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纳什：走出“囚徒困境”的指路人

包蕴涵

    5月23日，约翰·纳什在美国新泽西州遭遇车祸去世，终年86岁，生前被广泛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此前，纳什才刚刚在挪威领受了阿贝尔奖。阿贝尔奖也可以称得上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以86岁高龄成为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诺奖和阿贝尔奖双料得主，纳什的成就在晚年得到了世人充分的肯定。

    比起光彩夺目的青年时代、痛苦而波折的中年时代，纳什的晚年时代其实已经相当的平静和安详了。纳什的一生是曲折和传奇的。

    童年时代的纳什是一名奇才，而青年的纳什给大学同学的印象是无与伦比的才华、奇特的怪癖和不掩饰的自大与野心，对于他的才能，有一封推荐信里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去评价：“这人是个天才。”

    1948年，在大师云集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学院，纳什如鱼得水并脱颖而出。是冯·诺依曼开创了经济博弈论，而被冯·诺依曼贬低过的纳什的思路却比冯·诺依曼的合作博弈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最终，他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并发展成了著名的非合作博弈理论。

    数学家哈罗德·库恩说：“我真心地认为，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其实并没有多少，而在前十位中，可能就会有他的均衡理论。”经济学家罗杰·迈尔森把纳什均衡比作“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

    20岁出头的纳什就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然而在他的理论蜚声国际、广受关注的时候，纳什却逐渐从数学界销声匿迹了。由于受精神疾病的折磨，纳什家庭和生活出现危机，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在学术上毫无建树，不知情的外人甚至以为他已经疯了或者死了。

    幸好，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下，纳什用理智、爱和时间战胜了病魔，经历了离婚与复婚，生活回到了常轨。而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以其经历为原型改编的影片《美丽心灵》上映后，这个长期以来“在普林斯顿里漫游的无家可归的无名氏”终于又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他跌宕起伏的经历，关于毁坏与拯救的故事成为了被病痛和灾厄折磨之人心中的希望。

    “我一直相信数字、方程式和逻辑关系。它们总是为我指引真理。但追求了一生真理之后，我问自己，什么是真正的逻辑关系？真理又是由谁来决定？最终，我还是回到现实中，找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在爱的支持下，任何逻辑关系和真理都会被发掘。”纳什在诺贝尔奖颁奖感言中说道。

    在纳什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几十年，纳什均衡却被极大地关注和发展了。好的理论不可能寂寂无名。而现在，纳什虽然已故，博弈论却已成为人类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最重要工具之一，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主流博弈理论和经济理论的根本基础。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帮助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诸多领域。

    纳什均衡是指所有参与人战略的这样一种组合：在这一组合中，给定其他参与人的战略，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战略。换言之，构成纳什均衡的战略对每个人都是最优的。

    为什么纳什均衡是“可与生物科学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比肩的成就”？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一个制度即使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如果它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仍然会持续存在。反之，一个制度即使听起来很好，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就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自觉遵守。因此制度需要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有效的帕累托最优只有通过纳什均衡才能实现。有效的制度设计，就是如何通过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

    只要谈到纳什均衡，即非合作博弈问题。几乎所有教科书都要讲著名的“囚徒困境”问题。作为纳什均衡引出的一个最著名案例，“囚徒困境”揭示了博弈中双输的情境，直接挑战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在社会中，“囚徒困境”虽然普遍存在，但却不是不能破解的。为了破解当今种种社会问题、在改革走进“深水区”时仍将其良好地推进，让社会的成员走出“囚徒困境”、选择合作并达成纳什均衡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不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当下的中国，理解纳什均衡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现象、研究分析和制定社会制度来说都极为重要。尽管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就出现了少量的翻译和著述，但1994年纳什和博弈论学家海萨尼和泽尔腾获得诺贝尔奖后，博弈论才迅速进入我国主流知识界的视野。而如今，博弈论研究在我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在纳什逝去之际，运用和发展他的理论是对他最好的祭奠。

