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从文艺的社会作用层面讲，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从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层面讲，要求两者完善和谐，甚至更重内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歌颂仁政的《韶》乐那样“尽善尽美”。从文艺批评标准的层面讲，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中正和雅”，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以美养善”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兴观群怨”的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特色。“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譬喻喻，使人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

    我们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岀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诗教”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孔子十分重视文艺“不言之教”的特质，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由此以来，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賡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

    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再续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选自王杰泓《诗与教》，《光明日报》2018年5月7日）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象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理论观察》，有改动）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