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而降的母亲

韩浩月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年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呆住了，一直盯着那片池塘绿色的水纹在看，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僵直，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想要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整整10多年的时间，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父亲、母亲，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就会用淡淡的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可是，我总是盼望母亲会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会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雪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你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偷偷地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仿佛她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25岁那年，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养她的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她还要照顾她。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通过窗户看到母亲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无声地开始流泪。

                                                                                                                               《中国青年报》（2015年08月04日12版）有删改

蓝色的还是带条的

〔俄〕格里高利·戈林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去年秋天，单位派我来莫斯科出差。我在一家百货商场门前，看见那儿正排着一个长长的队伍。我很高兴，猜想那儿肯定是在卖什么好东西。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只要一排队，那肯定是在卖什么好东西。后来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确信那儿现在正卖的东西肯定难得一见，因为队伍非常长，从街上就开始了，然后又沿着一楼的楼梯往上排，都看不见尽头。

    我急忙朝队尾走了过去，问边上的一个女人：“谁是最后一位？”

    那个女人回答：“我是最后一个。”

    我又问：“这儿卖什么呢？”

    那个女人说：“到底卖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人出来说，后来的就不要再排了，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可我还不死心：“那他们卖的那个东西多少钱啊？”

    那个女人如实相告：“20个卢布。”

    我一听很高兴：“价格还行，就排一会吧。”

    我站在队尾耐心地等待着。

    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站在我的后面。现在我站在队伍中间，感觉舒服多了，因为后面有人给我挡风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队伍中排着。

    只是我心里没底，不知道大家在这儿到底排什么呢？我找机会问了几次周围的人，这儿到底卖什么呢？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

    没人回答我。一半是跟我一样，不知道；另一半是知道却不说，故意让我们这些不知道的着急。

    那我也还是不想走开。

    突然，上面闪出一个售货员大声说：“大家听清了：只剩下15号的和16号的了！”

    说完，她转身就回去了。

    人群里一阵骚动。我的心也悬了起来，不知道剩下的这两个号是不是合适。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想，办法总是有的。要是小，就撑大点儿，要是大，就改小点儿。要是用电的东西，我们就安个变压器。

    不管怎么说，我是等定了。

    一个小时后，突然传出来一个消息说，这个东西也可以去一个什么三号柜台买，不用排队。

    既然不用排队，那就挤吧。于是众人蜂拥而上，把我夹在了中间，我被连推带拥地挤到了三号柜台前。

    一个女售货员朝我大喊：“你要什么？”

    我喘着粗气说：“就要你现在卖的这个东西！”

    她一听更火了：“我是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带条的？”

    我不得不央告她说：“求求你了，你先给我看看什么样吧。”

    可她真不给面子：“你想的倒美！这都包着呢！”

    我已无可奈何：“那就蓝色的和带条的各来一个吧。”

    我交了钱，抱着两个盒子又开始往出口挤。感觉一个盒子重一点儿，一个盒子轻一点儿，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周围的人还在挤来挤去，推推搡搡，一不留神就得被挤倒。

    突然一个乌兹别克老头拦住了我的去路：“好孩子，你卖给我一个吧。就为这个东西我这都是第四次来莫斯科了！”

    我说：“老爷爷，也许我能卖给你一个，只是你得先告诉我，我买的这是什么东西。”

    可老头的回答让我大失所望：“这个东西用俄语我不会说，用乌兹别克语译不过来。”

    我只好对老头说：“那你还是自己去挤吧。这个东西我自己也需要。”

    老头还想和我商量。我为了躲开老头，往旁边一侧身，结果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第二天我在医院里醒过来后，马上问值班护士：“护士，我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护士问。

    “就是我买的那两个东西。”

    “你买了两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说，“我也说不清楚。”

“那你什么时候想起来，我们什么时候让你出院。”

（选自《中外文摘》2014年第22期）

没事到丰城玩

季明

    ①我的同学巴库，高中一毕业，就去丰城闯荡，在那里定了居，多年以后，听说这家伙混出息了，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总。

    ②丰城离我们这里有几千里，但每年巴库总是乘飞机回来一两次。每次回来，巴库就心急火燎地召集同学聚会，按他的话说，一是想念同学们；二是想吃家乡的饭菜。

    ③巴库衣着光鲜，一条粗大的金链子，赫然挂在脖子上，沉甸甸的；手上则戴着几个金光闪闪的戒指。整个一财大气粗的土豪。同学聚会，每当喝到兴头上，巴库便会站起来，腆着肚子，伸出双臂，张开巴掌，豪气地在空中一划拉，说：“今天我买单，谁都别争，谁争我跟谁翻脸。”一开始，我们还争，但慢慢地就习惯了，谁让他是土豪哩！散场时，巴库逐个跟同学们握手，依依不舍地摇着、晃着，胸脯拍得啪啪响，说：“没事请到丰城玩，尽管找我，咱在那里混得开，啥事都能摆平。”但我们都没往心里去，丰城那么远，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往那地方跑。

    ④但偏偏我就去了丰城，办私事，不得不去。

    ⑤我是坐火车去的，一上火车，我就给巴库打电话，说：“兄弟，我要去丰城。”电话那头，明显感觉巴库一愣，说：“真的假的？别骗我！”我说：“骗你我是孙子，现在，我就在开往丰城的火车上。”巴库高兴地说：“好啊，到站后给个电话，我去接你。”

