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劫

梁晓声

    冯先生是我的一位画家朋友，擅画鸳鸯，颇有名气。近三五年，他的画作与拍卖市场结合得很好，于是阔绰，在京郊置了一幢大别墅，还营造了几亩地的庭院。庭院里，蓄了一塘水。塘中养着些水鸟。无非野鸭什么的，还有一对天鹅。自然，鸳鸯也是少不了的。

    有一次我们二人坐在庭院里的葡萄架下，一边观赏着塘中水鸟们悠哉悠哉地游动，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

    我问：“它们不会飞走吗？”

    冯先生说：“不会的。是托人从动物园买来的，买来之前已被养熟了。没有人迹的地方，它们反而不愿去了。”

    又问：“在天鹅与鸳鸯之间，你更喜欢哪一种？”

    答曰：“都喜欢。天鹅有贵族气；鸳鸯，则属小家碧玉，各有其美。”

    我虚心求教：“听别人讲，鸳鸯鸳鸯，雄者为鸳，雌者为鸯；鸳不离鸯，鸯不离鸳，一时分离，岂叫鸳鸯。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传说故事？”

    冯先生却说，他也不太清楚。说他只对线条和色彩以及构图技巧感兴趣，至于什么故事不故事，从来不想多知道。

    三个月以后，季节已是炎夏。某日，我正睡午觉，突然被电话铃扰醒，抓起一听，是冯先生。

    他说：“惊心动魄！惊心动魄呀！哎，我刚刚亲眼目睹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会儿我的心还怦怦乱跳呢！”

    我问：“光天化日，难道你那保卫森严的高档别墅区里发生溅血凶案不成？”

    他说：“那倒不是，那倒不是。但我的庭院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搏斗！”

    于是，冯先生语调激动地讲述起来：

    冯先生午睡前有一个习惯，总是要坐在他那大别墅二层的落地窗前，俯视庭院里的花花草草，静静地吸一锅烟斗。那天，他正要磕尽烟斗站起身的时候，忽见一道暗影自天而降。他定睛细看，竟是一只苍鹰，企图从水塘里攫捉到一只水鸟。水鸟们受此大惊吓，四散游逃。两只天鹅，猝临险况，反应疾迅，扇着翅膀跃到了岸上。苍鹰一袭未成，不肯善罢甘休，旋身飞上天空。第二次俯冲下来，目标盯准的是那只雌鸳鸯。而水塘里，除了生长着几株荷，再没有什么可供水鸟们藏身的地方。偏那些水鸟们，包括鸳鸯，久不起飞，飞的本能意识已经大大退化。

    正在那雌鸳鸯命系一发之际，雄鸳鸯不逃窜了。它一下子游到了雌鸳鸯前面，张开双翅，勇敢地扇打俯冲下来的苍鹰，结果苍鹰的第二次袭击也没成功。那苍鹰似乎饿急了，它飞上空中，又开始第三次攫捉。而雄鸳鸯，那美丽的、除了被人观赏外几乎毫无可取之处的水鸟，也又一次飞离水面，用显然处于弱势的双翅扇打苍鹰的利爪，拼死保卫它的雌鸳鸯。力量悬殊的战斗，就这么接二连三地展开了。

    令冯先生更加看呆了的是，塘岸上的一对天鹅，仿佛产生维护正义的冲动，它们又一齐伸展开了双翅，扑入塘中，加入了保卫战。在它们的带动之下，那些野鸭呀鹭鸶呀，便都不再恐惧，先后参战。水塘里一时间情况大乱……

    待冯先生不再发呆，冲出别墅，战斗已经结束。苍鹰一无所获，不知去向。水面上，羽毛零落一片，有鹰的，也有那些水鸟的……

    我听得也有几分发呆，困意全消。待冯先生讲完，我忍不住关心地问：“那只雄鸳鸯怎么样了？”

    他说：“惨！惨！差不多可以用遍体鳞伤来形容，两只眼睛也瞎了。”他说他已打电话请来一位宠物医院的医生，为那只雄鸳鸯处理过伤痕了。医生认为，如果幸运的话，它还能活下去。

    到了秋季，我带着几位朋友到冯先生那里玩，发现他的水塘里增添了一道“风最”——一只雌鸳鸯，将它的一只翅膀，轻轻地搭在雄鸳鸯的身上，在塘中缓缓地、缓缓地游来游去，使人联想到一对臂挽着臂在散步的恋人。

