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的故事

张炜

    父亲也被叫到海上拉鱼了。我沿着父亲的足迹，去海上看那些拉大网的人。

    海上没有浪，几个人把小船摇进去。随着小船往海里驶，船上的人就抛下一张大网。水面上留下一串白色网漂。小船兜一个圈子靠岸。剩下的事儿就是拽住大网往上拖，费劲地拖。这就是“拉大网”。

    网一动，渔老大就呼喊起来，嗓门吓死人。所有的拉网人随号子嗨呀嗨呀叫，一边后退一边用力。

    大网慢慢上来了，岸边的人全都狂呼起来。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活蹦乱跳的鱼一齐离水。各种鱼都有，最大的有三尺多长，头颅简直像一头小猪。有一条鱼的眼睛睁得老大，转动着，一会儿盯盯这个，一会儿盯盯那个。我相信它懂事。

    岸边早排好了长队，都是赶来买鱼的人。他们有的推车，有的担筐。鱼不值钱，卖鱼的扔下一块钱就可以随便背鱼。

    父亲真辛苦，每天要拉好多网，早晨要拉“黎明网”，这网最重要。这时也是海上老大最精神的时候。拴网绳了，喊号子了，领头喊的人两手伸得像大猩猩一样长，一举一举大喊。海上老大就高兴这样。父亲也跟上喊，额头冒着汗珠。

    父亲学会了做一种毒鱼。这种鱼肉最鲜，可偏偏有毒，毒死的人数不完。母亲一见它就吓得叫起来，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冒这个险。父亲把衣袖绾起，用一把小刀剖开鱼肚，然后分离出什么，把鱼头扔掉。用清水反复冲洗，又将鱼脊背上那两根白线抽掉，说：“没事了。”母亲喘着把鱼做好。

    一种奇特的鲜味飘出。真好吃。这才叫好吃。

    父亲从酒葫芦里倒出一点酒，让我和母亲都尝了一小口。这天晚上愉快。父亲还唱起了一首拉网的歌。母亲为他缝补衣衫。我胆子大了，伏到父亲背上。脊背热得像炕。

    父亲常把海上的欢乐带回，又差点全部抵销。这次父亲又捎回几条毒鱼，扔在地上就睡去了。母亲仿照父亲上次那样把鱼剖开，从头全做一遍。还是鲜气逼人。美吃一顿。

    一个多钟头过去，我有点晕。真的晕了。接着我看见父亲全身抖动，手指像按在一根琴弦上，又颤又挪，嘴里吐出了白沫。母亲比我们好一点，脸也黄了。

    母亲摇晃过来，我们扶在一起。母亲说：“到外面采一点木槿叶，采一点解毒草。”

    我往外连爬带跑。草地上全是一样的草稞，根本分辨不出有什么不同。这些草稞像是向我伸来，抚摸我。我低下头，它们像火焰一样烧我的脸。

    母亲已经采到了一株解毒草，她先嚼碎一些，吐在我嘴里。原野在眼前变成一片紫色，又变幻出更奇怪的颜色。整个原野都有一层紫幔，下面像有一万条蛇在拱动。它不停地抖、舞，升上来。眼看就要把我覆盖了。我不能挣脱。我想起了妈妈，睁大眼找。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喊，不知喊了多久，才听到一阵脚步声。

    我躺在小茅屋里，旁边是父亲。母亲坐在那儿，旁边的碗里是捣成稀汁的解毒草。她说：“孩子，你说胡话……”

    吃毒鱼后一个多月的晚上，外面起了大风。风很大，搅弄得整个荒滩不得安宁，风声大得使我害怕。我睡着了，接着就梦见一条小鱼。好俊的小鱼。它打扮得像一个小姑娘一样走进了茅屋。母亲把她抱到怀里，给她梳理透明的头发。真漂亮，除了有两个鱼鳍，到处和人一样。我扯着她的手在院里玩，一起逮蝉。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想让她做我的媳妇。我不好意思。不过，幸福啊。

    她说她要走了，但是还会常来小屋。走前她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哥哥、弟弟，所有的亲戚都给海上老大逮来了。他们死得惨。她让我求求岸上人，求求他们住手吧。如果他们做得到，她就可以嫁到岸上来。

