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琴操

邓跃东

    祖父会拉琴，好事者命令他带上两个会拉胡琴的侄儿一起演出。在邻村第一次巡演时，我大伯父刚拉开过门，台下就扔来一只鞋子，砸在他头上。他们指责大伯父的胡琴有问题，硬是逼着他锯掉了琴杆上的龙头……

    这件事我是听一个叔父说的，几个伯叔不愿回忆这些旧事，唯有我堂二叔反应异常，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说：“琴头是我砍的！”我知道二叔一直钟情于胡琴，没想到他竟是这件事的亲历者。透过浓浓烟雾，我看到了二叔眼里流露出的几丝幽怨。

    那晚他们受到了批评，被要求将琴头处理掉，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祖父答应一定处理好，但不是当场锯掉的。这把琴是大伯父在县城读中学时带回的，却成了二叔的至爱。那时祖父被贬职从学校回乡，思虑最多的是要保住侄子们的性命，要不就对不起大哥。祖父就给二叔做工作，二叔十五六岁，很不配合。祖父发了怒，责问他：“是人头重要还是琴头重要？”二叔噙着泪、含着怨气，在祖父的逼迫下锯下了琴头。祖父说：“这个琴头雕刻得精致，你先收着，日后可能会用上。”二叔不吭气，捡起琴头一把甩进了灶膛。

    丑琴无头，祖父他们也无脸面，操琴的模样十分滑稽，总不被人正眼看。当然，心里最憋屈的是二叔。他很年轻，无端被人嘲笑，其实他拉琴是很有水准的，但是心里不平，音色起伏大。丑琴让二叔的脾性也丑了起来，他变得十分倔强，不太理会祖父——以前他们经常一起谈琴论艺，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

    没过多久，伯叔姑姑们不能读书了，因为村里不准。二叔二次被生产队长从中学赶回，他聪颖好学，无奈初三未读完，就再也未进过学堂的门了。二叔积下一肚子的愤懑和怨恨，别人拈轻怕重，在生产队混工分，他年纪轻轻就去学泥水匠的手艺，每天用砖刀砍砍剁剁，其实是在发泄不满，他要砍平种种崎岖。但是，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他感到轻松，他的虎口被震烂，血流不止，也不能释放心中的怨气。他又想起了无头琴，每天劳作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里，只有丑琴懂他，眼里的泪、虎口的血，遗落在琴上，他浑然不知。

    二叔独自拉琴，长夜不息。祖父知道他心里苦闷，就开导他说：“拉琴可以消解磨难，但不能宣泄情绪，你指上的怨气太重了。”二叔说：“你不是说琴音传递的是心声吗？”祖父反问：“你心里向往的是什么？”二叔不吭声了。听琴知音，得失寸心。二叔对祖父的视听修养极为钦佩，他为自己更名为“清明”，自此静心练琴，研习音律。

    清明通透，方有流音。二叔反复体悟，寻求彻悟——人跟丑琴一样，没有脸面，可琴还是琴，心里有音，仍可自然地发声。他的心慢慢地融入了丑琴，琴声开始从心里流泻出来，没有了早时的发泄，音色一片柔美。

    二叔认真地看着我说：“琴已无头，人得有名。”

    二叔那时带着这把丑琴，一次次地参加上级安排的演出。他用丑琴发出的优美琴声征服了众多同行，感染无数心田。有一次，上级首长要来观看，领导提出给他换把琴，说这琴太丑了，影响县里的形象。二叔说，人能换但琴不能换。

    在本村的一场集会上，全家人都被责令到场陪斗，批斗的对象是二叔的母亲。大冬天里她被拉到学校操场上，被风车对着猛吹，她不服软，直挺挺地站了一夜。有人起哄要我家的人拉琴造势，祖父跟他们交涉能不能换人，他们说不行，故意要我二叔拉。祖父尴尬不已，二叔却轻松地拉开了弓子。凝望着受难的母亲，他如入空谷，心若止水，怀中丑琴一如惜日，不动声色。后来我得知，二叔拉的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他心里存有光亮！

（选自《读者》2015年第9期，有删改）

剃头

周海亮

    ①春节前，下了大雪。我和满仓缩在屋角，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②我说，满仓回家过年吗？满仓抱一本没头没尾的书边看边说，国外有个人，竟拿菜刀给自己做了阑尾炎手术。我说，满仓，我问你过年回不回家？满仓说，这家伙还没打麻药，只是嘴里咬一根雪茄。我说，满仓！满仓抬起头。额前的抬头纹张牙舞爪。我说，你过年回不回家？满仓好奇地盯着我，回家？这模样能回家？我说，这模样怎么不能回家？

