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

姜铁军

    鸿图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王利在北湖边上看中了一块地皮。在市规划局工作的朋友告诉他，按照规划，北湖很快就要修建地铁，到那个时候，这里的地皮可就值钱了。地皮值钱了，房子价格还不上涨吗？王利当然会算这笔账，决定找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黄胜帮忙给协调协调。想请黄胜吃饭，在酒桌上谈这件事情。被黄胜一口回绝了：“中央有八项规定，反对大吃大喝，你就别费心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

    王利没想到会碰一鼻子灰，心里想，一定得想个办法让黄胜帮忙。于是托人打听黄胜喜欢什么。很快，那人给王利打来电话：“黄胜喜欢收藏瓷器。”王利说：“我知道了。”放下电话，王利就在心里琢磨，送黄胜什么样的瓷器好呢……

    过了几天，王利通过一家快递公司给黄胜寄来一只瓷瓶。王利给黄胜打电话说：“黄局长，这个瓷瓶是清朝的粉彩，你好好留着吧!”

    黄胜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点点头，说：“地皮的事你听信吧。”

    第二天，黄胜叫自己老婆拿着这只瓷瓶，来到市文物鉴定所，请瓷器专家做鉴定。瓷器专家仔细看了看，说：“这个粉彩是假的。”黄胜老婆立马火了：“这不可能，你是不是鉴定错了？”瓷器专家害怕自己看走了眼，急忙找来所里另外两位专家，共同又鉴定了一次，出具了鉴定书：赝品。

    黄胜看着文物鉴定证书，给王利打电话，说：“我这地方小，没地方放你送的东西，把那只瓷瓶拿回去你自己收藏吧!”王利赶忙说：“拿回来多不好，你不喜欢就拿到拍卖公司卖了吧！”听到这话，黄胜鼻子差点气歪了，这么个破瓷瓶，还要去拍卖，拿我不识数是不？“啪”地一声把电话摔了。他老婆说：“这样也好，拿拍卖公司拍卖也卖不了几个钱，拍卖公司会给我们作证这是个赝品，省得他反咬我们一口，说拿了他的粉彩不给办事，败坏我们。”黄胜连连点头：“有道理，有道理。”

    黄胜就把瓷瓶拿到了拍卖公司参加拍卖。拍卖公司的规矩是，只要有客户拿来东西我就负责拍卖，不保证东西的真假。责任是买家自负。他们也有鉴定师，看了黄胜拿来的瓷瓶，笑着说：“这东西还值得来拍卖吗？怕是不够手续费的。”黄胜心里很恼火，脸色十分难看。拍卖公司鉴定师问黄胜：“这个瓷瓶拍卖底价是多少？”黄胜没好气地顺口说：“五万。”

    到了拍卖那天，不少人来参加竞拍。

    黄胜拿去的粉彩瓷瓶五万开价，马上有人加到六万，接着被人叫到十万。而后一路攀升，最后被一个买家以九十八万元买走。

    黄胜从拍卖公司拿到这笔钱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投桃报李，黄胜给王利开了绿灯，让他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拿到了北湖那块地皮……

    事后有人举报，说黄胜受贿，收了房地产商的粉彩瓷瓶，以地皮做交易。

    纪委派人找黄胜谈话。黄胜说，王利送给自己一只粉彩瓷瓶不假，就是朋友间的互赠，根本就是一个赝品，不值钱。他拿出了市文物鉴定所的鉴定证书证实自己说的都是实话。纪委又派人到拍卖公司了解情况，拍卖公司证明粉彩瓷瓶确实是一只赝品，值几百元钱。至于买家愿意出高价买走，那是买家的事，谁也管不着。买家看走眼的事在拍卖的时候经常发生。

    黄胜没受什么处分，事情过去了。

    现在，那只瓷瓶就放在王利家的卧室里，他当痰盂用。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肴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瑞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挂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

    “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构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芦  苇