    而那只雄鸳鸯，往日的漂亮不再。它的背上，翅根，有几处地方裸着褐色的呈现创疤的皮。肯定地，那几处地方，是永远也不会再长出美丽的羽毛了……

    更夺人动容的是，塘中的其他水鸟，包括两只气质高贵的天鹅，已和那对鸳鸯相向游着了，都自觉地给那对鸳鸯让路。而当它们让路时，每每曲颈，将它们的头低低地俯下，一副崇敬的姿态。

    我心中自然清楚那是为什么，我悄悄对冯先生说：“在我看来，它们每一只都是高贵的。”冯先生默默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然而别人是不清楚为什么的，纷纷向冯先生发问，冯先生略述前事，皆肃默。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年第7期）

长生不死的祖父

渡边浩二

    祖父是一位巨富，他仅靠一代的奋斗便构筑起现在数亿万日元的家业。可是他在刚过花甲之年，打算将家业传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的时候，被查出患了癌症。

    由于内脏的癌肿摘除手术十分成功，所以虽然还会有复发的可能，但是医生说，只要依靠药物抑制就无大碍。

可是祖父似乎并不满足这一点，继而提出一项有些出人意料的要求，那就是用别的健康人的内脏来替换自己所有的器官。但不能是死人，而必须是活人的内脏！

    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植物人，然而几乎是空手而归——植物人的家属拒绝拆除维持亲人生命的医疗器械。

为此，祖父想方设法，经过多次协商，终于以高额的补偿金换回了一个植物人的身体。

    就在这时，政府却出面干涉了。国家法律认为，植物人虽说处于死亡状态，但仍是活着的人。因此，夺取他们的脏器，无异于杀人害命。所以，祖父的行为可以说是购买人体，甚至也可能构成杀人罪！

    祖父并不因此而断念，他有自己的主张——植物人的躯体，即使不卖给我，也是必死无疑。那么，趁活着的时候将肉体提供给需要的一方，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而政府告诉祖父，只有在拆除医疗器械之后，才能摘除脏器。但祖父不同意这一做法，将政府告上了法庭。

    判决在传媒界引起很大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若脑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那么，何种状态才可称为死”这一问题上。祖父仍然固执己见，认为靠机器维持生命的植物人可以认定为死人。

    祖父对此事所持有的热情令全家都感到吃惊。他已经上了年纪，即使接受了那种手术，恐怕也不会延寿多少年。并且，已决定稳居静养的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对“生”有着如此强烈的愿望。

    判决花费相当长的时候，最终以祖父败诉而告终。

    司法界的结论，仍是依据常识，认为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的植物人并非死人”。

    虽说是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但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便可认为生命依旧存在。只有在拆除维持生命的医疗器械、所有细胞都死亡时，才可以称其死亡并允许进行脏器移植……这就是判决书上写着的最终结论。

    审判刚刚结束，祖父便去世了。或许是让人担心的癌细胞扩散所致，但祖父也的确到了寿终正寝的年纪。

    可在这之后，却引发了小小的骚动。祖父的律师开始采取行动。律师们拿出祖父临终时托付的文件，对给祖父下死亡定论的医师提出死亡证明无效的起诉。

    令人费解的是，祖父在生前，将手术中摘除的一部分癌肿寄放在某研究所的仪器中了。那是具有特殊作用的仪器，其功能就是维持细胞的生命力！众所周知，癌细胞不同于一般细胞，只要不断汲取养分和氧气，它就会无限地分裂下去。也就是说，它是长生不死的细胞！

    我去看过那些细胞，在玻璃容器中，仿若一片牛肉。然而，那却正是“长生不死的祖父”的形象。

    律师们提出，只要有一部分细胞还存活，祖父就没有死亡。

    司法当局一定不知如何是好。

    按常理，祖父的确已经去世，但政府当初正是以“虽说是依靠医疗器械维持生命，但只要有一个细胞还有存活的可能性，便可认为生命依旧存在”来答复祖父的。因此，政府不得不承认，祖父仍旧活着。

    只要不拆除医疗器械，祖父……祖父的癌细胞就会永远活着。并且，祖父生前已嘱托家人不能拆除医疗器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奉养祖父直到永永远远！

