢？李双泽很坚持，他对胡德夫说：“你常常讲的，你小时候的那个山谷，你说你很快乐、你很想念那个地方，你说你在牛背上是一个王，天空的老鹰是你的向导……这个就是歌啊。”

    胡德夫回去之后，把整个在山上的事情想了很久。“我早上四点钟就起来去喂饱我的牛；这时候老鹰飞上了天空，互相‘咦﹣﹣’呼唤着在学习飞的小鹰，一家全在天上翱翔。我还可以跟它们对话，那‘咦’声响彻山谷。那时我躺在那个贫瘠的山坡上，但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草原，我是个骑士，腰系弯刀啊这样子。那个我不能忘记的，很得意……”

    “我每次在大陆唱《牛背上的小孩》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会一副怅然的样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问组织者：‘为什么底下有孩子哭呢？’他说：‘胡德夫你不知道，很多的小孩，都是逃出农村来的。你快乐地唱农村的事，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那样的。哪个孩子不想跟都市的孩子平起平坐啊，或者是得到的知识一样多啊。所以你唱稻米、水牛、香蕉……会勾起他们的乡愁。’”胡德夫很感慨，他写的只是一个岛的乡愁，却引来这些孩子们很大的、浓浓的乡愁。

    后来，胡德夫投身原住民权益运动，沉寂了很多年没有唱这首歌。一直到2005年、他55岁的时候，才再次把《匆匆》拿出来唱，“这时候感受和味道又不一样了。” 如今，在台东老家，胡德夫开了一家牛肉面店，在那里会朋友，写东西。他想告诉每天匆匆来去的都市人：“没有擦肩而过就结识到的朋友”，“从不认识，从那么繁忙，从根本不必打招呼，非常匆匆的脚步，乒乓乒乓当中，茫茫的人海里，能够结识到朋友，结识到好的事情，在里面觉得有在改善自己，我想说的是这个”，“连我这么老我都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

    两个月前，胡德夫当祖父了。在《我们都是赶路人》一书里，他这样写道，“他（祖父）来山谷看我的时候，常把我抱在腿上唱古谣给我听。他每次唱的内容都不一样。虽然曲调相同，但歌词都是他当时的内心所想。就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千年古谣，我现在把它唱给你听。”

    现在，那个“牛背上的小孩”也当祖父了。那个厚壮沧桑的身体里住着的深沉忧伤的大音箱已经在唱给孙子的歌了。

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