    那些草从黑色的泥地里长出来，它们和地下的根一样，也是一节一节的，它们有着竹子一样修长的叶子，但是我的祖先却叫它们芦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告诉我，芦苇到秋天的时候，就开一大团一大团的白花，冬天的时候死去，第二年春天再活过来；而竹子不开花，竹子一开花就永远地死去了，再活不过来。

    我的故乡遍布这种叫芦苇的植物，它们成片成片地长在村庄的周围，跟着一条叫蒲苇河的河流曲折蜿蜒，长成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荡。

    这些植物的年纪比我祖父还大，我的祖先还没有来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在这儿长了，一年死一次，一年活一次。它们把根深深地扎进黑色的泥土里，向四周肆意扩展，你拿一把铁锨随便找个地方挖下去，都会切着它们纤细的根。父亲犁地的时候就常常翻出来一两棵脆脆的白的苇根，那可是一块种了多少年的熟地啊。它们藏在地下，一有机会就冒出尖尖的头来，并且趁你不留神的工夫就迅速地长成一棵挺拔的芦苇。这些根在土里就像千万只鸟在空中一样任意飞翔，占领着空间和泥土，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们整个的蒲苇桥村庄就坐落在这张大网上。这里到处都长满了芦苇和蒲草，我们的村庄就是以它命名的。父亲说，实际上我们都是蒲苇桥一棵一棵活着的芦苇，我们的根像芦苇一样深深地扎在大地上，我们永远离不开这黑色的泥土。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但是我隐约地觉出父亲是一位乡村哲学家，除他之外，我还没听谁说过人是一棵芦苇。

    地面是一个界点，芦苇在两个空间里活。根向底下使劲扩展，死死地抓住泥土；茎则直直向上，抢占着地上的位置。芦苇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它一节一节地长着，就像我们进行一次长途的旅行，总要走一走歇一歇一样。每歇一次，它就挑起一把叶子做绿伞。我觉得芦苇更像一个人，抑或是人在冥冥之中学了芦苇。但人和芦苇是不一样的。一位哲人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是人比芦苇高明。但会思想也使许多人长得歪了，不能像芦苇一样正直地长。人群中有歪心斜术之人，但谁见过一棵弯着长的芦苇？

    芦苇一路直直地长下去，慢慢高过我们的头顶，我拨开苇丛走进去，后面的芦苇复又合拢，苇荡把我淹没了。这些细细的苇叶组织成了翠绿的空间。它们像一叶叶小舟，又像一队队纤柔的少女，这让我想起古老的歌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些长腿细腰的美人儿可就是我二十年中夜夜梦见的伊人？我顺手捋过一支细长的苇节，做成清脆的苇笛，这是芦苇的情歌，汩汩流淌，滋润着幸福的胸膛。

    我看见母亲的羊群走进了苇荡，苇荡里马上就绽开了洁白的花朵。苇荡里偶尔会有一小片芦苇稀疏的地方，这儿长满了丰茂的野草，有水稗子草，芨芨草，开白花的野荞麦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草，母亲的羊群就在这儿吃草，神秘而又浪漫。

    这让我想起我的先人，他们一拨一拨地走进苇荡，最后睡在苇荡里滋养着芦苇，不知道我的身体能长出多少棵挺拔的芦苇？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 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一生从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圆角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也有文化 气息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一只小灰鸭》《小红帽》《一个士兵》等。这几本书薄薄的，没多少页码。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 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

    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普希金的诗还算强点儿，《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他零零碎碎地记得几个片段，可也都是两三行而已。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 寸，计算了定做费用。那位师傅很快就给出了预算，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偶然在一个展销会上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梳妆台镜子上方还安装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把耳塞塞进耳朵，伴着音乐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科利亚出差了两个星期。他回来时，姑妈的那些书已经没了踪影。他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南渡记^①

宗璞

莲秀二十五岁嫁到吕家，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里，她的生活就是侍候老太爷。现在很多亲友都往南边去了，留下的也各自闭门不出。除凌京尧来过一次，不见任何人出现。