    ③那天正好是年三十，我说，满仓咱俩还出去吗？满仓说，不出去了。我说，明天呢？满仓想了想，他说，明天再说。

    ④我们掏出所有的钱，满仓算了算，说，有酒有肉，挺丰富。我揣着钱往外走，却被满仓喊住。他说你买了酒菜早点回来，给我剃个头。我说，这是理发店的事吧？满仓说，我还有钱去理发店吗？我说，可是我不会剃啊，在农村我连羊毛都没剪过。满仓说，很简单，横平竖直就行了。我说，我怕手一哆嗦，连你的脑袋都剃下来。满仓说，你可真啰嗦。快去快回，给我剃头！

    ⑤我没有快去快回。我把钱分成三份。一份买了几瓶白酒，一份买了一些酒菜，一份买了半只烧鸡。回去的时候，天已擦黑，街上响起稀稀落落的鞭炮声。我提着两个方便袋，推开门，就看到一只怪物。

    ⑥怪物长着满仓的样子，脑袋像一个足球，像一只绿毛龟，像一堆牛粪团，像被剥皮的土豆，像被摔烂的茄子或冬瓜。怪物手持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剪刀上至少粘了两处头皮。

    ⑦屋子里只挂了一只十五瓦的灯泡。仅靠这点微弱光芒，我想即使削不掉他的脑袋，至少也能削下他半斤瘦肉。

    ⑧满仓一手操剪刀，一手举一块碎玻璃，仔细并笨拙地给自己剃头。那块当成镜子的玻璃片好像毫无用处，因为他不断把剪刀捅上自己的头皮。他剪几剪子，转头问我，怎么样？我说，左边长了。他就剪左边，呲牙咧嘴，痛苦不堪。过一会儿，再问我，这回怎么样？我说，好像右边又长了。他就再剪右边，咬牙切齿，碎发纷飞。我说别剪了满仓，你快成葫芦瓢了。满仓顽固地说，必须剪完！

    ⑨很晚了，我和满仓才开始吃年夜饭。我们开着那台捡来的黑白电视机，可是屏幕上雪花飞舞，根本看不清任何影像。满仓骂一声娘。他的脑袋不停地晃。那上面，伤痕累累。

    ⑩酒喝到兴头上，满仓非要和我划拳。他总是输，就不停地喝。后来他喝高了，偶尔赢一把，也喝。满仓低着头，一边展示他的劳动成果一边说，你说我和那个割自己阑尾炎的巴西人，谁厉害？

    我站起来，握起拳头猛砸那台可恶的黑白电视机。我说，你厉害，因为你还得考虑美观。可是我搞不懂，你为什么非要在今天剃头呢？满仓听了我的话，抬头看我。那是电视机正好显出影像，我看到赵忠祥手持麦克风恋恋不舍地说，明年除夕，我们再见。

    满仓向赵忠祥挥挥手。他低着声音说，记得小时候，家里穷，过年时，没好吃的，也没好穿的，爹领我去剃个头，就算过年了。说话时，38岁的满仓就坐在我对面，可是他的声音似乎飘到很远。飘到很远的声音遇到腾空而起的烟花，被炸得粉碎。

酒酿王

凌鼎年

    黄阿二的酒酿在古庙镇上老老少少都翘起大拇指，没有不说呱呱叫的。古庙镇人黄、王不分，大伙习惯喊黄阿二为“酒酿黄”，但听起来总像“酒酿王”，其实喊他酒酿王倒也不虚不谬。至少在古庙镇上，还没有谁做酒酿能做得过黄阿二的。

    黄阿二做酒酿，不用大钵头，而是用小钵头。据说小钵头酒酿比大钵头酒酿难做，因此做酒酿小生意的，都习惯用大钵头，不敢轻易改用小钵头，单凭这一点，黄阿二就区别其他做酒酿买卖的。

    古庙镇人只要一听那吆喝就知道是“酒酿王”来了。别人喊“酒酿——酒酿来——”他喊“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酒酿王的嗓音很浑厚，有一种穿透力，能穿过门墙，撞入人们的耳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酒酿王的吆喝，他那极有韵味的吆喝可以说已成了古庙镇的一种文化风景。