    那么，祖父为何要这样做呢？

    读到这里，不知有人能否破解这个谜。我也是看了祖父的遗书（不，因为他并没有死，所以正确来讲不应称之为遗书），才恍然大悟的。

    祖父并不是对“生”留恋不舍，而是为我们子孙后代设计了一步很巧妙的棋。试想一下祖父打下的江山和积累的巨额资产，就会晓得由于他的死，我们将缴纳多么大的数额的继承遗产税。但只要祖父一直这样活下去，我们家族就再也不必缴继承遗产税。

    我们一家的巨额财富，将永远这样得到保障，不必缴一分一厘的继承遗产税！

（选自《外国小小说》）

聚宴

    符浩勇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色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城里乡下

刘平

    焉瓜两口子有一个梦想：在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多农民工都有这个梦想。他们这个梦想是两年前萌发的，那时他们已经攒了5万元。焉瓜就对老婆翠玉说：“我们都努力挣钱，争取过几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翠玉说：“嗯。努力。”

    现在，他们有23万元了。

    焉瓜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每个月可以挣6000元钱。翠玉在制衣厂上班，每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他们租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狭小拥挤，但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为了实现梦想，焉瓜和翠玉结婚4年还没有要孩子，他们打算在城里买了房子后再要孩子。他们都认为，只有在城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月存5000元钱，雷打不动。焉瓜原来抽8元一盒的烟，3天两盒，后来翠玉说：“不想买房子，你想咋抽就咋抽。”焉瓜一咬牙，就把烟戒了。

    焉瓜和翠玉开始往房产中介跑，买不起新房子，他们打算按揭一套二手房。家里老人一直在催他们要孩子，他们觉得该买房子了。

    掐算着手里的钱，又想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焉瓜和翠玉心里很纠结。后来他们终于看中了桂苑小区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6楼，电梯房，房主是姓李的老太太。小区附近有学校、超市，生活、娃娃读书都方便，可首付要32万。焉瓜嘴甜，说：“李阿姨！再少点？”老太太摇摇头：“这个价，已经很低了。”

    琢磨了半天，焉瓜和翠玉有了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带个小院子，5间青砖瓦房，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院门口，有一颗大香椿树。每年春天，牵牛花开出白色小花，香椿发出嫩芽。老娘喜欢用香椿芽炒鸡蛋、煮苕菜，好吃。焉瓜和翠玉进城后，老房子就老娘一个人住。焉瓜和翠玉商量，卖了老房子，就把老娘接到城里住，以后有孩子了，也有人带。

    焉瓜回去和老娘商量，老娘有些舍不得，但还是顺了焉瓜的想法。

    焉瓜用手机拍了一些小院子的照片发到网上，还专门拍了香椿树的照片。焉瓜把照片发到网上，标价15万元。焉瓜想，13万也卖。

    隔三差五就有人打电话联系，高的出价八九万，低的，出价6万，因为价钱不合适，都没成。焉瓜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买，那个小院子怎么也值13万。

    “这些人，巴不得白送给他们。”翠玉说。

    焉瓜又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出价11万，还提出明天去看看老房子，再最后定价钱。焉瓜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真心要买，约好时间，向工地请了假，第二天就早早回去等着了，3个人，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竟然是桂苑小区那个房主李老太太。

    中年夫妻都喊李老太太“妈”。

    他们对小院子很满意，特别喜欢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出价13万。

    一个月后，焉瓜和翠玉就拿到了桂苑小区那套房子的产权证。他们离开那套狭小拥挤的出租房，带着老娘搬进了繁花似锦的桂苑小区。而乡下那个熟悉的小院子，也成了别人养老的地方。那天晚上焉瓜和翠玉都很高兴，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归属感。焉瓜抚摸着鲜红的产权证，说：“我们是城里人啦？”

    翠玉说：“当然是城里人啦！”老娘在厨房里做着好吃的。

    焉瓜和翠玉也打算要孩子了。

    偶尔，焉瓜会想起那个李老太太。他想，城里人咋会喜欢到乡下过日子呢？焉瓜喜欢城里的日子。

    只是，焉瓜常常想起老家院门口那棵香椿树。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第16期）

死亡弯月

江岸

    年过五十，工友们都把卢守贵喊老头。喊什么倒不当紧，找工作可就费了老鼻子劲儿了。老板有顾虑也是对的，毕竟建筑工地上都是爬高上低的活儿，还是用年轻人稳妥一些。

    过年的时候，回到黄泥湾，卢守贵惊讶地发现，比他还大好几岁的邻居罗延成家居然又盖了一栋小楼，两个儿子一人一栋，很显然，他在外面混得很滋润。这就不能不让卢守贵纳闷了。

