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试题 试卷

logo

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福建省莆田市第七中学2016-2017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第二次月考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1)、下列关于“尊体”的说法,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词在发展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到北宋时期,词坛始出现尊体之说。 B、苏轼“以诗为词”,对传统词风进行改革,这在当时是非常另类的表现。 C、当时词坛有人正努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苏轼也力争以创作实践来超越前人。 D、李清照并不反感北宋词坛“俗词”,她主要批评了词作忽视音乐性的做法。
(2)、下列对苏轼、李清照尊体的“两个层面”的理解,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两种尊体论从不同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但都不被当时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B、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来维护“别是一家”的词的本来特征——音乐性。 C、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分别从意义的层面上和艺术的层面上尊体,两者相反相成。 D、苏轼突破词的传统,主要表现为拓展词的题材内容,重视词的格调意蕴,因此自成一家。
(3)、依据文中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轼的幕僚调侃“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体现当时词坛对苏轼“另类”词风的讽刺性评价。 B、超越传统词风是“破”,超越新兴词风是“立”,由于创作上的争强好胜,苏轼“立”的成就远远大于“破”。 C、进入南宋以后,李清照由于有了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其词作内容转为深沉,但依然保持了音律之美。 D、苏、李的尊体论,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可以推想,它们会在拓展主题和遵守音律两个方面不断互补。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独到寒山顶

杜芳清

    今年春节期间,我独自登上近些年新开发的乌鲁木齐雅玛里克山的顶巅。山上被冰雪覆盖,空中仍飘着小雪。风不大,却像刀子一样刮人肌肤。山上仍有隐隐约约的路迹,是管理山林的清洁工扫出来的,还是寒风有意无意之中吹出来的,我不得而知。我也不愿多想它。人生有限,岁月宝贵,不必物物寻根,事事探底,只需走好自己愿走的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在雪天高低错落的茫茫山野中游走,我自然得拣道而行,因为我早已从人生的坎坷道和荆棘林中走出,摆脱了莽撞,抛却了固执,摈弃了狂想,甩掉了浅薄。况且这山的地形坡谷我早已熟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捡了一根长长的干树枝作探路之物。

    我不怕冷,尽管是零下二十一度,我并没有感到那种奇寒。但我还是在两个毛衣之外又加了件藏蓝色大衣,大衣领内又围了条黑白间点的围巾。我慢慢地随意而轻松地向前放步,上坡,越谷,转弯,踏阶,雪花为我轻扬飘舞,树木为我冰清玉洁。这些坡坡岭岭道旁渠畔的白杨、垂柳、青草、野花,夏季是何等地放情开颜潇洒妩媚!可时光一转,秋风一吹,它们就叶子变黄,枝干变秃,“一朝春尽红颜老”了。自古女子怕红颜褪去,男子怕体弱无能,但这是自然沧桑,谁都逃脱不了啊。只是我想,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和年龄段的人,其精神和状态竟有天地之差,有的女子潇洒依然,风韵独存;而有的女子却褶皱网面。有的男子成熟威武,年富力强;而有的男子却面如土灰,老态龙钟。何止同龄,不同龄者亦是如此,有的年过八旬,仍是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而有的不足三十,却是疲态不振,目光呆痴。我曾于十五年前说过:真正的青春在精神,而不在年龄。眼前的山野已不是秋天,而是银装替换了绿装的严冬季节。可我却聊发少年狂气,稳踏阶台,迅速登上了山顶的凉亭中。

    在山巅,我忽然感到一股冰凉的清气穿过我的全身,脑腔中的杂质和腐物也被全盘清除,浑身觉得好轻松好清醒。六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击破了我的童真,酸甜苦辣的悲欢阅历练就了我的才智,善恶正邪的人世百态顿悟了我的思维。此时此地,我敢于面对苍天厚土,面对人世尘寰,庄严而郑重地说:天地之间,人界之中,我好清醒好轻松啊!

