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情结

柯灵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一一王维

①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得意时想到它，失意时想到它。逢年逢节，触景生情，随时随地想到它。辽阔的空间，悠邀的时间，都不会使这种感情褪色：这就是乡土情结。

②人生旅途崎呕修远，起点站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他从母亲的怀抱，父亲的眼神，亲戚的逗弄中开始体会爱。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溶化为重年生活的血肉，不可分割。而且可能祖祖辈辈都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有一部悲欢离合的家史，在听祖母讲故事的同时，就种在小小的心坎里。邻里乡亲，早晚在街头巷尾、桥上井边、田膝篱角相见，音容笑貌，闭眼塞耳也彼此了然，横竖呼吸着同一空气，濡染着同一的风习，千丝万缕沾着边。一个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向定位，要经过千磨百折的摸索，前途充满未知数，但童年的烙印，却像春蚕作茧，紧紧地包着自己，又像文身的花纹，一辈子附在身上。

③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但人是不安分的动物，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扬一扬手，向恋恋不舍的家乡告别，万里投荒，去寻找理想，追求荣誉，开创事业，富有浪漫气息。有的只是一首朦胧诗，一一为了闯世界。多数却完全是沉重的现实主义格调：许多稚弱的童男童女，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要求，被父母含着眼泪打发出门，去串演各种悲剧。人一离开乡土，就成了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飞舞的秋篷，因风四散的蒲公英，但乡土的梦，却永远追随着他们。浪荡乾坤的结果，多数是少年子弟江湖老，黄金、美人、虚名、实惠，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④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但百余年来，许多人依然不得不离乡别井，乃至漂洋过海，谋生异域。有清一代，出国的华工不下一千万，足迹遍于世界。美国南北战争以后，黑奴解放了，我们这些黄皮肤的同胞，恰恰以刻苦、耐劳、廉价的特质，成了奴隶劳动的后续部队，他们当然做梦也没有想到什么叫“人权”。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初于美国檀香山，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很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改变开放后掀起的出国潮，汹涌澎湃，方兴未艾。还有一种颇似难料而其实易解的矛盾现象：鸦片战争期间被割弃的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沧桑世变，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何等的盛事!而一些生于斯、食于斯、惨淡经过于斯的香港人，却宁愿抛弃家业，纷纷作移民计。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浮海远游的潮流，各有其截然不同的背景、色彩和内涵，不可一概而论，却都是时代浮沉的侧影，历史浩荡前进中飞溅的浪花。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并不取决于地理距离的远近。我们第一代的华侨，含辛茹苦，寄籍外洋，生儿育女，却世代翘首神州，不忘桑梓之情，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都做了慷慨的奉献。香港蕞尔一岛，从普通居民到各业之王，绅士爵士、翰苑名流，对大陆踊跃捐助，表示休戚相关、风雨同舟的情谊，是近在眼前的动人事例。

⑤“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中情味，离故土越远，体会越深。科学进步使天涯比邻，东西文化的融会交流使心灵相通，地球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乡土之恋不会因此而消失。

(有删节)

我村

龙应台

    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早上10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在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11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要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以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12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务员说，“二十文。”“二十块”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你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公尺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得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出租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敬，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体态蹒跚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彷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膀”，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怎么知道？”

    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膀。”

    嗄？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他的‘手’啊？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滋滋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花铺的女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球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闪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吴文俊的数学世界

    吴文俊小学时成绩平平，也没有显示出独特的数学才华，初中时数学甚至得过零分，高中时最喜欢的是物理而非数学，但他从小就对读书有浓厚兴趣，初中时国文成绩一直不错，尽管高三时物理得了满分，但教物理的赵贻经老师却看出了他的数学潜力，力荐他入数学系。正始中学决定，吴文俊必须报考数学系，才能得到每年一百块大洋的奖学金，加之他父母又不放心独子离开上海，吴文俊就进入了上海交大数学系，所谓“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吴文俊向来是以兴趣为先导来读书的，因为他对物理有兴趣，甚至一度想要转系。是大三时教数学的武崇林老师帮助他摆脱了专业上的困惑，使他认识到数学的巨大魅力。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先后在育英中学、培真中学担任数学教员，直到1946年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恩师陈省身，他才由一个普通的中学数学老师成为数学研究所的专业研究员。对于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他的学生高小山总结说：“吴先生做拓扑研究，一下子就能抓住核心问题，为代数拓扑学的兴起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他从事机器定理证明也是这样，极其敏锐地看出了信息时代数学的发展趋势，他的研究受到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汲取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养分。使用吴先生的方法，几乎所有数学定理的证明，都可以由计算机来完成，从而让人类把精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去思考问题。”

    对吴文俊来说，虽然最初选择数学是被动的，但综观其一生，数学已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从事数学研究，吴文俊特别强调数学思维。他说：“要创新，就要独立思考，就不能总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当然开始的时候参考借鉴也是必要的，牛顿就说过，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远，所以不能忽略学习，可是除了学习之外，还要能够独立思考，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数学就要靠下一代、下下代在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中华民族才可以得到复兴。”吴文俊自己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数学上的一系列成就，特别是他运用机械化思想来考察数学，发现了数学的不同侧面，并建立了新的模式，这全得益于他的独辟蹊径。