（2015年第5期《半月谈》，有删改）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黄土地的困惑

王承晶

    爹在电话里一遍遍絮叨着农村的好形势，好政策。好像农村的土地里到处埋着好多的金子。爹的话像挠痒痒的挠子撩拨着海子的心。

    “海子，外面的工不好打，干脆回家种地吧。”爹的语气坚定中带些催促。

    “爹，我不想种地，种地有啥好，起早贪黑的，一年到头没个安宁。”海子说这话时带着商量的口气，“爹，我在这边也给你找了个活儿，在工地上看门，一个月六百。”

    电话线像根抻直的绳子，一头是爹，一头是海子。渐渐的，海子感觉有些力不从心了。

    爹的劲头很足：“我不去，混小子，你出去打工几年了，家里也没见你挣几分钱回来，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媳妇了……”

    这句话点了海子的穴，爹用一根细细的电话线把儿子从几千里外的地方拽回了家。

    海子向老板辞职，说要回家种地。老板很痛快地答应了，算清了钱。老板留了话，什么时候想回来，随时欢迎。老板看中的是海子的诚实和肯干。

    其实，海子在那里也挣不到多少钱，除去吃喝拉撒，所剩无几。但对于没有文凭的民工来说，能按时发钱，不拖不欠就不错了。

    爹让海子回去就是想有个帮手，种地可是力气活，爹上年纪了，身体不怎么壮实了，眼看着地里的希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海子扛着铺盖卷儿回家的时候正是秋天。农村的秋天就是地里淘金的日子，像城里开工资的月底，一年的血汗全押在这个时候开盘。

    海子和爹起早贪黑，泥里土里忙活了个把月，院子里就像女人怀孕的肚子——鼓鼓的，有了希望。

    雨，常在晚上淋湿庄户人的心。当一阵劈哩啪啦的响声鼓荡着耳膜时，海子早就筋疲力尽地打着响鼾进入了梦乡。

    院子里响起爹一个人扯塑料布的声音，搅和着全村的狗吠。

    海子迷迷糊糊地听见了，却懒得起来，一整天的劳累，浑身像散了架的破车，管它呢，反正有爹。

    爹可是老庄户，爹没人靠，他知道忙活了大半年，淋了雨什么都不是，到头来，白忙。所以再苦再累也要盖。

    爹一个人扯不过来，就故意弄出点响动，却不见海子起身，也只好作罢。爹早就习惯了，每晚只睡几个钟头，可即使是这样，心里还不踏实。

    终于，田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搬回院子里了。爹的脸上绽开了笑的模样。

    爹打了一桶酒，和海子就着半生不熟的花生米乐呵呵地滋溜起来，细长的烟袋杆偶尔还会在手心里翻上几个跟头。

    等到有商贩举着电动喇叭满大街地吆喝着收购价格时，爹把眼瞪得老大，嘴也张得老大。矮瘦身板的爹愣愣地定格在那里老半天。当然，这个姿势不是爹一个人的专利，全村的人都伸长了脖子打听着、议论着。

    大局已定，再等再靠也无回天之力，最后还是一狠心——卖！

    看着满院的收成只换取了几张皱巴巴的大票，取下墙壁上种地开支的账本，算算，除了化肥，农药，地膜，种子……

    爹那长长的烟杆里就不停地冒着闷烟，半晌无语。

    海子不解地问爹：“种地不是还行吗？”

    爹无语，朝鞋底磕一下烟锅恨恨地说：“真是想不到，今年的花生这么不值钱，去年还三块多一斤，怎么今年就……”

    正中八仙桌上的黑白电视里，一个端庄的女人正在播着本地新闻：“本台消息，时下正是农民朋友欢天喜地的季节，我县抓机遇促发展，谋求利益创新篇。下面请听我县种粮大户的发财经……”

    海子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爹伸出一根手指啪地关上了电视。

    海子打了个饱隔问：“爹，什么时候再耕地？”

