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过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的陈迹。

花草院落

郑飞雪

    ①一年前去过那家小院，小院里花草的气息从不同的季节飘散出来。

    ②去往乡村的路途其实有些远，也坎坷，先穿越邻县的高速路，再盘旋到寿宁县高海跋的山路，一路翠竹林立，云雾飘缈，很快就忘却了身后的红尘。

    ③车子到达乡村后，双脚像兔子着落到青草地，我感觉又回到了出发地——家乡。朴实的村民从村街店铺里探出头，用与我家乡相仿的方言向朋友问候着，有一两句拗耳，只稍慢下语速重复着，也能捕捉出话里的大致意思。错把他乡当故乡，便是此情此景的感觉了。

    ④空气中飘送着稻草香，小院就坐落在青青的田野边，田边一条潺潺流水，像是专为客人引路的，沿着水流方向从东向西走小段路，到达宅院门口。那宅院，像临水的花，映照在涧边。寂寞，却有寂寞的言语。探头，可见院子里摇摆着各色花草，像微信里的图照一样春光灿烂，像主人一样熟悉亲切。当然，它们霸着这方水土，霸着这座院落，自然是院落里磊落的主人了。一群风尘仆仆的远客闻着香，蜂蝶一样来寻访芳踪。

    ⑤很普通的一些花草装扮着空旷的院地，院子显出特别的乡村格调，好像在这里遇见儿时的伙伴，笑容从模糊的记忆里慢慢洇开，浮现出往昔熟悉的容颜，猛地，一眼就叫出它们的名字：葵花、丝瓜、辣椒、月季、茄子……这些花，挨挨挤挤站满院子，像左邻右舍聚拢过来瞄一眼稀客。紫茄有些腼腆，见不得生人，静静挨着墙角羞怯着，吐出紫星星一样的花儿，这朦胧的花朵却如星光一样照亮城里人尘封的梦。一片菜花，一片开在院墙内的菜花，如紫云英一样勾起春天的梦幻，这是多么富足的分享。黄瓜很愉悦，纤巧的滕蔓沿着院墙攀升，像一首爱情歌谣，把明亮的心情传达远方。重重碧叶垂挂的瓜，是嫩黄的。这纯净的颜色，一下子唤醒岁月深处单纯的记忆。它从母胚蒂结出来，就是以天然的肤色遗传命名。黄瓜，一个名附其实的乳名。而今市场菜摊上的黄瓜长满癞刺，裹着葫瓜丝瓜一样的绿衣裳，像赶潮的青年装扮星范，让人掂量时无从下手，也无法分辨内在的本质，锋芒毕露，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基因。

    ⑥玫瑰躲在玉米棒下浅笑，鱼腥草簇拥着石榴花向墙角绵延，吊兰从假山的缝隙里冒出来，争着抢着在池水边摇头晃脑，生命依恋的情怀从缠绕的枝叶间蓬勃而出。让人感叹时光匆忙，也欣赏存在的实意和温暖。与世无争的闲适，正是生命的从容与尊贵。

    ⑦朋友建房时突发奇想，在院里开辟了一块地，不灌溉水泥，花卉、蔬菜、野草可以在泥土里混杂生长，错落有致、和谐生趣，让生活视野呈现出别样的风情。我喜欢这草木群居的院子，像主人相邀南来北往的客，演奏着浪漫的音乐交响曲，提琴、簧管、快板、慢板、大调、小调……或舒缓、或激扬、或沉郁、或热情、或优雅、或荒凉，花草们用执着的深情，伴着院落来来往往的身影。谈笑风生的声音，绽放成土地上坚定的生命。