    对我国的数学基础教育，吴文俊也颇有心得。我国中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数竞赛中获奖，被当作我国数学教育成功的证明，但吴文俊更赞同丘成桐的观点：“奥数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研究性、高层次学习，中国的奥数学习过分关注海量题目，直接与考试、竞赛挂钩，对系统学数学不利。作为基础学科，应着重引导学习的兴趣，不应当过分追求功利。”吴文俊同样清醒认识到：“竞赛获奖固然可贵，但也不能看得过重，因为它不能代表学生对数学的深度理解，也不能有效地训练数学思维。”他认为，数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培养数学的思维方式。

    有人曾揶揄数学家迂腐，吴文俊不但不迂腐，而且兴趣广泛，内心充满童趣，他说：“我是个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了就会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他喜欢看电影、读历史小说，也喜欢看围棋比赛。老伴说他“贪玩”，他却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吴文俊37岁时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十多年后，他再次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如此长的学术生命，在数学界是非常罕见的。当记者提出疑问时，吴文俊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这么长的学术生命？”在他看来，学术生命是能够终生保持的，很多人做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应该自我反省。他特别强调研究数学要下扎实的功夫。他说：“外国许多数学家，尽管有的我非常佩服，可是我并不认同他们靠所谓巧思妙想研究数学的办法。应该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分析，一切以事实为主。这是我主要的想法。”

（摘编自柯琳娟《吴文俊传》）

相关链接：①1974年，吴文俊转向中国数学史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开创了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点的数学机械化之路。他提出的“吴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数学基于“计算”的传统，与通常基于逻辑的方法根本不同，首次实现了高效的几何定理自动证明。国际机器证明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S．穆尔说：“在吴文俊之前，机械化的几何定理证明处于黑暗时期，而吴的工作给整个领域带来光明。”（黄婷、邱德胜《数学大师：华罗庚、陈省身、吴文俊》）②一般说来，吴教授的工作，都是独辟蹊径，不袭前人，富有创造性的。（陈省身为吴文俊颁发杰出科学家奖时的评语）

千顶红帽子

程瑞嘉

    七十五岁的秋明老汉去了一趟徽州，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三岁那年，秋明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为了不饿死，秋明辞别了双亲离开徽州老家。像当时的顺口溜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把雨伞，一个包袱，秋明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到人间天堂杭州去讨生活。外面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秋明干过商店的伙计，做过运输码头的短工和苦力，捡过垃圾。没有文化又在异地他乡，秋明的日子就过得很浪，很苦。他最后浪到了浙江的宁波，依然是过着靠捡拾垃圾度日的生活，饿不死，也不富裕。

    时间像个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秋明由一个懵懂不更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和胡须花白、腰弯背驼、老眼昏花的七十五岁的老汉。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衣锦还乡的美梦，有的是日里夜里对故乡的念想和企盼。

    有人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在外面靠努力和勤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变成学校的名字，过着受人尊重、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秋明何尝不想这样呢？但生活似乎老开他的玩笑，总让他一辈子辛劳地推着大石头上坡，结果却一无所获，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秋明老汉最近总做梦，梦见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看到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兴奋和激动，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枕巾。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失眠，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是一个母亲对久未归乡的游子的呼唤。

    秋明老汉终于被那个强烈的念头折磨得失去了形体，愁容满面。他于是打点行装，踏上了回徽州的行程。车窗外的景色迷糊了双眼，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有的只是临近故乡的激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老先生的诗好像就是为这时的秋明老汉写的。

    虽说回到了故乡，但一切都改变了秋明老汉脑子里对故乡的印象。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当年的小伙伴已经大多不在了，即使还在的，也已经变成了不熟悉的生面孔。村庄比儿时更大了，也更新和繁荣了，家乡的变化让老汉欣慰。老房子早已不在，只记得房子的边上是学校，如今学校还在，也不是当年自己读过三年书的学校了。如今的学校让秋明老汉惊喜：校园又大，教室又宽敬，那么多的教室，能坐上千名学生吧？！突然，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大作，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把陷入沉思的秋明老汉吓了一跳。看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放学跑到了公路上往家赶，秋明老汉是又高兴又担心，要是过往的汽车不注意碰到孩子怎么办？他听村里的人说，过往车辆碰到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好在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学校也为这事伤脑筋，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秋明老汉没有孩子，但他却比谁都更喜欢孩子。

    要是学生的头上能戴一顶小红帽该多好，既可以提醒过往的司机当心，看上去也醒目，夏天还可以抵挡一下天上的毒太阳。想到这里，秋明老汉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他跨进学校的大门，径直向校长室走去。时间不长，秋明老汉又从校长室里愉快地走了出来，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秋明老汉把用捡垃圾换来的一千顶红帽子交给学校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千名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一个孩子跑出队列，喊一声爷爷，将一条红领巾戴在秋明老汉的脖子上，然后迅速跑回队列。孩子们伸出右手向秋明老汉敬少先队队礼。秋明老汉也笨拙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站在秋明老汉身边的校长和教师都被他的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秋明老汉看着孩子们戴着他的红帽子在学校操场和校外的公路上走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心里想从今以后谁敢说他秋明老汉孤身一人，他分明有了一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许多路过的汽车司机都要停下来向他们鸣笛致意，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偶然一天，小区里出现了一位腰扎围裙、胳膊上带着套袖，衣着得体、落落大方的年轻媳妇，脚蹬三轮车，在小区里响亮地吆喝着——卖豆腐！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

偶  成

戴望舒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1945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