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写发展为书法艺术的成因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中，汉字与书法艺术是绝对不能割裂的。“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世界上存在着数百个国家和民族，它们大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它们的文字书写没有成为一门艺术。而独有汉字在其衍变过程中成了艺术，或在汉字产生之初便具有某种艺术性。一些学者以“书画同源”说阐释汉字成为艺术的起因及性质，如刘纲纪《书法美学简论》、金学智《书法美学谈》等。由于文字起源于象形，并且由于“文字的点画书写能够造成各种同现实生活中的形体（或动态）有类似之处的形体”（刘纲纪语），所以文字书写成了能够描写现实生活的形象艺术。这种以为书法一定反映现实生活的观念，显然只是套用了一般的艺术原理。更多的人认为汉字成为艺术是由于汉字的结构这一事实，并由此认定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汉字结构的繁简、点画的错落造就了许多美的因素，这是其成为艺术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其单纯的书写成为艺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六书”造字原则看，我们似难以确信汉字产生的过程即是书法艺术产生的过程。“六书”即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为造字方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方法。四种造字方法的目的并非在于审美，而均在于实用。即使如象形，是根据物质形状描绘简化而成，其简化的过程多少含有某些抽象的因素，然其目的仍是致用为上。由此可见，汉字在一开始并无明显成为书法艺术的迹象。

我们似应再作如下的假设：如果说，作为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工具的毛笔至今仍没有发明，今天所说的书法是否能在历史上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呢？也许人们会说，今天见到的许多历代名作并不全由毛笔表现，那些墓志砖铭、摩崖刻石、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等，或由刀刻，或以模铸，而它们的艺术水平仿佛不在毛笔书法之下。但应当指出，这些非毛笔书写类的书法，在它们制作之前已经汲取了毛笔书法的意味（笔意），人们在刻或铸时潜意识地将笔意考虑在文字的运笔中，大多数碑刻则为毛笔书丹后刻石的，这是毛笔使用后给人们在书写时带来某种审美意义上的超越。比较一下笔画尖细的甲骨卜辞与血肉丰美的青铜器铭文，可以悟得毛笔等书写工具的使用对文字书写成为艺术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以断定，汉字书写成为书法艺术的成因，除了先天的汉字特质外，毛笔等工具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它是文字书写发展为艺术的催化剂。而使毛笔等工具的功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渗入。古代大师们在挥运毛笔时感悟到了某种表达其审美理想的可能，这使文字书写跃过单纯的美而成为一门独立而蕴含极深的艺术。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沉没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①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一样东西几乎让所有人都无可逃避，那就是浮躁的风气。这话虽有些偏激，却道出了许多人欲言难言的自我困惑。

    ②杂乱吵闹是喧嚣的外在表现，喧嚣的本质则是浮躁，是人们内心的急躁、失衡、不沉稳。浮躁，是丧失定力，随波逐流；是心急如火，投机取巧；是虚浮夸张，一片泡沫；是不要过程，只要结果。人生在世，谁都有各种各样的追求和欲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面对浮华世界，人们的欲望变得更大、更多、更急切，由此衍生出浮躁的社会风气。

    ③浮躁之风盛行，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为官者盼望一步登天，为学者盼望一步到位，为商者盼望一夜暴富，为艺者盼望一举成名。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结果：社会被浮躁之风笼罩，清静的人生、专心的工作、精良的产品，变得稀罕起来；因为求快而忽视了细节和质量，导致一些地方事故多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那些整日忙碌赶场子的人，那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那些跟风起哄盲目不安的人，看似日理万机，好像勤奋忙碌，到头来往往难成大事，原因就在于他们“心躁”而无法“心一”。

    ④对于浮躁，古人总结出了“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道理。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节奏加速，变化更快、更多、更大，人们对变化的感受极为敏感；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变动不居之中也有恒定不变的规律——结果需要过程，成功必得付出。即便是插上了新技术的翅膀，站到了创新的风口，如果没有扎实稳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成功终究是短暂而不稳固的。舒服与辛苦，安逸与劳顿，亦有着互相转换的辩证法。