天越来越热了。一天黄昏，老太爷在院中闲坐，忽听有人轻轻敲门，随即推门进来。“搬到这里来了。”来人说。

“缪老爷，”莲秀大声在老人耳边说，“是缪老爷。”她很感动，到底人家心里惦记着啊。一面扶老人，搬椅子，一面让人沏茶。

①缪东惠衣着还是那样清雅，态度还是那样从容。老人和他相识多年，许多见解不同，人是极熟的。去年还为小娃^②送药，现又来看望，心里高兴。相让坐下，谈笑风生。

渐渐说到时局，缪东惠叹道：“战事起了快一年了，简直看不出希望！去年上海失，南京陷，现在武汉也吃紧了。只要是中国人，谁不中心如焚，五内俱结！可是大局已如此。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百姓生活安定，这一方面我是尽力而为。想想多少爱国志士，也是处处以百姓为重。凡事从这方面考虑就通畅得多。”他素来口齿清楚，现在也是抑扬顿挫。

老人听出话中有话，于是带笑说：“我终日枯坐斗室，老病相缠，外头的事，知道很少。有什么高见，便请直言。”

“如果我的话不合您的意思，也请务必考虑，为亿万生灵的利益考虑。”缪东惠诚恳地说，“今年元旦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半年来遭到不少反对，炸的烧的打枪的撒传单的都有。据我看，这样的骚扰对百姓来说，只能是帮倒忙，只能使日本人更用高压手段。有人说，我们是幸而亡国，不幸就要灭种啊！我看有道理。若有一个能使政安民和的政府，不让日本人直接管事，老百姓少吃多少苦头！这样的政府必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才能立得起来，其实只要挂名即可，不用做什么事。尝读史书，每服冯道^③为人。那样不顾毁誉，肯真为天下苍生出力的，才是了不起！”

老人哈哈一笑说：“我无文才武略，怎比得古人！”停了片刻，用力看着东惠，“你的逻辑很奇怪。②政安民和，是谁的天下？”他没有力气拍案而起，心里反觉平静，目光又有些茫然。

“我是真为大局着想——如公不出，如苍生何？”缪东惠努力说出了这句话。

老人微笑，端起茶杯举了一举，意思是送客。他的手猛烈颤抖，茶水泼洒出来。莲秀忙上前接过，看了客人一眼。缪东惠只好站起。老人也扶着莲秀站起，笑着说：“缪先生无艺不精，何时又学了苏秦？这亡国救民之论，还请别处发表。”

缪东惠无奈，躬身告辞。

莲秀送客回来，原以为老人会发脾气，把缪某大骂一通，却见老人在里屋安静地靠在床上，把玩着那柄龙吞虎靠镌镂云霞的宝剑，似乎已忘记有谁来过，把剑一举，说：“可怜这剑，只挂在墙上。”③“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④”老人惨然一笑。

……

不觉又过了半月。一天傍晚，夕阳晕红已退，满院蝉鸣。忽有杂乱的脚步声，走进三个中国人，三个趾高气扬的中国人。那为首的板着脸对吕老人说：“我们是江市长派来的，请老先生出任维持会委员。”说着递过一张大红聘书，约有一尺半长，烫金字闪闪发光。

老人见来了伪员，纹丝不动，仍一手捻须，一手拿过靠在椅边的拐杖，挡住聘书，说：“请转告江朝宗，我是中国人，不任伪职。”

来人对老人的态度似有准备，并不争竞，把聘书放在桌上。又拿出一张请帖，说：“市府明天宴会，请光临。聘任的事，三天内见报。告辞。”随手把请帖交给莲秀，转身就走。

“扔出去！把这些都扔出去！”老人突然暴怒。用手杖敲地，大声喝道。随扔了手杖，一把抢过请帖来撕，但纸太硬，撕不动，就向那几个人扔去，纸又太轻，飘飘地落下了。

那为首的人口头冷笑，又说一遍：“三天内见报。”

老人愤怒已极，挺直身子，把手杖用力向他扔去，手杖落地的声音很无力，紧接着是沉重的关廊门声。莲秀忙上前扶住老人，让他缓缓靠在椅背上。老人急促地喘息，莲秀为他揉胸捶背，轻声唤着：“老太爷，老太爷，莫生气，莫生气！”