    我挺胸东望,大西北名城乌鲁木齐的千楼万厦笼罩在雪花飞舞之中。冬季是冷,可没有寒冷,哪来的雪花飞舞?哪来的玉树琼枝?哪来的栩栩如生的冰雕雪人?哪来的茫茫千里壮观气派的冰雪世界?我喜冷,还不在于它的外观外貌,而在于它的哲学内涵。许多人都喜欢热,因为热能生春,没有春天,哪会有山明水秀万紫千红的胜景?因为热能生情,没有热情,就会出现心难通、事难成的冷落而尴尬的局面。但热盛出浮躁,热极出膨胀。人间诸事之败大都败在一个“热”字上。少年意气导致的打杀成祸,受委屈不忍,一怒而结冤仇,都市邀友聚会上的酒桌醉态……这些有失社会文明又污染人文环境的劣态,极为影响人们的心灵健康。这就需要一个“冷”字。有冷才有静,先冷而后静。静生平和,静出智慧。任何棘手之事、麻烦之事,必须先作冷处理,然后再图良策。这样才能据情顺理,得以比较合情合理的解决。所谓“三思而后行”,不冷静何来三思?不三思何来良策?无良策事怎能做顺做成?无论是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国事、民事,都不能偏离这个思路和程序,其先决条件就是:先冷静下来!

    雪花陪伴我下了山。路迹不清,我竟然没有滑倒。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鸡毛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她靠给学生洗衣服、拆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的两棵半大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之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霍霍作响。大太阳的天气,常常看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做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

    学生叫她文嫂,她管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也能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是,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很老实。虽然没有知识,但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上市去卖。蛋大,也红润好看,卖得很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块够一个猫吃的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这司机是下江人,他来看过老丈母,每次回来,会给文嫂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下江人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她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但联大的人都有点怪,如今且说一个人。

    此人姓金,名昌焕,是经济系的。其怪异处不胜枚举,总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一块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这些铁丝上,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这些叮叮当当的东西的下面。学生离不开纸。怎么穷的学生,也得买一点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为什么要花钱买呢?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琳琅满目。这些启事、告白总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大小、纸质、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他每晚都开夜车。开夜车伤神,需要补一补。于是他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水炉上炖熟了,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了功,就打开坛盖,用一只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叮叮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游神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是金先生倒不在乎,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并已经在重庆找好了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而是隔一个多星期丢一只。早上开鸡窝放鸡时还在,晚上回窝时就少了。文嫂到处找,也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街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一个大学里很不合适,只是一个人叨叨:“我口乃(的)鸡呢?我口乃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文嫂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的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女婿的同事带了信来。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点傻了。但是她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都毕业了,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总还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来,随她自己去挑拣。挑完了,文嫂必让先生看一看,然后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二十五号的朱先生叫文嫂也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一些还值得一拣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里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无所得,然而她也照样替金先生打扫了一下。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呐,这是我口乃鸡呀!我口乃笋壳鸡呀!我口乃黑母鸡,我口乃芦花鸡呀!……”

    “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单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2019年01月28日《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端午节缘何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①端午是原生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早在1000多年前,端午节就传播出去,成为一个东亚、东南亚多国共享的区域性国际节日。在今天,欧美国家和地区,每年与中国同步共度端午佳节,也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可以说,端午节的输入国与原生国一起,共同参与了端午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同促进了端午节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实现了端午节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共生共享。

    ②以端午节最有代表性的两项节俗活动吃粽子和赛龙舟为例。曾几何时,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粽子还是一种奇怪的食物,而现在,粽子已走出中国,闯荡世界。从制作成分到包装形式,海外的粽子与中国的粽子可谓大相径庭,而不同特色的粽子恰恰就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个最佳体现。再说龙舟赛,这项端午节俗活动已在不少欧美国家落北生根。在德国,端午举行龙舟赛已经有20年的历史,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端午龙舟赛。在美国,已有数百只龙舟队。哈德逊河上的龙舟比赛,已成为纽约华人社区每年最盛大的活动。