    古庙镇的人偏好吃酒酿有些年头了，来了客，端碗酒酿小圆子，乃待客的一种，既不破费多少，也还上得台面，那些老吃客十有八九认准酒酿王的酒酿。据他们说，一上口就能吃出是不是酒酿王做的酒酿。每每这时，黄阿二脸上就浮现出一种满足，一种得意来。用他的话说，有老吃客的这些评价，比吃人参还补。

    酒酿王的酒酿从来只有买不到的日子，没有卖不掉的日子。但黄阿二坚持每天只做三十小钵头，一小钵头也不多做，从无例外。通常他九点钟骑了黄鱼车笃悠悠地走街串巷，一路骑过去，一路吆喝过去。黄阿二常说：他做酒酿买卖，一半是为了能吆喝上这几声。只要每日里这么吆喝一嗓子，通体舒畅。若待在家里只吃不做，不吆喝，不出一个月保管憋出病来。

    黄阿二的酒酿常常是不到吃中饭就卖光了。下午，他或茶馆里坐坐，或澡堂城泡泡。天长日久，他有了不少茶友、浴友，每日里聚在一起，嚼起来没有啥话题避讳的。有位老茶友对他说：“你的酒酿，牌子已做出了，生意这么好，何不多做点？”“我只一双手。”黄阿二说了这话再不多言。有位浴友替他出主意说：“那请一两个帮手嘛，你还可过过老板瘾呢。”黄阿二默默半晌后说：“我这人命贱，自己不动手做，比死还难受。再说了，自己做放心。做好做坏，心里有底。”

    黄阿二的酒酿不论斤不论两，论钵头的，一小钵头一买，连钵头买也可，用锅用盆来倒回去也行。他的酒酿打出牌子，不挑不拣，顺着摆放的次序拿，若要比比看，挑挑看，他就不卖。老主顾都知道，黄阿二的酒酿钵钵一样，无需挑挑拣拣的，否则，咋叫“酒酿王”？古庙镇的人都说：如今像黄阿二这样信得过的生意人越来越少了。

    有次，一公司总经理来找他定做五十小钵头酒酿，说有批上海客户慕他酒酿王的名，点名要吃他酿的小钵头酒酿。公司准备连钵头买，钱可以预付。

    黄阿二说：“可以。但每天只有三十钵头，若要五十钵头只能分两天交货。”

    那怎么行。公司总经理表示价钱上可以提高点。

    谁知黄阿二说做五十钵头质量上就难保证了。只能一天三十钵头。要就要，不要拉倒，没啥商量的。

    经理碰了一鼻子灰，一百个想不通。有赚不赚猪头三，这黄阿二死脑子一个。

    听惯了黄阿二的吆喝，几回不听见，就有人问：“酒酿王这两天怎么没来？”往往这话还在耳边，那“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的吆喝声就传来了。

    最近，连着好几天未听到酒酿王的吆喝声了，生活中仿佛缺了什么。一打听，原来黄阿二病了。大家怪想念黄阿二的，几个老茶友、老浴友结伴前去看望他。进了门，大伙儿一起吆喝了一声：“酒酿——小钵头甜酒酿来哉——”

    黄阿二听后浑身一震，他撑起身子说：“你们这一声吆喝，对我来说，比吃啥药都强，这不，毛病好了一半。”

（摘自《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记录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几乎成了空村。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真有点儿舍不得离开呢。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

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意大利﹞迪诺·布扎蒂

在城郊这所专门关押无期徒刑犯人的巨大监狱里，有一条看似十分人性，实则极为残忍的规定。

每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人，都有一次站在大众面前向全体市民发表半个小时演说的机会。犯人由牢里被带到典狱长和其他人的办公室所在大楼的露台上，若演讲结束听众鼓掌，演讲者就重获自由。

这听起来好像是天大的恩惠，其实不然。首先，向大众求助的机会只有一次，它让希望变成折磨。犯人并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一切都由典狱长决定。有可能才入狱半小时就被带上露台，也可能需要漫长的等待。有人年纪轻轻入狱，走上命运的露台时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已丧失说话能力。

可供参考的，就是那些已做过演说但未获青睐的前人的经验。但这些被“筛掉”的家伙一句话都不肯说，不管我们怎么求他们吐露演说的内容和群众的反应，都没有用，他们只冷冷一笑，不发一言。既然我要在牢狱里度过余生——他们心里一定那么想——那你们也都留着吧，休想我会帮你们，反正我本来就是坏蛋。