吕贵堂等老人渐渐平静，先问莲秀：“是不是托凌老爷转缪老爷，想个法子拖一拖？”

“不用去！哪里也不用去！”老人高声说，“我有办法，你们不用担心！”

莲秀和贵堂交换着眼光。她有几分猜到老人的办法，却又不敢那样想。

……

莲秀轻轻推开正房门，只见老人端正地躺在矮榻上，双目微睁，面容平静，一点声息俱无。“老太爷，老太爷！”莲秀恐怖地大喊，想推醒他。可是永远做不到了。

凌京尧和吕贵堂大步赶来。京尧见条案上有一张纸，用一个安眠药空瓶子压着，纸上写着核桃大的毛笔字“生之意已尽死之价无穷”，另有一行“立即往各报发讣告”。这是老人的遗嘱了。

京尧一见这遗嘱，更明白老人是以一死拒任伪职，不禁百感交集，身子不觉伏了下去，跪在榻前痛哭。莲秀反镇定了，陪着跪下，一面拭泪，说：“凌老爷别哭了，老太爷就仰仗您了。”

发讣告，布置灵堂，将老人入殓。该做的事都做了，众人陆续散去。④京尧慢慢走出房门，看见院中青草踩折一片，那没有踩到的，仍旧欢快地生长。

【注】①节选自长篇小说《南渡记》第五章，有删改。小说以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大学南迁为背景，表现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遭际与情感、精神世界。文中吕老人（吕清非）是前清举人，参加过同盟会，曾任民国国会议员。赵莲秀是他的续弦夫人。②小娃：吕清非的外孙。③冯道：五代时人，先后在后唐、后晋等五个王朝任职。④出自北宋贺铸《六州歌头》。

牡丹园记（节选）

严阵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到皖南去，经过狮子山下，遇上了雨，江南人在这种季节出门总要带把伞的，我初来，没有这个习惯。

①雨不停地下，路两边新拔节的翠竹被碎雨罩着 ， 绿蒙蒙的，望不到边际，初开的桃花笼在这四月的烟雨里，印出一层水润润的红芽。呵，这奇妙的春雨，它正给未来孕育着怎样的景象啊！

我正往前走，背后却传来了隐约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只见一把黄中透红的雨伞穿过透明的雨丝，向这边移动着。雨是迎着脸下的，那走来的人把整个的一把伞都倾斜在面前，恰好把头和半个身子都遮住了，只见到两只赤着的脚，带着两团山区特有的红泥，在石级上，一步留下一个红色的脚印。

我向走来的人打了一个招呼。不料雨伞一斜，在我面前站下的却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①她右手扶着伞柄，左手擎着几枝初开的白牡丹花，花人相映，人比花娇。身上的红褂已经被雨点打湿了，额前的短发上也挂着几颗雨珠。好像觉察到我有些犹豫似的，她忽然一声不响，转身径自走了。可是没走多远，却又回过头来望着我笑了，她一面笑着，一面把伞丢在她脚下的石板上，然后转身迈着快步登上一层层石级，朝前走去。

眼看着她走进了这紧挨路口的草房，可是等我赶到，却怎么也看不到她，屋子里只有一个老人，他对我说：“同志，把伞放下，避避雨再走不迟。”我担心雨伞找不到它的主人，忙问：“她呢?”老人稍一怔，但马上就领悟了我的意思，笑道：“你是说牡丹哪！嚷，你没见她的小蹄印子吗?”这时我才发现在后门口的山石路上清晰地留下了她那一行红色的脚印。

“老伯，听说这山上，有一株出奇的牡丹花，可是真的?”老人经我一问，脸上悠闲的神态忽然没有了，他把烟管从嘴里猛然抽出，抬起头，以深沉的目光望着门外那不停的雨，望着那在变幻的风云中时隐时现的狮子山头……