    我哀求母亲答应她的话，哀求母亲去找海上老大，母亲答应了。

    小鱼姑娘又来了。她哭着，告诉我：他们还在捕鱼，海里那么多姐妹再也看不到了。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刚才路过渔铺的时候，给好多睡觉的拉网人腿上胳膊上都扎了红头绳：“我把他们扎住了，他们就不能下海了。”

    梦做到这儿就醒了。我觉得像失掉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竟然哭了。

    母亲赶紧把我抱到怀里，问怎么了？我就告诉了这个梦。天亮后父亲要到海上去，母亲让他小心一点。她把我的梦告诉了他，说：“孩子梦见好多拉网人都给扎上了红头绳。”

    父亲瞥了母亲一眼，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父亲把我的梦告诉了海上老大，老大只是一笑。

    那天傍晚风息涛平，老大就让小船出海。想不到一场风暴突来，出海的五个人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跌进了狂浪。他们无一生还。

    父亲跑回来嘴唇都紫了，双手抖着跟母亲讲了风暴。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直眼盯着我。

这就是鱼的故事。我再也忘不掉，一直没忘。尽管许多人说那只是一次巧合……

（选自《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有删改）

深情

徐建英

    我出生的鄂南地区，山高林密，各类野兽世代扎驻在深山之中，紧挨山边的庄稼跟着常遭罪，各村成立的护农小组中，父亲年轻时候就是其中的一位铳手。《枪支管理法》实施后，父亲的那杆双管猎枪被公安机关列入收缴之列，到父亲重新持证换上单管猎枪时，山下的庄稼人开始一茬茬往城里卷，山上的野兽下山无食可觅，也很少再来作孽，而父亲此时的年岁也大了。

    庄稼少后，荒地多了，从前热闹的围猎随着护农小组成员一样相继老去。父亲平日里侍弄完屋檐外廊墙角的几丘菜地，余下来的时间，还是喜欢一个人柱着那支老式的单管猎枪上山转悠。只是年岁大后，从前健步杠在肩上的猎枪，如今经被他柱在脚下，成了一支看起来很滑稽的拐棍。而他总是习惯说：“转转吧，习惯了咱湖村的山，转转也好。”特别是雪落的冬季，父亲每隔两日，必定在清早进山一趟。

    就是这样的一个冬季，父亲遇上了那个人。

    那个人，父亲时常在我们湖村周边碰到。笼着雾罩泊着小筏的湖边，袅袅升腾着炊烟的早晨，更多的时候，父亲会在密匝匝被夕阳涂得金灿灿的林子里遇到他，那些橡树，槲树，青杉，松柏什么的，平日里庄户人家司空见惯的树们，在那个人眼里像似镀过金的宝贝。有时他弓着腰，有时会曲膝半蹲着地，伴随着那个人手中的玩意儿“咔嚓”“咔嚓”的灯光闪过，有时还会哗啦啦一下跪在地下，样子庄严肃穆，像似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庆礼。再看那个人时，父亲就常常忍不着多瞅几眼，更多时会瞅他背上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

    那年冬季的雪很大，母亲的阻止没能如愿，反而加速了父亲进山的频率——隔日一趟转成了一日一趟。

    那天一大早父亲又柱他那杆老猎枪，鬼鬼祟祟地瞒着母亲从菜窖里拎出一条棉布小袋，踏着积雪穿过村口，走上了村后被雪落镶白过的南拢凹。那被大雪厚厚覆盖的山路上，一行脚印直向镶白的树林子，一股啸冷的雪风在父亲错愕的神情里吹动树条子上缀满的冰挂。

    顺着那行脚印，父亲很意外地在南拢凹岔路上碰到了那个人。他立在路边，像似在等着什么，背裹里封得严严实实的洋玩意儿缀上了一层薄雪。迎着父亲错愕的目光，他对着父亲笑笑算是招呼，然后跟在父亲身后，也上了山。

    父亲柱着猎枪的步子在前方停了下来，他紧了紧手中的棉布袋子，看着同时停下来的那个人，折返身向另一座山头走去。那个人在原地仅停了一下，也折转身子跟向父亲身后。

    父亲再次停下来，看着那个人，柱着的猎枪在雪地上不满地跺了跺，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上望向那个人。那个人在父亲的目视下，后退了几步，复又走上前，父亲的猎枪再次在雪地上跺了跺，一动不动地望着他。那个人停在原地半响，才背着包一步一回地绕向另一个山头。父亲站在雪地中，直见那个人在林子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时，才折转身向南拢凹的深山走去。