    ⑧朋友说，这些花籽菜籽草籽，都是母亲随手撒下的。母亲年迈了，怕她走不上山坡，风雨里走不进田园，保留了这院内的土地，让她随性操持。一位母亲对生活的操持性情，就像蜜蜂在花粉丛中辛劳，像菜们草们执意要从土地里冒出来，没有人会阻遏这天性的执念。子女对母亲的了解如花草与泥土相通，泥土培育花草，草木感知土地深处的脉博。母亲细碎的脚步日转星移，从东边撒下一粒籽，萌发一颗芽；西边栽种一株苗，结出一个瓜。枝叶蓬勃成周边欢愉的生命，年迈的母亲就喜欢这样簇拥的生命，相互牵依，相互缠绕，寂寞滋生出许多热闹。一片瓜菜的季节延伸着一位母亲的时光，母亲的富足就是看着土地上的热闹。手抚过的花朵、瓜果，枝叶，盛开土地的温情，像母亲琐碎的叮咛，牵挂着远程的脚步。

    ⑨宽广的土地多像慈母，容纳远远近近性格迥异的孩子。

（选自2017年第2期《散文选刊•下半月》，有删节）

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期望这些举措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这些柳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被后人艳称为“左公柳”。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年，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气象更新”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干领薪俸”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初心

邢庆杰

    太阳刚落山，千户营派出所指导员钟方格就接到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指令，要他组织全所所有干警、辅警在晚上8点前到局里集结。

    千户营是本县最偏远的一个乡镇，离县城40多公里，全是窄窄的乡村公路，没有一个小时到不了。自从李所长半个多月前被局里抽调到外地执行任务，所里的工作一直由钟方格负责。他当即把所里的十几个人召集起来，分乘三辆车赶赴县公安局。

    今天又是什么任务呢？钟方格脑子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作为刑警出身的资深警察，他多次被抽调参加紧急行动，因此他知道，只有集合起来，把手机都收上去以后，才会知道行动地点和目标。

    一个小时后，钟方格接到了具体的抓捕任务，去端一个涉毒的地下酒吧。

    行动起初很顺利，钟方格他们从前后两边同时破门而入，把七八个正在吞云吐雾的人堵在了屋子里。

    “蹲下蹲下，抱头抱头！”

    在一片嘈杂声中，钟方格看到了一个人，脑袋“嗡”地响了一下，暗叫：真倒霉。

    那个人既不抱头，也不蹲下，他安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吸着一支烟。竟然是县公安局新到任的副局长刘东来。

    见他不配合，一个民警拿出了手钱。

    怎么办？钟方格的大脑急速运转起来。

    钟方格原是刑警大队的一名中队长，参加工作以来，屡次立功，本来前途一片光明。6年以前，他打掉了一个拦路抢劫的团伙，团伙的头头，竟然是局长的表侄，局长让他想办法给表侄脱罪，但当时已经铁证如山，他不愿昧着良心办假案冤案，最后局长的表侄被判了10年。事后不久他竟被派到偏远的千户营派出所，成了一名普通干警。几年来，他一直被穿小鞋，几次升职的机会都与他擦肩而过。直到去年，那个局长被“双规”，新来的陈局长上任，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才把他提拔为派出所指导员。最近，局里空出一个刑警大队长的位置，听说要搞竞争上岗，钟方格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偏偏这个刘副局长就是分管刑警大队的，今天要是得罪了他，恐怕这次竞争上岗又没戏了。唉！刘局长怎么会有这么个恶习呢？

    钟方格的这些思想纠结，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下了抓捕决心的时候，那个民警已经给刘东来戴上了手钟方格大喝了一声，都带走！

    刘东来冷漠地扫了他一眼，顺从地和其他“瘾君子”一起被押了出去。

    钟方格把抓捕的人员全部押送到局里，关进拘留室就算完成了任务。

    他在公安局院子里转了好几圈，纠结了一阵子觉得还是应该把刘东来的事儿给一把手汇报一下。

    陈局长上任以来，只要晚上有行动，他肯定在办公室值守，随时听取汇报下达指示。

    他敲了门，刚进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就听到有人喊道，钟大指导员回来了刚才好威风呀！