    爹又点上一锅烟吸一口，吐出一句话：“化肥那么贵，还种个屁，唉！今年算是白忙活了。”

    屋里只有烟丝滋滋地燃烧。

    隔天，海子扛了两个铺盖卷儿，脚步坚定地出村。后面跟了拎根烟杆的爹，不是回头望望身后的黄土，一副眷恋的样子。

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

    “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夏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英的话对她说：“夏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我把尚海英的妈妈叫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选自《北京文学》）

死亡弯月

江岸

    年过五十，工友们都把卢守贵喊老头。喊什么倒不当紧，找工作可就费了老鼻子劲儿了。老板有顾虑也是对的，毕竟建筑工地上都是爬高上低的活儿，还是用年轻人稳妥一些。

    过年的时候，回到黄泥湾，卢守贵惊讶地发现，比他还大好几岁的邻居罗延成家居然又盖了一栋小楼，两个儿子一人一栋，很显然，他在外面混得很滋润。这就不能不让卢守贵纳闷了。

    论相貌，罗延成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皮，比他卢守贵更像个老头；论文化，罗延成小学都没念完，卢守贵好歹是初中毕业生；论技术，罗延成只能干个粗活，卢守贵在建筑工地上样样活计拿得起放得下……自己怎么就混得不如他呢？

    有事没事的，卢守贵就蹭到罗延成家，死乞白赖地套近乎。他陪着笑脸，掏纸烟敬他，还帮他点上火。吸空了一盒又一盒烟，他也没从罗延成嘴里套出他想听的话来。聊别的，罗延成谈得头头是道，嘴角起白沫儿，只要一问他在哪个地方发财，具体做什么行当，他们之间的聊天就即刻冷场，罗延成要么默默吸烟，装聋作哑，要么转移话题，说起别的事情来。

    罗延成越是守口如瓶，卢守贵越要洞察他的私密。套不出他的话来，卢守贵简直茶不思饭不想了！女儿出嫁了，可是儿子还在读高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挣不到钱，怎么支撑这个家呢？

    过完正月十五，打工的人潮又要往各地涌流了。卢守贵还没想好，今年到底要去哪里，去干啥。这天，他让老婆炖上肉焖上鸡，再炒几个菜。“今天有客人来？”他老婆问。“我要请罗延成喝酒。”他说。“咱们和他非亲非故的，请他喝什么酒？”“我今年想跟他一起外出……”

    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卢守贵什么也不提，只是一杯又一杯地敬酒。他想，只要罗延成喝高了，嘴上肯定就没有把门的了，到时候，还不像警察审问犯人一样，问什么他就交代什么。谁知酒至半酣，罗延成却放下了酒杯，不喝了。“兄弟，我知道你的用意，不是我不带你，这个活儿你干不了！”罗延成笑眯眯地说。“你能干，我怎么就干不了？只要你答应带着我，我一定干好！”卢守贵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你铁了心要跟我干？”“王八吃秤砣了！”

    两人结伴到了义阳市，找一间偏僻的出租房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罗延成带着卢守贵上了街。来到一处街口，他叮嘱卢守贵在街边坐着，待会儿他去找工作，无论他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要惊慌，只管看着就是了。

    卢守贵听话地在街边行道树旁坐下了，远远地看着罗延成。罗延成在街边站了好一会儿，突然横穿马路。一辆轿车笔直冲过来，朝他撞去。卢守贵惊恐地叫了一声，赶紧站起来，向罗延成跑去。等他跑到马路中间，轿车已经停了下来，司机从车里钻了出来，罗延成斜躺在轿车前面呻吟……

    回到出租房，罗延成得意地问，“你看清楚了吗？今天，我挣了一千元，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个工作，你敢干吗？”卢守贵一下子目瞪口呆了，吞吞吐吐地问，“你不是真的被车撞了吗？”“我说你干不了吧，你偏要跟我来。”卢守贵咬着嘴唇，低下了头。“要不，你再到建筑工地上找个活儿吧。”卢守贵想起了儿子今后读大学的高昂学费，慢慢抬起头来。

