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午，医生来了，“她现在脱离危险了，现在只要注意营养和调理就行了。”医生抓住苏艾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她会好的。现在我要去楼下看另一个病人。他叫贝尔曼，也得了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很猛。他可能没有希望了。”

  第三天，苏艾静静地走进琼珊的房间，坐在她的床边，轻轻地握着琼珊的手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去世了，他也得了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们在那棵常春藤下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别处挪来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和了黄色和绿色的颜料。”苏艾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看看墙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它在风中不飘不动，你不觉得纳闷吗？那是贝尔曼先生的杰作———那晚最后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节选自《最后的常春藤叶》）

我的父亲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读书家庭。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国学功底很深。1917年夏天，父亲投考北京大学。那一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北大高年级学生出版了《新潮》杂志，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有影响的刊物。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给予父亲他们极大支持。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商定5月7日联合市民游行抗议。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去天安门集合游行。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5月26日，父亲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和四个北大应届毕业生得到蔡校长的推荐和企业家穆藕初基金的资助，出国留学。在美、英、德、法等国深造了六年，父亲回国。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10月12日新学年开学时，校园中除了新校长外，新生中首次出现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在内）遭到解聘，却进来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课程被取消，中国课门数增多；本国和外籍教职员之间待遇及居住条件的差别得到改正；权力大过于教授的职员地位和人数也重新调整。

    父亲说：“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父亲为清华求才的苦心，从毛子水根据何基鸿（清华法学教授）转述的一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志希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开南开的。蒋先生不答应，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父亲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

    1929年4月，父亲和教授会代表冯友兰联袂出席清华大学董事会议，坚持立场，对抗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把持的董事会，在校中发动废除董事会的舆论。父亲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表示不挠的决心。当局终于在6月下令取消基金会，改由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辖。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到任之初，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9年12月25日，父亲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我抚着他柔软尚温的手，生离死别，像是梦幻，却又无情地逼真！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大陆故乡。

（摘编自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1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 （百度百科）2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朱自清、张子高、翁文灏、华罗庚等等，多达数十人。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

（摘自赵映林《罗家伦于清华大学的开拓之功》）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①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②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③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④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⑤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⑥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俱佳的境地。

荆轲之死

    荆轲从秦武阳手中的托盘里取过地图，身子前倾，双手举过头顶。”“秦王，这是我们燕国地图，从此以后，燕国将俯首称臣，如大秦之属县，岁岁纳贡，不敢有半点异图。”

    秦王喜不自禁，俯身来看。

    地图一点儿一点儿展开，一点点展开，末了，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出现在眼前。

    荆轲突地执匕朝秦王猛刺，秦王情急中躲开利刃，荆轲奋力追赶……

    “停停停停，”台下赵团长击着手掌，示意台上停下来，“金科，你演荆轲演了多少年？三十年。三十年一直都这么演？”

    “这是历史正剧，当然这么演！”

    “啧啧啧！”赵团长不停地摆头，“难怪我们剧团濒临倒闭，三十年啊，一成不变！时代不同了，金科，老戏要演出新意，要融入时代元素嘛！这戏要改，一定要改！”

    怎么改？

    赵团长经过一个星期的编写，终于拿出了一个自己十分满意的剧本，剧情是这样的：荆轲并不是什么义士，而是一个无赖，整天好酒贪杯爱色敛财，一心想着飞黄腾达。于是买通关系，混骗到了燕王身边。后来见秦国势力强大，燕国岌岌可危，便假托刺秦，携燕国地图、奇珍异宝投靠了秦王……

    金科开始认真地看了两页，看着看着，脸色大变，一抬手将剧本扔出了窗外。

    “狗屁！”金科愤怒地说。

    赵团长心痛地捡回剧本，赶紧收回公文包里。“我说金科，现在不是流行戏说吗？不是流行穿越吗？不是流行搞笑吗？你那什么什么义薄云天，忠肝义胆，狗屁！谁信？谁看？没人看，哪来钱？没钱哪来房？哪来车？金科呀金科，你不能再固执下去了，好好想想吧！”赵团长痛心疾首地说。“要演你演！”金科剑眉倒竖，黑着脸甩手走了。

    赵团长还真想演，但他演得好吗？金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金科饰演的荆轲神形毕肖，唱念做打，无不精彩绝伦。只是这金科演荆轲久了，出不来，总以为自己就是荆轲，他耿直，敢怒敢言，这不，连赵团长他都不给一点面子。

    赵团长只得强忍着，低下身价去求金科，“金科啊，我初来乍到，您是老革命，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戏演好了，到省里拿个一等奖什么的，奖金可是两万呢！”