    父亲在响午时柱着猎枪空着手走进家门，棉布袋中装着几粒不知名的树木坚果，他边拍打着肩上的残雪，边絮絮叨叨地唠着那个人的不是，唠那个人扰了他的好事。母亲见此很不满地在一旁接口：“就是没人惊扰你，你平素不也照样是空手回家的。”而父亲听罢，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对此，我们再一次把父亲所有的举动归辔于他老小孩的心理在作梗。

    这件事不久我返城找到了新的工作，应新同事约，我陪他参加一个摄影大赛的颁奖会。

    在获奖作品展厅中的一角，一幅叫《深情》作品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雪地里半蹲半跪着一位老人，老人的模样慈眉善眼，在他的手伸前的地方，是一只灰色的野兔，看到老人，灰兔眼神像极了委曲的孩子，挣扎着向老人身边挪近，一旁的雪地上，一只棉布小口袋散在雪地上，几只鲜红的萝卜露出袋口在雪地中格外醒目。远处一棵枫树，被积雪压弯的树桠下，隐隐有支陈旧的单管猎枪在雪风中飘。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无爱即无忧

阿盛

    是一副对联，青花瓷字，镶在两片大板上，显得很突出，字体是草书，约是清朝中叶烧制的。问价钱，不便宜，心想以后看着办。过了半年，迁新居，又路过那家艺品店，青花瓷字对联仍置于店中壁边，我再问一次价钱，同样的老板，不同的数目。还是觉得贵了些，摸摸看看，许久才下决心离开。

    将近三个月，没有闲暇，直到休年假，整理家具时忆起那一副对联，我特地到艺品店去。

    老地方，我一眼瞧及，对联稍惹尘埃，一边拭一边问价，老板微笑着说出，我实在讶异，顺口又问：“怎么比第一次开的价钱少一半？”老板年纪大，缺几颗牙，讲话却不漏风：“你中意就拿去，不满意可以拿回来。”

    将对联带回家，挂在客厅壁面，分成左右，中间是大陆画家王鹏飞的达摩祖师画像，右联“有忍乃有济”，左联“无爱即无忧”。远看近看都庄重，我喜欢，同时以之自惕。

    于是与艺品店老板熟稔，见面谈这谈那，有时他教我鉴赏玉珮、木雕、铜器，有时随兴聊天。整一年，我没买什么，他也从未暗示要卖什么。

    有一次，我说：“古董业有行无市，胡乱开价，不大好吧？”他说：“没错，物件买卖总是如此，有人爱就有人抬——告诉你，那一副对联原价比卖给你的多一倍，为什么？”我摇头，他点头：“像你这般年纪的人，多半在赌博或玩股票，根本没有心情到这个小店坐一坐谈一谈。你，看得出来不会跟着流行起狂——78岁了，我见过很多人。那一副对联很好，清朝青花瓷的字，非常特别——你在教书吗？”

    他第一次问我的职业，我们不曾提起这方面的事。我告诉他，我在报社工作。他把话题拉回到对联：“对联很好，你觉得如何？有的商人看准了顾客的心理——一般人都有爱即有忧。唉，这个时代，爱情都买得到，何况是物件，所以啦，爱而不忍，只得花钱当冤大头；你说的有行无市，正是这样起因的……”

    “对不起，”我插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便宜卖给我对联？我并不特别，很平凡的一个人。”老板哈一声：“就是了，我也是平凡人。问题是，现在有太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平凡人反而少见呢。”

    我一时无语，喝茶。老板取换茶叶，茶壶空着，眼生，以前没见过；我顺手拿来看，吃了一惊，茶壶是150年前制作的。我细细玩赏，不会错，出自清朝道光年间名家之手。老板将一捧茶叶放进茶壶，漫不经心的样子：“看出来啦？别玩茶壶，假货多，真货贵，让那些有钱人去玩吧，过几天也许就卖出去了，你不妨多看几眼——你不必问价钱。”

    我没问价钱，但茶壶确实完美，多看了几眼。老板倒水入壶：“我说呢，你做个参考吧，玩古董跟做人一样。记得，无忍则无济，有爱即有忧，这是倒过来思考，不是大哲理，却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的表情。每每注视家中的那一副青花瓷字对联，就会怀念那个只知姓而不知名的老板。数月前，我到艺品店去，店已不在，问隔邻人家，说是老板“刚走不久”。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说：“他啊，怪人啦！连钱都不爱，乐天乐天的，生前卖掉所有的古董，然后不久就去了。不太了解他，奇怪——问他做什么？”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