    ③首先,端午节世界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其应当全球共享。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国端午节重大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由此,也确定了端午节由中国原生,到多国共生,再到人类共享的文化功能属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走深走实,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成为时代需要。

    ④其次,端午节蕴藏的文化精神,具有全球共享的重要价值。端午文化,讲究天人协调、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谐共生,体现着人们对于吉祥平安的美好诉求。一方面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行事,在阴阳转换、气候物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止声色,薄滋味,节嗜欲,定心气”,与天时相适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挂菖蒲、洗菖蒲浴、戴长命索、做艾虎、龙舟竞渡等诸多习俗,保健卫生,延年益寿,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这样的文化精神和理想诉求,在生态环境恶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的当下,尤其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

    ⑤再次,端午文化,已是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不断,“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言行,只会将世界引入歧途。不同文明实现和合共生,才是世界应有图景。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智慧和担当,为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为文明和谐相处提供独特的思想启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节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端午文化的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随着文明互鉴交融的更加深入,世界文明百花园将更加繁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必将照进世界更加美好的现实。

(摘自《东方时评》,2019年6月7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历史上几乎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却又极其坦然地与平民百姓相伴共存。从史实去考察,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先民的“本源文化”,然后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分化为“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

    民间艺术的共同主题是歌颂生命,歌颂生殖繁衍。这些观念,是由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古代哲学来的。如甘肃各地出土的葫芦瓶等,即是与葫芦有关的人类繁衍传说的体现,而葫芦又与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女娲有关。伏羲、女娲在民间艺术中是以葫芦中的一对人首蛇身、阴阳合体的形象出现,这与本源艺术的葫芦瓶造型惊人地暗合。

    随着社会阶级的产生,一部分民间的工匠被吸收去为上层社会服务,参加上层艺术的创造,形成了非民间艺术,即所谓的“上层艺术”。这些非民间艺术品除了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外,大部分在内容与造型上,离民间的思想形态不远,而仍具有民间艺术那种朴厚、阳刚的风格。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西汉初期和东汉晚期的一部分画像石刻等。

    在上层社会的需求下,一部分工匠向专业化发展而成为技师,另一批工匠仍留在民间。但这两类工匠的作品风格已开始有明显的分野。由民间工匠派生出来的百工,渐渐走专业化的道路;作品也由群体制作而变为细致的分工,由此派生出的个性艺术,促成了专业艺术家地位的提高。专业艺术家的诞生,使作者及其作品被列入史册,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即为代表。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并不考虑表现对象的科学属性;只要能表现作者心中的意念,任何自然界的或外在的客观形象都可加以改造、变形或组合。只要作者认为美,便都合情合理,却不必符合科学之理。民间艺术的意念不是沿袭本源艺术的阴阳哲学、生殖繁衍观念,就是结合民俗习尚的祈福消灾、趋吉辟邪思想。因此,民间艺术所选取的形象,有一部分是从先人传承下来的,诸如鱼、蛙、葫芦、十二生肖等;另一部分是从生活中来,随意念而组合。当然,民间的物质条件和时间都有限,民间艺术不可能像上层艺术那样事事讲求精细。但工多艺熟,以瓷绘为例,经过大量一实践之后,便发展出一个富于韵味、以少胜多的大写意系统。

    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主要是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行、五色观进行组合配搭的。历代的中国平民百姓,觉得只有强烈的色彩才可以与大自然匹配,与天地协调。往往喜爱对比强烈、鲜艳明亮的颜色。因此,原色是民间艺术的基调,但五行、五色观和民俗的影响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间艺人会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种颜色,以表达审美和生存功利上的追求。例如喜事的民艺品尚红,丧事的尚白。此外就是个别作者的主观用色,那就更自由、更意念化了。

(摘编自杨先让《追寻中国民间艺术的源与流》)

返回首页

试题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