    赵团长软磨硬泡了几天，

    金科才心一软，勉强默认了下来。

    经过两个月精心排练，新版《荆轲刺秦》终于隆重上演。首演在县大剧院举行。锣鼓铿锵，大幕开启，艳丽的灯光下，十位盛装女子且歌且舞，巧笑倩兮，美目流转，妖冶异常，歌舞升平中，荆轲摇摇晃晃，晕晕乎乎，醉眼蒙眬，美女们挤眉弄眼，极尽挑逗，荆轲左牡丹，右芙蓉，沉醉在温柔乡里……

    易水送别……

    图穷匕见……

    荆轲从秦武阳手中取地图在手，突然间神情大变，脸色异常凝重起来。地图一点点展开，一点一点展开，图穷，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出现在眼前。赵团长大惊，按照新剧本，地图里是没有匕首的。

    荆轲左手扯住秦王衣袖，右手执匕首朝秦王猛刺。饰演秦王的演员覃望也吃了一惊，戏不是改了吗？怎么还刺？金科朝覃望使了一个眼神，低声道：“按老剧本演。”覃望愣了一下，只好拔剑，一边拔一边奔跑，一边奔跑一边想，赵团长不是吩咐过吗？不，不能按老剧本演，荆轲不能死，死了后面的戏怎么演。于是继续奔跑，装作剑始终拔不出来的样子。金科瞧出来覃望的意思。

    荆轲止步，仰天长笑：“哈哈哈哈！秦王施暴政天怒人怨，荆轲我受重托为民除奸，焉能好美色贪钱财忠义扫地，留千古骂名遗臭万年！罢罢罢！难手刃秦贼，我怎能苟且偷安，纵万死无生也不污我忠肝义胆。”金科突然擅自加进了一段唱词，还好琴师老练，跟了上去。唱罢，荆轲将匕首在脖子上一横，身子一斜，栽倒在地，倒地的那一刻，看得见金科眼中噙满泪水。

    戏完全演乱套了，赵团长急忙令人将幕布拉上。

    奖牌呀！奖金呀！赵团长捶胸顿足。为了奖牌，为了两万元奖金，不管怎样，戏还得演，赵团长只得压住满腔怒火上金科家去求他。金科避而不见，让老婆传出话来，荆轲已死！

    从此以后，金科告别舞台，不再演戏。

（选自《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草木

韩少功

    ①佛教慈悲一切有眼睛的生命，故没有“人”而只有“有情”的概念，把人与动物并置这一概念之内，一视同仁。这一来，只有植物降了等级，冷落在慈悲光圈之外，于是牛羊大嚼青草从来不被看作屠杀，工匠砍削竹木从来不被看作酷刑。

    ②佛祖如果多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可知草木虽无心肝，却也有神经活动和精神反应，甚至还有心理记忆和面部表情——至少比网络上的电子虚拟宠物要“有情”得多。比如我家的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有一天，一树葡萄叶突然只剩下光光的主杆，叶子全部脱落在地任人碾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来前一天给它修剪过三四片叶子，意在清除一些带虫眼的破叶，以便它更为靓丽清新。肯定是我这一剪子惹恼了它，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个英勇地以死抗争。你小子剪什么剪？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

    ③不仅是这一株，其它葡萄也不好惹，决不容我随意造次。又一次，我见另一株葡萄被风雨吹得歪歪斜斜，好心让它转了个身子，以便攀上新搭的棚架。我的手脚已经轻得不能再轻，态度已经和善得不能再和善，但还是再次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自杀案，又是一次绿叶呼啦啦尽落，剩下光杆一根。直到两个多月后，自杀者出足了气，逞足了威风，枯杆上才绽出一芽新绿，算是气色缓和心回意转。

    ④相比之下，姿质平平的梓树就淳厚得多。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剁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蔸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为主人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在中国的文字里，木匠原名“梓匠”，故乡又名“桑梓”，可见这种树在历史上颇有年头。这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一定不无关系。我只是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就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蠢得有点丢人现眼。

    ⑤秋天来了！我忍不住冲着它们喝斥。

    ⑥它们似乎听不懂，新芽还是冲着落叶往外窜。

    ⑦草木的心性其实各各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泼地的那一刻爆出蓝花一串，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色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自由主义地擅自进退。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为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的喷药杀虫，但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暮气沉沉。硬要长的话，突然窜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⑧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就不是在微笑呢？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它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谁说这不是它们在咳嗽或者呻吟？有一些黄色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满园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含怒绝交——但我在何事上得罪了它们？

    ⑨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桔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其它几株却无精打采，单薄瘦弱，长来长去还是侏儒，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⑩我对这个建议半信半疑：几棵树苗也能看得懂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