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就是消费者对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产品的消耗，消费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对消费者而言，文化消费的效用是获得精神享受。文化消费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消费者要实现文化消费，必须支付货币，这是主要的文化消费；另一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益性的文化消费，而文化活动是泛指与文化有关的一切人类活动，文化消费属于其中，文化活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家庭等的需要。文化活动不仅会产生经济福利，也会产生政治福利、社会福利等，给每个社会成员带来福祉。

       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自然引出了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两个概念。消费者作为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会继承和拥有这个群体的文化，即该群体一系列的态度，习俗、信念、价值观、规范以及技能等，至于每个消费者对所属群体的文化拥有状况如何，因人而异，受很多因素影响。至此，可以把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定义为消费者拥有的文化存量，这种文化存量会使消费者产生文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其中消费能力指的是解释、理解和欣赏文化产品的能力。显然，消费者的文化和消费者的文化资本分别与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相对应。

       消费者的文化资本或者文化存量，体现为两部分：与文化产品有关的文化和文化消费品位。消费者具备相应的文化，对相应的文化产品自然产生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消费者经过多次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而形成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则是文化消费品位，这和消费品位使消费者能够识别欣赏文化产品中的文化价值，从而形成对该文化产品的消费偏好。

       就消费者而言，由于文化消费品位是在消费过程中形成，那么文化消费品位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消费者的文化是文化消费品位形成的基础。但是消费者有了某种文化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文化消费品位。因为尽管文化是形成文化消费品位的基础，但文化消费品位的形成还受到诸如文化产品特性、价格、以及消费收入、性别、年龄、种族、个人特质等因素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文化消费品位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选自资树荣《消费者的文化资本研究》，有删改）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明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给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级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展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展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一个叛臣。

    诗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 ，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文言文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 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美天文学家提出星光罩理念

    在搜寻太阳系外行星时，遇到的最主要阻碍不是太空光学望远镜有限的观测能力，而是恒星发出的强烈星光。它淹没了恒星周围行星的反射光，让人们无法观测行星。至今，在解决星光问题上，科学家采用的常规做法是在太空光学望远镜的镜头前安装遮光罩来遮挡星光。然而，遮光罩的方法存在局限性，部分原因是光线在遮光罩周围会产生衍射，从而影响对太阳系外行星的观测。

    美国著名天文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韦伯斯特·凯什宣称找到了解决星光问题的更好方法——将遮光罩从太空光学望远镜前取下，放置到太空中。据7月6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介绍，凯什基于19世纪法国物理学家菲涅耳创立的光学理论，设计出一种专门用来搜寻太阳系外行星的太空望远镜系统，这一系统由“恒星遮光板”和太空望远镜两部分组成，该星光罩呈花瓣形状，直径大约35米，安放在离太空光学望远镜2万公里的太空中，“花瓣”用来遮挡恒星的光芒，而“花朵”中间的孔洞可以供行星发出的微光通过。这不仅能够免去光线衍射现象，同时也能几乎完全阻挡住强烈的恒星星光。当天文学家要聚焦观测某个特殊的星系时，他们可以让星系、太空中的星光罩和太空光学望远镜处于三点一线，最终在没有星系星光干扰的情况下研究恒星附近的行星。

    凯什介绍说，他用计算机模拟和1/1000大小的模型对花瓣形状的星光罩进行了测试，两者的结果均显示星光罩能够极大地减少星光的干涉作用。如果将星光罩同先进的望远镜（如美国宇航局计划于2013年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镜）相结合，天文学家就可以直接获得太阳系外行星的成像。凯什估计，星光罩和光学望远镜这种一前一后的设计能观测到远在100光年处的行星，因此在以地球为球心、半径为100光年的宇宙天体中，那些类似太阳系的星系都可以是其研究的对象。

    对于凯什提出的方案，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太阳系外行星专家马克·库兹内表示，星光罩的概念没有得到相关的检验，因此可能会出现无法意料的技术问题。加州工学院的太空望远镜专家查尔斯·贝奇曼就认为，让星光罩精确地在某个位置稳定一定时间以便望远镜捕捉到行星图像也许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凯什表示，最新提出的设计方案比现有的方法具有更佳的光学特性，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凯什说，“恒星遮光板”可以让恒星发出的光芒衰减百亿倍，使太空望远镜能观测到行星，甚至辨认行星上大陆、极地和海洋等地貌特征，以及甲烷、氧气和水等可能与生命有关的物质。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

市场经济是合作制度

张维迎

    有些人说市场就是让你追求私利，尔虞我诈，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是什么？是让人类更好地合作！而且从目前来看，市场也是促进人类合作的最有效的制度。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主导着全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与我们发生直接和间接交易的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这个东西是某某企业生产的，但你不认识它的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确实是出于私利而生产，但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地生产给你带来好处的东西，必须使你满意才能赚钱。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谁还能想象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把合作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技术就越先进，进步就越快，新产品越层出不穷，财富就越多。

    还必须强调一点，市场化也是道德的基础。市场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无知”和“无耻”的问题。人类犯错误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是人类最大的灾难。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另一方面，市场也是减少人类无知的激励机制。生产需要大量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许多人手中，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成本。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假定经济是静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求是早就规定好的，资源和技术也是事前给定的，以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人的信息加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传递信息，减少了人类的无知。企业家要赚钱、要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足够大的能力和积极性收集、加工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事实上，信息也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是主观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客观的。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人类知识的进步。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警觉和想象力判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价值，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用盈利与否衡量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避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参与者之间传递信息，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市场上人们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你做的什么坏事市场都会记下来，你做了什么好事它也会记下来。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

    市场之所以能扩大人类的合作范围，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第一是自由，好比消费者买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择，生产者生产什么也是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市场就不会存在，互利合作就没有可能。第二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人的自由的保证，没有私有产权，人们不可能有自由。如果一个经济当中有大量的特权阶层，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如果自愿交易的合约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可能有通过分工而合作的积极性。产权不仅指有形资产的产权，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产权，如知识产权和商标。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基础。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市场不会自己行为，能让市场行动起来的是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制度。人类自古以来有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才发挥到极致，从事于创造价值的活动。全球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