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鸟

林清玄

    泰国清迈“普哪大庙”前，有许多供游客放生的“放生鸟”。到庙里朝拜的游客，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一对放生鸟，打开鸟笼，两只小鸟咻咻飞向空中，小鸟的飞翔让人感到一种无比的快慰。

    可是庙前的小鸟永远不会减少，原因是卖“放生鸟”的人，每天清晨都到树林去捕那些小鸟；我常想，小鸟被放生，又被捕回笼子，笼子和天空的不断来去，对小鸟而言是不是一种轮回呢？

    这个景象，使我想起几年前在乡下看到的一幕。一位捕龟人，捕到许多海龟，放在庙前，供应善心人士买海龟放生来“做功德”，善良的人总是觉得，他们将有灵气的龟放进大海，可以添寿。有一次，我看到那位卖龟人所拥有的两只海龟，龟甲的底部已经刻了许多放生者的名字；很显然，它们不幸地落入卖龟者的网中，成为敛财的工具。

    这两件类似的事，时常使我想到“放生”，鼓励别人放生的小贩，为什么自己不肯做功德，一定要由别人来做？我们看到放生的场面是很美的，小鸟在空中自由的飞翔，海龟缓缓的在水里遨游，任何人都可以感受那种快乐，唯一不能感受到的恐怕是那些小贩吧？小鸟、海龟不幸，竟成为顽者的生计。

不论小鸟，或是海龟的放生，都只是生的轮回，我却记得有两种生与死放生的轮回。

马来西亚有一种旧俗，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在溪边超度亡魂，要放莲花，称为“放生莲”。人人都相信，溪中的亡魂只要攀住一朵莲花，就可以往西方投胎为人。

    中国各地，都有放河灯的习俗，在七月鬼节，家家都糊好一个河灯，趁着夜黑“放生”到河里去，传说那些彷徨的河魂，借着灯的照引，能得路重生。

女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有一段描述放河灯的景况，我觉得是文学作品里描写放河灯最典丽的一段：这灯一下来的时候，金急急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万人的观众，这举动实在是不小的。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大人则看出了神，一声不响，陶醉在灯光河色之中。灯光照得河水幽幽的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

    河灯从几里路长的上流，流了很久才流过来。有的流到半路就死了，有的被冲到了岸边，有些孩子拿着竿子去抓它，有些渔船也顺手取了一两只。到后来河灯越来越稀疏了。

    可是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流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人们内心里无由的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被放生的小鸟、海龟、莲花、河灯，到底最后去了什么地方？这恐怕是千古的大疑问。许多古老的习俗，都一再显示着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着天空和大海的辽阔，对着溪河的绵长，对着一切物的有灵，人是显得多么渺小！

    可是我们总是希望借着放生的小鸟和海龟，来和天空与海有所联系；借着漂在河上的莲花与灯，能和未知的世界有所沟通。

    我小时候喜欢折纸船，把它放到河里，虽然不知它流往的所在，但心情上却寄望着，它能漂向一个开朗快乐的地方，童年的小纸船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时候，却代表一种远方的、宽大的、自由的希望。

    正如我希望那些被放生的小鸟，能飞入林间，轻快的跳跃；希望那些被放生的海龟，能回到大海的故乡，自在的悠游。可惜这希望是渺小的，因为里面有人的功利，有功利的地方就不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也希望，那些漂流在河溪里的亡魂，真能攀住莲花，托着河灯，去找到西方的光明之路，那条路也许是远的，由于人在河里放下无私的爱，就有可能到达。

                       张海迪：榜样的新力量

  2008年11月13日，北京，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国残联第五届名誉主席、主席团和执行理事名单。此次会议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不仅仅因为邓朴方卸任，更多的关注则是张海迪接任。曾经淡出公众视野许久的张海迪再次重回舆论中心。

  在张海迪的个人博客上，一篇《我的留恋》即论及离开作协赴任残联，短短几天，其下留言回复已有30多页，1000多条，大多数是祝福和希望。这个从2005年便开始写博客，经常凌晨还在更新日志的女人，因何引发了公众如此之大的热情?

  张海迪的成长，是一种典型。从一个"自强不息"的普通残疾女青年，到后来的哲学硕士和作协副主席，再到今天残疾人联合会"一把手"，她似乎永远充满了激情和动力，又以之自觉影响身边的人，天生为"榜样"这个词而活。

   1983年初。时任团中央书记的王兆国正在寻找合适的榜样典型。在各地报上来的名单里，团中央宣传部相中了张海迪：5岁起即因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自学完中学课程，"文革"时随父母下放农村，却给孩子当起了教书匠，并自学针灸为乡亲们免费治疗，此后自学多门外语，还干过无线电修理工。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先后为张海迪题词。报纸上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还有人指责张海迪"为什么非要留长发"，定价4角的张海迪事迹手册《闪光的生活道路》印数突破了500万册。她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青年人们的偶像。

  在关于张海迪的大事记中，1984--1991这几年，似乎是一个空白期。转折发生在1983年3月11日，当天，她在人民在会堂作完报告，回到招待所，突然陷入昏迷，停止呼吸，经紧急抢救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此后，张海迪回到济南疗养，父母也调回省城。1991年，医生告诉张海迪，她得了黑色素癌，此后确诊为基底细胞癌。不管保守治疗还是动手术，都只有"半年"，也就是说，半年以后就"没有海迪了"。张海迪听了之后猛地一惊："真的吗?"但很快就又平静下来，觉得没什么，"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