    ⑤《道德经》里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人活一辈子，要想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要想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避开社会的喧嚣，拒绝外来的诱惑，祛除内心的焦躁，静下心定下神，扎扎实实、聚精会神地做事，而不要被外界的喧嚣浮躁所裹挟。

    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所揭示的，乃是喧嚣之中的宁静心态。内心的宁静，是一种穿越世俗、撇开浮躁的力量。有了它，便可以每临大事有静气，便听不到外界的吵闹嘈杂，便能忍得孤寂、受得清苦、看穿陷阱、看淡诱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有了静的底色，才有达的境界、定的气质、和的格调，才能让人生剧本脱俗雅致。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是“大家”风范，亦属常人能力所及。内心的宁静，是最为深厚的修行。让宁静成为心灵的常态，我们不必超脱凡尘，也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非凡。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阃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现，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标准化”生活是否就完美

    ①新型智能科技的推广和普及，使得现实生活与社交网络史无前例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何原本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都成为值得与朋友们分享或供他们评头论足的新鲜事。正如物联网软件公司创始人安迪霍布斯鲍姆所认为的那样，新型智能科技使得人们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也能享受实时的社交阏络体验。

    ②可是，就在我们热衷于将智能科技融入生活的今天，更多智能科技对生活影响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力智力的疑问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而互联閃与社交网络的加入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在社交网络参与下的智能科技是否会加速虚拟生活对现实生活的入侵？是否会成为束缚我们生活的枷锁？甚至是否会使我们未来的生活变成循规蹈矩的例行公事？而我们最终是否被智能科技主宰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力？

    ③对于智能工程师来说，智能科技则是人类实现从现实生活的不完美向完美转变的关键，然而，在由电脑决定的“标准化未来里，我们不会犯任何错误，但是却同样不会有任何惊喜发生。

    ④早在2010年，谷歌首席财政官帕特里克·皮切特就曾在一档新闻节目中提到：“在谷歌工作的电脑工程师都认为这世界是破裂不完美的。“近日他又再次提到，这世界并不完美，从交通堵塞、不称心的购物体验和过多的能源浪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且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科技。那么对于智能设计师和工程师来说，智能科技则是人类实现从现实生活的不完美向完美转变的关键。

    ⑤智能科技的重要性确实不可否认。不论是那些能够帮助检测老年人身体状况的智能皮带，还是那些能够感应是否有人摔倒的智能地毯，又或者是可以自动扫描产品条形码、并告知营养成分和产地的手推车，都是智能科技推进现实生活质量的例子之一。这些智能产品从各种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从而更好地生活。

    ⑥然而如今很多智能科技却不能称得上对我们真正有益。大量安装在汽车内的智能产品就并不理想∶检测我们是不是瞌睡的驾驶感应器、检测我们是否酒驾的监测仪、甚至鉴别我们是不是杗自驾驶的面部识别器，这些产品被用来代替我们进行决策，并代替我们对行为准则做出判断，我们的责任被推卸到了智能科技之上，自主控制和决策的权力也被掠夺。

    ⑦在智能革命暗潮汹涌的今天，人们应该反思，智能科技会为我们找到最完美的道路，智能科技也会为我们解决所有潜在的问题，但这样标准化的完美真的是人类所期待的吗？标准化的完美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同时也必定会扼杀我们的创新能力，因为如果所有的错误都被智能产品挡在内外，那么生活中灵感和创意也不会涌现。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科技和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正是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曾犯了一些错误、出了一些差错，而这往往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突破。如果没有了错误和创新，那么我们与通过程序设定好的机器人又有什么两样，不再有差异、矛盾甚至冲突的出现，多样丰富的人生体验都会被板一眼的固定模式取代。

    ⑧因此，智能设计师应该能够意识到，一个真正人性化的智能产品不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偏离正确轨道的监视器。科技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把我们从解决问题中解放出来。相反，我们应该捋智能科技融入到我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们要的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标准化"未来，而是可以帮助人类克服并解决未知挑战和挫折的独特经历。这样，拥有智能科技的未来才不会是一条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宽敞直路，而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精彩冒险。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力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