最棘手的却是那些来听演讲的市民。我们固然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外面那些自由的男男女女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宣布有犯人要上露台讲话，他们就蜂拥而至，不是因为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上，事关重大，而是带着逛庙会、看戏的心情而来。他们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口哨、脏话齐飞，外加阵阵哄笑。本已心情起伏、全身无力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舞台能做什么？

虽然传说中曾经有无期徒刑犯通过了这个考验，但只是传说。确定的是，从我入狱至今这一年来，还没有人成功过。差不多一个月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会被带上露台讲话。之后一个不少又全都被带回牢里。群众把每一个人都嘘下台。

守卫通知我，轮到我上场了，时间是下午两点。再过两个小时，我就要去面对群众了。我一点儿都不怕，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相信自己已经为这个找到了答案。我想了很久，整整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敢奢望我的听众会比其他牢友所面对的听众有教养。

他们打开牢房铁门，带我穿过整个监狱，爬两级阶梯，进入一间庄严的大厅，然后站上露台。我身后的门被锁上，我一个人面对黑压压的人群。

我连眼睛都睁不开，光太强了。然后我看到至少有三千人，包括最高法官，都在盯着我。

台下发出长长的嘘声，骂声四起。“喔，绅士出场了！你说话啊，无辜的受害者！快逗我们笑，说点笑话来听。你家有老母在等你，对不对？你想死你的小孩了，对吧？”

我双手扶着栏杆，不为所动。我心里已盘算好了，说不定这是唯一能救我脱困的妙计。

我无动于衷，无所谓，既不要求他们安静，也不做任何表示。很快我就欣慰地发现，我的举动让他们不知所措。显然，在我之前站在露台上的牢友都用了另一套策略，或许大吼大叫，或许用软话请求下面安静，结果都不讨好。

我还是不说、不动，像尊雕像。嘈杂声渐渐平缓下来，偶尔还冒出一两下嘘声，然后一片静默。

不动。我鼓起全部的勇气，不出声。

最后，一个和气、诚恳的声音说：“你说话啊！你说，我们听。”

我孤注一掷。

“我为什么要说话？”我说，“我站在这里是因为轮到我了，如此而已，我并不想感动你们什么。我有罪。我不想再看见我的家人。我不想离开这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然后有人喊：“别装了！”

“我过得比你们好。”我说，“我不能说细节，不过我兴致一来，便穿过一条没人知道的秘密通道，可以从我牢房直通某栋美丽别墅的花园，当然不能跟你们说是哪一栋，反正这附近多得是。那里的人都认识我，很照顾我。还有……”

我故意停下不说，卖个关子。台下的人群一脸的迷惘与失望，好像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猎物跑掉。

“还有一位少女深爱着我。”

“够了，不要再说了！”有人痛心大喊。得知我过得那么幸福，想必触痛了他的伤口。

“所以你们最好别来烦我！”我声嘶力竭，“我求你们，好心人！可怜可怜我吧！让我留在这里！嘘我，快，嘘我呀！”

我意识到群众中传开一股愤恨不平之意，他们恨我，只是还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我真的快乐吗？他们苦恼不已。他们依然犹豫不决。

我整个身体探到露台外面，做作地颤着声音喊：“答应我，大慈大悲的先生小姐们！你们又没有任何损失！求求你们，嘘我这个幸福的犯人吧！”

人群中传出一个恶毒的声音：“你想得美！才没那么好的事！凭什么让你很幸福？”

说完就鼓起掌来，第二个人跟进，然后十个、百个，全场响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我胜利了，这些白痴。我身后的门打开了。“你走吧，”他们说，“你自由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

粮食要到肚子里

陈军

儿时在农村，家乡人一般不说浪费粮食，而是说糟蹋粮食。在乡亲眼里，人要活命，得靠粮食，粮食与人有着过命的交情，而珍惜粮食、敬畏粮食最朴素的观念就是“粮食要到肚子里”。

农村人最知种粮苦，都跟粮食亲。记得那时收麦子，芒种前后是农家人忙断腰的一季。布谷鸟的叫声催着整个村子，“黄了麦子”是一年中最大的担忧，必须要在那几天把地里的麦子抢收完。印象中，那时天还黑着，爹娘便拎着镰刀，踏着月光下地了。