    她人生中的第六次大手术，是在不打麻药的状态下进行的。镇静剂无法掩盖剧烈的疼痛，

  张海迪说当时希望有人用枪口对着她，在这一瞬间把她打死，"那该多好"。出来的时候，丈夫王佐良在外面等着，两个人的手一碰，他比她还凉。

  两年之后，1993年，张海迪依靠自己的努力读完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同年3月，共青团中央举行了表彰大会，授予她"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定。

  此后，张海迪所获得的各类奖项，大多和文学有关。比如1997年的"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999年的第四届外国文学作品优秀图书奖，以及2003年的第二届女性文学奖。在文学道路以外，她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出访任务，继续发挥自己作为一个榜样的作用。

  张海迪曾经拒绝过残联主席这项职务，理由是"残疾人工作者可以选出来，作家不是选出来，而是磨砺出来的"。因为此次当选，她辞去了山东省作协的行政职务，但在博客里，又在凌晨1点半感叹："我留恋每一页纸，留恋第一个句子……我深深地留恋，毕竟我写了二十多年。"

  一个艺术细胞丰富、个人感情充沛的女作家，是否能做好残联主席这份工作，对此人们有着自己的疑虑。张海迪在博客中解释道："现在我从一个作家成为残疾人工作者，在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学习，我会一始既往地努力，淡泊名利，勤奋工作。"

  张海迪始终作为一个英雄和榜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同时她又作为一个人们印象中美丽、开朗而乐观的女性存在。

  对她自己来说，在肢体的巨大痛苦中，做一个"会寻找快乐"的人，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这种励志色彩浓厚的人生观通过博客及其著作传播开去，使得25年来她所树立起来的道德力量，并未随着时代的巨变而出现任何不适应和削弱，也将在她的残联主席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 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橘子

李培俊

    他上衣破了，裤子也撕开了一道不小的口子。脸上还有几条浅色的灰道子，其中一条越过眉梢，在腮帮上拐了个S形的小弯，一直延伸到嘴角那里。他显得异常狼狈。天快黑时，他出现在卖橘子的小摊前。橘子又香又甜的滋味，对于又渴又饿的他具有致命的诱惑力，他恨不得立即拿起一个，剥去外皮，塞进嘴里！但他没有。他用力咽下一口口水，手下意识地伸进上衣空无一物的口袋，他最后又犹豫着把手伸向鼓鼓的裤袋……

    这时，摊主拿起一只又圆又大的橘子递到他手上，那只橘子是摊子上最为鲜亮的一只。摊主笑笑说：忘记带钱了吧？以后记住，男人出门，口袋可不能空。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

    他说了声谢谢，拿着橘子离开了。

    两天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个卖橘子的小摊前。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橘子塞给他，不是一只，而是四只。他张张嘴，想对摊主说些什么的，可他欲言又止，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放到大堆的橘子旁，走了。晚上摊主收摊，发现了那份报纸，打开一看，摊主惊呆了，上面有一则公安部门的悬赏通缉令，照片上那个通缉犯，竟是他!自己竟两次送橘子给他吃!几经犹豫之后，摊主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在小摊周围设伏，静等着逃犯的再次出现。三天后的中午，逃犯果然出现了。他没有马上进入警方的埋伏圈，而是远远站着，朝四周张望一阵之后，做出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动作：他先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尖刀，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晃动几下，然后五指一松，尖刀在阳光下划出一缕寒光，哐当一声落到地上。随即，他举起双手，走进警察的埋伏圈。警察一拥而上，给他戴上手铐，推向远处的警车。他说，请等一下，能让我和卖橘子的老板说句话吗？带队的警长犹豫片刻答应了，两个警察架着他，来到卖橘子的摊主面前。他对摊主说：那张报纸是我故意放在你这里的。说完，逃犯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摊主连忙找出那份报纸，发现背面有几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字：长期以来，我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东躲西藏，白天钻进不见天日的密林，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我都快疯了……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犹豫不决时，你送给我橘子吃，还对我微笑。老实说，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对你，我无以为报，举报不是有2万元的赏金吗？权作是我对你善良的报答吧。

    公安部门按照通缉令的承诺，第三天便把2万元赏金送给摊主。摊主接过钱，颤抖着打了一张收条，把钱掖进内衣口袋。

    八年之后，劳改农场的储油仓库发生火灾，危急关头，他冲进火海，搬出了8桶汽油，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又因一辆失控的卡车冲向一个狱友的时候，他及时推开狱友，却永远失去了左腿。

    他获准减刑4年。出狱那天，他没有回家去见妻子儿子，而是拄着双拐去了那个小镇，去找送他橘子的摊主。摊主的妻子红着双眼告诉他，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说着，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对他说，临死前让我把这包东西交给你，说你用得着。他让你也摆个水果摊，挣钱虽然不多，可那是自己挣的，花着踏实。他打开纸包，里面是那2万元钱的赏金，分文未动。包钱的报纸，也是他当年留给摊主的那张。几年时间，纸张已经发黄，通缉令上的照片也已有点模糊不清。

影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康熙乾隆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祥和。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只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因为对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尴尬不已。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就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犯了点儿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生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儿小意思，贾老都会现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着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秤匠

李笙清

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②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③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④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⑤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⑥“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碗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⑦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⑧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⑨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⑩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⑪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