命根子

邢根民

    宏伟下班后回到家，发现老爸不见了。他到每个房间喊了几声，仍不见老爸的身影，心里一慌，老爸又跑丢了！

    这些天让他头疼的事就是老爸一个劲跑丢。

    第一次跑丢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老爸早早起床，坐在床沿上发呆。因为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在他家装修一新的单元楼里还不习惯，可能是怕宏伟和媳妇瞪白眼，他不敢吸烟。要是往常在家，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美美地吸上一锅子旱烟，几十年的习惯突然一改，让他很不适应，感觉自己就像关进笼子里的鸟，能不憋屈吗？所以，那天早上老爸没打招呼，悄悄乘着电梯，从十七层高楼落到了地面上，他心里才踏实了。

    而宏伟上班前发现老爸的房间没人，以为老爸下楼去公园锻炼了，就没在意。中午吃饭时还没见老爸，问媳妇，也不知道。这下他急了，顾不得吃午饭，和媳妇分头去公园、广场、商店来回找，几经周折，还是在火车站广场找到的。宏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跑到老爸跟前说，爸，你走了也不说声，让我们都快急死了。老爸脸色阴沉，情绪很平静，我要回家，城里不适应。你帮我买张回家的车票吧！

    第二次，老爸是跑丢在长途公共汽车站，拿着车票上长途汽车了，让宏伟看见了。这次宏伟生气了，爸，人家都往城里跑，你却偏要回乡下，乡下有啥好的，你干嘛非要回去？老爸坐在车上不下来，也不理儿子，任宏伟和媳妇一番好劝，就是不听。

    那次，老爸在乡下还没待几天，就被宏伟再次请到城里。他实在不放心把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孤零零丢在家里。这一次，宏伟满足了老爸一个条件：不干涉老爸任何行为。

    老爸能再次进城，还有一大诱惑，那就是宏伟把儿子贝贝上幼儿园的差事交给了老爸，这下可把老爸高兴死了。每天接送小孙子时，一路上都能听小孙子用稚嫩的童音给他说幼儿园里的新鲜事。今天老师表扬他听话，昨天老师让小捣蛋鬼罚站了，每天都有听不完的新鲜事，老爷子听得两眼一眯，胡子直往上翘。

    按说，有了小孙子的诱惑，老爸应该不会再想着回乡下了，可这次还是……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宏伟一大早开车，带着儿子回一百多公里外的乡下。

    宏伟的老家在黄土沟壑里，以前村边那条细细的河流如今早已干涸，吃水都要去几里外的小河里拉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或者进城做生意了，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小孩和不识字的妇女。车子开到村头，宏伟看到往日绿油油的坡地如今只剩下裸露的黄土，就连挣扎在半坡上的几棵树木也孤零零地干枯了。正是春夏之交的播种时节，却难以发现往日家乡男女老少忙着播种的情景。

    管他呢，反正自己开着小厂子，和媳妇一年收入也不少，比种庄稼不知要好多少倍。宏伟暗自庆幸自己当年走南闯北做生意，如今虽快三十，但要房有房，要车有车，什么都不愁了。两个姐姐也都迁到了城里，老妈去年走了之后，他就直接把老爸接到了城里享清福，也算尽一点孝道。谁知，老爸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放着舒坦的城里日子不过，非要三番五次往乡下跑，他想不通，这荒山野岭的土塬上有啥好迷恋的。

    到家了。宏伟抱着儿子走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惊住了：老爸穿着十多年前下地干活的那件土里土气的粗布衣裳，头戴一顶已经褪色的破旧草帽，裤腿和袖子挽得老高，在院子里的一片平整好的土地上播种花生，身后还堆着半袋子土豆种。

    听到脚步声，老爸抬起头，汗珠子从长长的眉毛上滚落下来。他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对小孙子说，贝贝，爷爷给你种花生和土豆，再种点黄瓜、茄子、西红柿，保管比城里买的好吃，爷爷给你送去。

    爸，你这是干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种地？宏伟不解老爸咋就这么会折腾。儿子，你给我听着，咱是庄稼人，庄稼就是咱的命根子，啥时候都不能丢。老爸低下头，在脚下的土壤里撒下一粒种子。

陶虎臣

汪曾祺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一一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炮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的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两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轮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晴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城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边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飞来许多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三奶奶的小木船