    当天晚上，罗延成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积累的经验全部授给了卢守贵：首先要选择没有摄像头的街口，免得留下证据；其次要选择上下班高峰期，免得车速太快；第三要选择相对高档的轿车，免得司机没钱；第四要选择和司机私了，不要上医院和交警队，免得今后都认识你……他甚至不厌其烦地把奔驰、宝马、奥迪、路虎等市内经常出现的名车标志一一在纸上绘了出来，让卢守贵务必烂熟于心。否则，遇到杂牌车，司机穷得像鬼，榨不出多少油水来！

    第二天，卢守贵怀里像揣了一窝活蹦乱跳的兔子似的，傻傻地站在街边，死活不敢迈步朝马路走去。

    临近中午，到了下班高峰，车辆陡然增多了。卢守贵看到，罗延成要横穿马路了。一辆轿车眼看着要撞上他，却忽然向左拐弯，躲开了他，轿车后面，一辆大货车跟过来，为了躲避轿车，紧急向右拐弯，将罗延成卷到了右轮下面……

    在交警队处理罗延成后事的时候，卢守贵听说，大货车、大客车向右拐弯的时候，由于司机视线受阻，车辆右侧是非常危险的地带，叫做死亡弯月。

（选自2018年5期《小说选刊》）

故乡·老屋·故人

方能

    此刻的我仿佛就坐在老屋屋檐下一木椅上，望向对面的山。山风吹来，使山上树叶的阴面翻作阳面。绿波一波波推涌，传递飒飒声，并于绿波间耸出一线线金纹，那是阳光、叶片与风协作出的美景。

    我九岁那年父母建了这栋木屋。父亲是铁匠，能打铁，却打不出木屋，所以木屋还得请木匠师傅来建。约一个多月后正式起屋了，百多人来帮忙。高潮是最后把堂屋顶上的主梁架上去，架梁之前有个仪式，称“赞梁”。木梁横卧在堂屋地上，系着红布，爬在两边已立起的木柱横方上的人，手牵着系着它的棕绳索，先不忙着往上拉，而是对着它大声念：

    赞梁，赞梁，

    贺喜主家修个好华堂。

    红漆桌椅摆中央，

    高头大马走四方……

    父亲系一个围裙，围裙里兜着预先准备好的包封（红包），谁赞了梁，就抛给谁一个包封。那天大雨，他还把自己披的蓑衣也给了别人，自己淋雨，后来因此大病一场。

    这地方叫方家坳，却无一户人家姓方，听说方家后代早迁走了。我家却来补空似的，买了栋旧屋开起石家铁匠铺来。但开着开着，传到远方竟传为“方师傅铁匠铺”了。原来老辈人讲，几百年前这里出过一个会武的方师傅，大名方世友，打遍天下无敌手，路见不平就是一拳，比你爹铁匠师傅的一锤还重一百倍，强盗恶人铜头铁身也被打成烂纸，所以一听方师傅来了，都望风而逃或跪地求饶……这故事很令我神往，想长大了要做方世友，不学打铁学打坏人。

    屋的木架子立起了，父亲却病了。昏厥中，本地郎中开的中药汤喂进去马上呕出来。祖母颤着小脚赶到公社总机房给县城打电话：“邓坤山哪，你三哥病得危险了哇，快想办法来啊。”

    邓坤山是祖母的几个女婿中的一个，最豪爽热情。邓坤山上一月工资要了救护车，但那时全县只有一两辆护车，这车还在路上救送其他病人，要两个小时后才能到我们公社所在地杨林——那时杨林才有公路，从公路步行八里山路才到我家。邓坤山要赶上这个时间，得先步行二十多里赶在车到杨林时把病人搬到公路边。