    竟然是刘东来！正坐在陈局长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冲他微笑。

    他吓了一跳，问，你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陈局长笑了笑说，提前没有告诉你，今天晚上刘局是卧底，是配合你们行动的，要不，你怎么会抓得这么准？

    钟方格恍然大悟，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不好意思地对刘东来说，刘局，对不起，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个小案子，您会亲自去卧底。

    陈局长哈哈大笑了两声说，刘局可不是专门为了去做卧底，主要的，是对你进行了一场特殊考察呀！

    钟方格的汗都要下来了，今晚的行动，竟然包着对自己的考察好悬呀……

    陈局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方格同志我知道你以前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经历了那一次不公理之后，还有没有保留那一颗初心。

    刘东来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方格老弟谢谢你，你给我们递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钟方格心情骤然舒朗起来，他大着胆子问领导那这次竞争上岗，什么时候开始？

    陈局长和刘东来相视一笑，几乎同时说，已经结束了，钟方格同志，祝贺你！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5日）

材料一：

中国故事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现状的丰富性，反映的是面对整个宇宙、社会和自然的多种境遇。要想更好地沟通世界、触动他者心灵，势必要让中国故事能够多角度提出和回答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层面的问题，多层次展现中国人面向全人类的坚守与胸怀。

讲故事作为文化行为要传达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积极的思想价值、道德力量，讲中国故事，就是沿着中国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鲜明传统，表达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诉求，书写中国人价值实现的积极努力，鲜明反映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但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产生密切联系，注重表达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并增强其说服力。正如学者刘梦溪所说，有一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一段历史，而是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历史段落，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在表述上、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可以通过互相阐释，达到理解和沟通”。如果离开价值观表达上的共通性，中国故事的辐射力就不足以很好地与世界沟通。当前不少文艺作品思想内容承载量有限，价值支撑不足，缺乏对普遍人性尺度的发掘，尤其是不少以玄幻、穿越等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似乎在努力传递一些是非诉求，但缺少真正富于世界性的、恒久的价值理念，能引起共鸣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凤毛麟角。

问题是时代最鲜明的声音。人类都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同样经历着生存、发展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对宇宙、自然、人生不断提出一些根本性疑问，地球上的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他人不断较量中成长与发展，经历着同样的根本性生存发展难题，提出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疑问，这是从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处自动流溢而出的，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正在于自由的个体心性对身处其中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切体验以及竭力脱困的奋斗。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以中国故事书写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与挑战。作家、艺术家历来得时代风气之先，把中国故事与人类的根本性困境联系起来，以故事幻想、发问和探究，才能使中国故事的建构与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忧喜相关、休戚与共。

讲故事有一条主旨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人性、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最隐秘之处，探寻人类精神的奥秘。讲述获得世界认同的中国故事，就要注重基于人类人性层面来思考问题，不单要注意选取受政治、地区、人种等因素影响较小的题材，找到跨文化传播中最普遍的共性，在创作中突出“人”的价值，捕捉“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律动，充分体现个体的价值精神，以及充分利用细节与接受者建立关联，而且还要注重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共同情感、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优点与缺陷上下功夫，以期让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得以实现。比如，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就在于作家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的精神世界密码。

（摘编自梁鸿鹰《讲好中国故事：当代文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统筹全局，创新传播理念，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顶层规划相对不足，话语体系滞后，经常被西方媒体抢先甚至牵着鼻子走，有时显得非常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竞争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媒体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作为，积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战略布局；加快对外传播的议题设置和规划工作，赢得广泛认同，进而占领引导舆论的制高点和“发球权”。

创新表达方式，提高业务本领，强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也要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既要有道，也要有术。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练好内功，主动提升全球媒介沟通和传播能力，加强对国外不同受众习惯和特点的研究，以融通中外的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

弹好“钢琴”，积极拓展公共传播新路径。媒体外交、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应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全面、及时、权威地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应组建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传播矩阵”，弹好“钢琴”，发出中国好声音。

（摘编自郑少忠《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敢讲”又要“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