吴建

    三奶奶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木头在遛弯儿：“木头，咱们这辈子还能去南海看看不?”木头知道奶奶“去南海看看”的意思，就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叹了一口气：“唉!都是我，拖累你了!”三奶奶的眼圈有些发红，苦笑了一下：“算了吧，咱都老了，走不动了，听说去南海先坐飞机再坐轮船，千里遥远的，这辈子想想就算去了。”

    三奶奶和木头两个人一块儿过，大门上挂着“烈属”的红牌牌。这个红牌牌让三奶奶脸上荣光了一生，也心痛了一生。

    没过几天，三奶奶问木头：“木头，快告诉我，咱们薛河的水是不是流向西湖的?”

    “是呀。”

    “西湖水是不是流向东海呢?”

    “对呀。”木头弄不明白三奶奶问这些做什么。

    三奶奶又说：“那东海的水一定是通南海的，对不?”

    木头愣了一下，说：“是呀，还别说你知道的真不少呢。”

    听木头说是，三奶奶昏花的老眼瞬间亮了。

    过了些日子，三奶奶又对木头说：“木头，咱们找人做一只小木船吧?”

    木头不明白地看着三奶奶：“你做小木船干啥?不当吃又不当喝的。”

    “我看见有人把河灯放在小木船上，河灯就不会下沉，顺着河水往下漂，听说能漂很远很远，挺好玩的。”

    木头心里想，你都多大年纪了，还放河灯?怪不得有人说老人是“老顽童”“老小孩”，看来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

    几天后，三奶奶拿回家一只小木船，像拿个宝贝一样欣喜地反和正地看。

    夏季的一天，山洪暴发，薛河涨水了。三奶奶踮着小脚推着坐在轮椅上的木头急急地出了门：“快，木头，咱们走。”三奶奶把小木船放在轮椅后面，她自己背着一个布包，“木头，走，咱们下河去。”三奶奶推着木头到了河边。

    河水暴涨，黄龙一样滚滚向西。三奶奶把那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双发了黄的老布鞋，就是那种手工的，千缝百纳能踢死牛的老布鞋。木头一惊，突然明白了三奶奶要做什么了。

    三奶奶小心翼翼地把老布鞋放入小木船里，再用绳子固定好，然后把小木船缓缓地推进了河里，那只载着老布鞋的小木船就顺着浪涛向下漂去。三奶奶看着越漂越远的小木船，松了一口气：“好了，这下老三就能穿上我做的鞋了。”

    那只小木船越漂越远，三奶奶的心也好像跟着小木船漂走了：“老三啊……六十七年了呀，我一直想给你送这双老布鞋·去南海太远了。再说，木头这个样子，一会儿也不能离人，我没办法呀………晚上我只要一合眼，就看到你光着脚丫子在大海里……我和木头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就要去见你了……”原来，三奶奶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故事，三奶奶的故事只有木头知道。

    六十七年前，三奶奶过门才三天，三爷的部队就接到了攻打海南岛的命令。三爷脱掉脚上结婚时的新布鞋，穿上那双露着脚趾头的烂布鞋就要走。那双新布鞋是结婚时借对门二蛋的。三奶奶一把拉住了三爷：“急啥呀?”三奶奶也顾不上脸面了，央求婆婆去东家借鞋布，西家借鞋底，点灯熬油整宿没睡觉，也只赶出来一只，另一只才刚起头儿，三爷就穿着那双露着脚趾头的旧布鞋跟着部队走了。三爷走时对三奶奶说：“媳妇，慢慢做，等我打完海南岛回来再穿也不晚。”谁知三爷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后来，三爷的连长回来了，他们是同乡。连长是拄着一双拐杖回来的。连长握着三奶奶的手说：“他是个英雄，没有他就没有敢死队!”连长说着从一个小箱子里拿出一只老布鞋，那是一只露着脚趾头的褪了色的旧布鞋。连长双手托着，像托着一枚军功章，给三奶奶……原来，三爷带着敢死队强渡琼州海峡时英勇牺牲了。连长只抢回了三爷的一只漂在海水中的鞋子。三爷的声音一直在连长的心头炸响：“如果我光荣了，请你照顾好我的女人!”

    连长留下来了。木头就是那个连长。

    望着越来越远的小木船，木头忽然缓缓地抬起右手，向小木船和那双老布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选自《海燕》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