    他哪里只是步行，他是跑，长跑二十多里。

    邓坤山那时约三十岁，县城东坪人，长得如欧洲美男子，娶了也长得美丽的我大姑，我们叫他“大姑爷”，他因此多了几十个乡下亲戚。但他愿意总热心相待、相帮。他在跑，手中提着给病人带的四个梨子，解开他的白衬衫的扣子散热，衬衣一路鼓荡得像披风。山风把他满头汗吹掉又溢出新的汗，所以当他跑进我家喘着气喊“三嫂，快喊人抬三哥到杨林上救护车”时，我母亲最深的印象——母亲常常回忆这印象——是他跑得满头满身大汗，额头亮晶晶的。

    “海老倌哪，冬文哥啊，快来抬人到杨林上救护车啊！”我母亲朝对面山凄声急喊。乡邻都在对面山捡茶籽，闻声立马救火一样奔下来，抬起简易担架上的我父亲就随邓坤山跑。邓坤山帮我母亲提着换洗衣衫等全部物品，母亲空手也追不上。

    这一次，父亲被救回来了。出院后重新做铁匠挣钱养家，我得以继续读小学及中学。不然，九岁丧父，身为长子，是不能读书以至于走向山外的。

    如今是快五十年之后记这一节，父亲和大姑父均已作古，但大姑父奔向老屋的身影我永远记得。

    病愈后两年，父亲不打算再带外人做徒弟了，想带我，把他的铁匠技术传给我。我刚满十一岁，系上围裙还裙边扫地，父亲就在徒弟站的位置垫一块厚木板，使我增高几寸，又给我换一个小一号的大锤，让我勉强抡得起。反正是一定要我抡大锤做铁匠徒弟，不准上学了。

    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接下来是读初中——那时是“文革”期间，学制缩短，而且是春学年制。过完年，立春了，小学五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挑着被褥箱子经过铁匠铺，经过了一个，“石万能，一起上学呵。”，又过了一个“农农，还不去？”关系近些的直呼我小名。

    同学过完了，开学一个星期了，看来从此学打铁成定局了。

    我不反感打铁，但很想到很大很远的世界里去，所以想继续读书央告母亲，母亲劝父亲，父亲不改主意。父亲病后力气弱，需要一个人帮打大锤才行，而我是长子。

    一星期后，正在打铁，小学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康安邦走进了铁匠铺，避开打铁溅出的火星，站到打铁炉后笑眯眯地看父子二人打铁。

    母亲赶快给老师装碟子煮荷包蛋，“康老师，你来干嘛子？”

    康老师笑答；“我来接你屋里崽去读书啊。”

    父亲客气地说：“劳烦康老师教过他，他今后学打铁”康老师见说不通，就不多说了，仍笑着看打铁，看上半点一点钟，走了。

    第二天，康老师又来了，“我来接你的儿子去上学。”说不通，仍笑眯眯看打铁，然后走了。

    第三天，他又来了，不再说什么，只笑。

    我父亲历来是顽固的，当康老师面还是不认输。但记不清是到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康老师走了以后，他不看儿子只看铁，口里说：“你去，跟你的老师去。”我欣喜地解下围裙，一蹦老高。

    迟到两星期的我也上中学了，把被褥箱子挑到学校，才知康老师不再教我们，他仍教小学。从杨林学校到我家，是八里路，那时门前刚挖出的土公路还没有通车，他就沿这条土公路来来回回走。春天多雨，走得两脚泥，他进门前把鞋上的烂泥刮掉，然后撩起一脚在打铁炉后烤干，那样子好像是专为烤干鞋子才进我家的。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到了父亲经历过的半老年龄，而我的女儿长到了我当年似的年纪。弟弟的新屋建好了，新崭崭，得老屋更老更暗了，但老母留恋老屋，到今天还没有搬。

    未来的事情，也就暂不写。只有老屋里的人、事，在脑里久久回旋……

（本文有删节，节选自《上海文学》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