    ⑥火车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丰城停下。老远，我就看见巴库在出站口，伸长手臂，摇着肥厚的手掌，冲我招手。一瞬间，我的眼睛竟然有些湿，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累得跟狗熊似的，能在生疏的异乡看见熟人，那感觉，特亲切。在去宾馆的路上，巴库说：“我定了个酒店，给你接风洗尘，顺便邀请了几个丰城的朋友，陪陪你。”

    ⑦车在一家豪华酒店门前停下，走进包厢，里面等候的七八个人都站了起来，巴库一一为我介绍。这是某某公司的老总、某某公司的董事长；这是某某科的科长、某某处的处长；他最后隆重介绍给我的，是柯厅长。巴库恭敬地说：“这是市委某某厅的柯厅长。”柯厅长略带矜持地伸出手，只跟我轻轻握了一下，连声说：“呵呵……副的、副的，副厅长。”我的天，甭管正的副的，厅长，在我这小民眼里，已经是天大的官了！在他们面前，我只有受宠若惊、点头哈腰的份了。巴库扯起我，按坐在首席上。我诚惶诚恐地坐在位置上，不知所措，如坐针毡，特别是身边的柯厅长，总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模样，透着威严，时刻让我感到压抑和渺小。

    ⑧丰城的老总和官员们，轮流向我敬酒。说实话，这顿酒，我喝得很难受、忐忑和迷糊，不知不觉就醉了。第二天，我编出各种借口，坚决推掉巴库再次设宴招待的邀请。巴库很无奈，说：“那好吧，若有啥困难尽管说，咱在这里朋友多，啥事都能摆平。”

    ⑨只一天的时间，我就将事情办好了，晚上，决定去吃小吃。在小吃街，我刚在一个摊位旁坐下，老板赶紧跑过来，殷勤地问：“先生，想吃些什么？”声音非常耳熟，我抬头一看，“呼”地站起来。我说：“柯、柯、柯厅长，怎么是您？”老板愣住了，看着我，忽地有些不好意思，说：“啥柯厅长啊……狗屁的厅长哦……都是巴库那小子……”接着，老板又嘿嘿一笑，说：“出来混，都不容易，家乡来了客人，相互帮衬一下，撑个场面而已。”提到巴库，老板往远处一指，说：“那个小饭店，就是巴库开的。”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小饭店的厨间忙活。我赶紧离开，走之前，再三叮嘱那老板：“兄弟，这事，就烂在肚子里，千万别说我来过！”

    ⑩又一年，巴库回来，同学们聚会，再次喝高了。散场时，他握着我们的手，依然说：“没事请到丰城玩，尽管找我，咱在那里混得开，啥事都能摆平。”

    ⑪我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住他，心里倏地觉得异常酸楚。

（选自2017年23期《微型小说月刊》）

中国民间年画

    中国年画，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绘画体裁，是历史最久寿命最长的与年俗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中国民间艺人用他们炉火纯青的技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十分优美的绘画作品。作品的题材多采用寓意或象征的手法，造型夸张具有装饰意味。年画用色大胆明艳，而又栩栩如生。年画这一独特而又古老的艺术，颇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的木版年画在全国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绵竹年画以产于竹纸之乡的四川省绵竹县而得名。绵竹年画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绵竹年画构图讲求对称、完整、饱满，主次分明，多样统一；色彩上采用对比手法，设色单纯、艳丽，强烈明快，构成红火、热烈的艺术效果；线条讲求洗炼、流畅，刚柔结合，疏密有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具有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的造型，和诙谐活泼的效果。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由于接近民间生活，富于装饰性，加上价廉物美，因此桃花坞木刻年画不仅广泛流传于江南一带，更广为流传于全国许多地方，深受民间人民喜爱。而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时，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上面，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杨柳青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

    年画色彩艳丽，渲染营造欢乐的节日气氛，并达到特定的装饰美感。可见，年画并不是单纯的民间艺术品，它还具有浓厚的装饰意味，具有极强的装饰性。说起装饰，我们一般会想到带有装饰性意味的绘画作品以及印刷品。它包括出版物上的美术装饰，例如封面设计。版面插图等。还有建筑物上的壁画，室内布置，以及我们生活日用品上的花纹装饰。年画不仅有其独特的寓意，更带着浓厚的装饰意味，美化了民间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国年画则是因风俗节日而产生，它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事丰收、家宅安泰等祈福驱灾避邪的愿望。民间年画的欣赏者大都是文化低下的劳动人民，因此要求它在表达人民大众祈福禳灾的心愿时，还起到了装饰房屋的作用。例如新婚之家，则贴麒麟送子。象征天下太平文运昌盛之兆，借以成为各新婚之家悬挂之画。而在祝寿的时候则贴“寿星图”“瑶池祝寿图”等。前者为祝贺年老公公寿诞时挂，后者为老太太生日时用。十分有趣而又装饰味十足。而传说中的驱鬼年画——钟馗画像，大红大绿，热闹非常，同样具有装饰性。

(选自《文汇报》2010年1月4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