    论相貌，罗延成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皮，比他卢守贵更像个老头；论文化，罗延成小学都没念完，卢守贵好歹是初中毕业生；论技术，罗延成只能干个粗活，卢守贵在建筑工地上样样活计拿得起放得下……自己怎么就混得不如他呢？

    有事没事的，卢守贵就蹭到罗延成家，死乞白赖地套近乎。他陪着笑脸，掏纸烟敬他，还帮他点上火。吸空了一盒又一盒烟，他也没从罗延成嘴里套出他想听的话来。聊别的，罗延成谈得头头是道，嘴角起白沫儿，只要一问他在哪个地方发财，具体做什么行当，他们之间的聊天就即刻冷场，罗延成要么默默吸烟，装聋作哑，要么转移话题，说起别的事情来。

    罗延成越是守口如瓶，卢守贵越要洞察他的私密。套不出他的话来，卢守贵简直茶不思饭不想了！女儿出嫁了，可是儿子还在读高中，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挣不到钱，怎么支撑这个家呢？

    过完正月十五，打工的人潮又要往各地涌流了。卢守贵还没想好，今年到底要去哪里，去干啥。这天，他让老婆炖上肉焖上鸡，再炒几个菜。“今天有客人来？”他老婆问。“我要请罗延成喝酒。”他说。“咱们和他非亲非故的，请他喝什么酒？”“我今年想跟他一起外出……”

    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卢守贵什么也不提，只是一杯又一杯地敬酒。他想，只要罗延成喝高了，嘴上肯定就没有把门的了，到时候，还不像警察审问犯人一样，问什么他就交代什么。谁知酒至半酣，罗延成却放下了酒杯，不喝了。“兄弟，我知道你的用意，不是我不带你，这个活儿你干不了！”罗延成笑眯眯地说。“你能干，我怎么就干不了？只要你答应带着我，我一定干好！”卢守贵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说。“你铁了心要跟我干？”“王八吃秤砣了！”

    两人结伴到了义阳市，找一间偏僻的出租房住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吃了早饭，罗延成带着卢守贵上了街。来到一处街口，他叮嘱卢守贵在街边坐着，待会儿他去找工作，无论他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要惊慌，只管看着就是了。

    卢守贵听话地在街边行道树旁坐下了，远远地看着罗延成。罗延成在街边站了好一会儿，突然横穿马路。一辆轿车笔直冲过来，朝他撞去。卢守贵惊恐地叫了一声，赶紧站起来，向罗延成跑去。等他跑到马路中间，轿车已经停了下来，司机从车里钻了出来，罗延成斜躺在轿车前面呻吟……

    回到出租房，罗延成得意地问，“你看清楚了吗？今天，我挣了一千元，这就是我的工作。这个工作，你敢干吗？”卢守贵一下子目瞪口呆了，吞吞吐吐地问，“你不是真的被车撞了吗？”“我说你干不了吧，你偏要跟我来。”卢守贵咬着嘴唇，低下了头。“要不，你再到建筑工地上找个活儿吧。”卢守贵想起了儿子今后读大学的高昂学费，慢慢抬起头来。

    当天晚上，罗延成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积累的经验全部授给了卢守贵：首先要选择没有摄像头的街口，免得留下证据；其次要选择上下班高峰期，免得车速太快；第三要选择相对高档的轿车，免得司机没钱；第四要选择和司机私了，不要上医院和交警队，免得今后都认识你……他甚至不厌其烦地把奔驰、宝马、奥迪、路虎等市内经常出现的名车标志一一在纸上绘了出来，让卢守贵务必烂熟于心。否则，遇到杂牌车，司机穷得像鬼，榨不出多少油水来！

    第二天，卢守贵怀里像揣了一窝活蹦乱跳的兔子似的，傻傻地站在街边，死活不敢迈步朝马路走去。

    临近中午，到了下班高峰，车辆陡然增多了。卢守贵看到，罗延成要横穿马路了。一辆轿车眼看着要撞上他，却忽然向左拐弯，躲开了他，轿车后面，一辆大货车跟过来，为了躲避轿车，紧急向右拐弯，将罗延成卷到了右轮下面……

    在交警队处理罗延成后事的时候，卢守贵听说，大货车、大客车向右拐弯的时候，由于司机视线受阻，车辆右侧是非常危险的地带，叫做死亡弯月。

（选自2018年5期《小说选刊》）

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