“在这狮子山上，历来就有养牡丹的。养牡丹的虽多，可是能把牡丹养奇了，就只一家，也只有过一次，这一次还是在十五六年以前。”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以往在这条冲里住着小夫妻俩，男的叫长庚，女的叫白妹，他们栽了几十棵牡丹，小夫妻俩侍弄这些牡丹比人家侍弄孩子还细心。后来，新四军起了事，组织农抗会，减租减息。长庚当了农会主席，顾了工作，就忘了家，也就靠白妹一个人了。日子过得兴旺，白妹也乐意。到新四军来的第二年，一株牡丹上有五个杈，一夜的功夫，开出了十朵大花，朵朵都比碗口大，像雪球似的，银灼灼的，香味漫遍了整整一条山冲。就在这棵牡丹开花的那夜，白妹生下了一个丫头。到第三年，牡丹还是照样开十朵大花，人们看了，没有不称奇的。花的名声传远了，白妹爱这花也爱得入了迷，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总要看上几遍，如若有一天没看，就失魂落魄似的。” ②正当老人说到这里，从那高高的狮子山头上，骤然接连划过了几道闪电，闪闪的电光割裂了半个天空。接着，雷声也就响了。老人接着说：“到了第四年，没等到牡丹开，队伍就走了，队伍一走，三鬼头就带着乡丁，把长庚捞着，逼着要他交出农会的名单，填表自首，长庚不依。三鬼头把长庚绑在树上，砍了三刀。白妹跪在他身边，哭了一夜，第二天就疯了！”老人说到这里，忽然停住。这时，一声霹雳猛不防在头顶炸开，震得小屋晃了几晃。“从那以后，白妹就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一个人跑到山顶那块大青石上一声不响地坐着……从此以后，狮子山也就没有什么养牡丹的人了，那株有名的牡丹也就再没有开花。”“她的孩子呢?”我问。老人微笑着说“你看，不就是和你一路来的那头小鹿吗?”“牡丹?原来那女孩就是牡丹！”我一下子明白了。

一九五九年，也是四月，我到繁昌县来，刚落脚，县委办公室郭主任说：“明天我到狮子山检查工作，你也去吧，顺便看看那棵有名的牡丹花。”听了他的话，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一九五三年经过那里时所听到的故事。

第二天，汽车在新开的公路上奔驰。下车以后，有一块宽大的路标，上面写着“狮子山牡丹园”六个大字。原来这几年，省里为了栽种大批的药材，建立了专门的牡丹园。

到了山顶，放眼一看，可把我惊住了！整座山头全是牡丹，这时正值春风送暖，牡丹初开，红白相间，香飘万里。风过处，千姿百态，溢光流彩！远远一望，就像一片彩云罩满山头。在这千万株牡丹中间，来往着一群群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她们就是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正忙着为牡丹锄草追肥。在她们中间，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一身蓝衣，满头黑发，看到我们便笑着迎了上来。郭主任说：“这是药材学校新近聘请的技术顾问，名叫白妹。”“白妹?”“是的，白妹，你知道她的身世吗?她过去有疯病，现在好了，那株有名的牡丹花，本来枯了，经她的手一服侍，这两年又开花了。”看到她，我不禁想起牡丹。“她现在在哪里呢?”“她吗?”白妹微笑着回答说，“她从这所学校毕业以后，就到北京进修去了，大概不久就能结业的。”听着她这简单的回答，望着这花朵和彩云结成的伸向远方的长带，望着近处远处那斑斑点点的红色，不由使我想起了她那双永远不停的脚，在攀登石级时留下的那一行十分清晰的红色的脚印。②我想，不久的将来，在这脚印所到达的地方，我们可爱的祖国将又要增加多少美丽的牡丹园呵！

太阳升高了，狮子山上的花迎着阳光，阳光照着花，女孩子们的衣裙和初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片多么灿烂夺目的景象！她们终日辛勤地抚育着牡丹。她们也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她们也在生根长叶，也在精心地孕育着自己那未来的花苞。

呵，祖国不正是一座美丽的牡丹园吗?

1961年6月于合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