娘割麦子快，手持镰刀弯腰揽麦，只听到麦秆遇刃的“嚓嚓”声，一行割完才直起身来擦把汗。娘说这样割麦，一来少起身，腰就少疼点儿；二来可以少擦汗，不直起身汗就直接顺着眉毛滴到地里了。那时，学校都放麦假，让我们这些孩子也帮着家里麦收。割一天的麦子，太阳烤，麦芒刺，晚上躺在床上，脸又红又痛，腰都不是自己的了。收一季麦下来，爹娘都会瘦一圈。一粒麦就是一滴汗珠，一仓黄灿灿的麦子，就是一缸滚烫烫的汗珠。

割完麦子，我和妹妹的任务就是拾麦穗。看着两篓排列整齐的麦穗，爹会表扬我们：“你俩拾的这些麦子，够咱一家人吃上好几天了。”拾完麦穗后，地不急着耕，还要空上一个星期左右，娘说：“地里应该还有一些没有拾回来的麦穗，让鸟雀子叼干净了再犁。”

收麦后的第一顿馍，是我们最期待的。蒸馍前，爹挑水，劈上好的筋骨柴。娘揉面，做馍，上蒸笼。我和妹妹烧火，打下手。蒸笼开始变得潮湿，不断冒出麦香味儿时，两个小肚子开始“咕咕”叫，我和妹妹一步不离地守在旁边，等着开笼。娘心中有数，她说蒸馍的火候要刚刚好，不够火或者蒸过了，都不好吃。她一声“起笼”，笼盖一掀，那叫一个香啊！

可娘说，新麦下来的第一口馍是不能急着吃的。中午，太阳当头照，万物明朗。爹把一条板凳往太阳底下一放，把一屉热腾腾的馍放在板凳上。馍的热气袅袅升起，娘双手合十，嘴里祷告着。她双手从胸前一放下来，我和妹妹就跑上前，一人捧一个馍，因为烫，吹一口气，咬一口，嘴咧来咧去，手掂来掂去，不一会儿，一个钵大的馍就下了肚。

在那明晃晃的阳光下，在那与粮食相依的岁月里，在爹娘的衣襟边，馍香仿佛能在胃里留存好多年，未来某个特定时刻就会热乎乎地翻腾起。

农村人对粮食的态度是三尺黄土般的心思，种粮时那些艰辛的历程，仿佛是在天地之间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冬去春来，风调雨顺，农人收获着大地的礼物。这饱含天地日月之精华的粮食，喂养着人类，一代又一代。而对于一粒粮食来说，从土里到达肚里，才是它的归宿。

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自然不敢浪费。像我这样的农家孩子，不少规矩都是从吃饭而来，比如，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饭；掉到地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到不了人肚子里，也要到牲畜的肚子里；上学带的饼，吃不完一定要带回来。在梅雨季节，被褥、家具都会发霉，但粮食一般不会发霉，都保存得好好的。粮食，是一家人最可靠的家底。

老家鄂西都是旱田，一年两季主粮，五月收麦，十月收苞谷。白花花的麦面是细粮，黄灿灿的苞谷是粗粮。家里来了客，娘都是擀面、蒸馍。苞谷是粗粮，一般不用来招待客人，除了自家人吃，还留一些给牲畜吃。每一粒粮食都到了肚子里，就连粮食那一层外衣也是牲口的好粮，比如麦麸、玉米包壳。

那个年代，粮食不宽裕。有时接济不上了，或者家里来了客，麦子还没磨，都要去邻居家借面。我家靠面缸的那面墙上，像一面选举墙，借了谁家的面，就记下“正”字，欠几瓢就划几笔。家里磨了麦面，头等事就是还面。娘舀起满满一瓢面，再用一个小碗向上加，边加边轻轻拍实，直到堆出一道尖儿。我说：“借的时候是平平的一瓢。”娘瞪我一眼：“你懂啥！”还叮嘱我路上不要跑，别把面洒了。

我自然知道粮食的金贵，还面的路上，我弓着腰护着瓢，小心翼翼，生怕有风来。但偶尔也有尖塌了、风吹飞的时候，弄得我一身白。我家的面倒入别家的面缸时，“噗”的一声，会升起一小团尘雾，真是欢腾。还三婶的面时，她说：“你娘这个人呀，就是讲究！”在粮食紧缺的那些年，还面时的这道尖儿，让娘在村里有了个好名声。

如今，生活富裕了，人们不再借面，粮食逐年增产，种粮收粮也机械化了，但儿时与粮食的交情，让我学会了珍惜。

后来我到了城里，虽然不再种粮了，但看到粮食总是格外亲。对粮食的这份情义和吃饭的那些规矩，我也一点一点地讲给我的孩子。我给孩子们立了一条规矩，也是长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一一粮食要到肚子里。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