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文化自信的根脉支撑

    据2017年人民论坛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文化自信指数调查”，中国文化自信指数平均值为82.26，较2016年有所增加，这说明中国公众对自身文化有着越来越高的认知、认同度。文化自信既是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是重要的时代命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中国的文化自信，究其本质，无法与5000多年文明传承分割开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深厚底蕴，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文化犹如强大根系般深植于人民、历史和时代的沃土中，奠定了我们的强大底气，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动力”。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当前，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蕴日益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得以彰显。通过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当代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创新、包容等价值理念传达于世界，以“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使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中建立更强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文化都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中华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结构不断完善和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未来发展相承续，成为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文化自信不仅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还在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赢得“他信”，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足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创新成果亟待传播。中华文化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旋律中不断追求和谐共振，把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展现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他信。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文化的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处淌出的清泉，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孕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与精神，最终汇聚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洪流，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底气。

（选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 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曰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 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 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 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 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 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 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 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 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 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 件下形成了 “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 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 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 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 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 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李娜《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文学经典由于年代久远，而与审美主体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只有消除这些隔阂，才能把握文学经典的价值。这就需要沟通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交流渠道，对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对作家的生平、思想、性格乃至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进行考察研究。

    考证法是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方法。一方面要求这种方法必须依据真实、充足的证据，同时也要注重推理的周延；二是应当承认科学思维也具有主观性，同样的材料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三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整体规划来说，考证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进一步阐释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的起点。所谓“曹学”应理解为研究作者曹雪芹的学问，关于作者研究，不仅需要，而且对于理解作品至关重要。袁世硕先生指出：“研究作家对阐释其作品是有意义的，了解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有助于察知其创作思想及其作品的创作特点。因此研究作家应当有助于诠释作品……但丢开此目的，无限度研讨与其文学创作无关系的远祖、里籍、形貌、琐事，就无意义了。”袁先生在正面肯定研究作家的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误，以期把包括作者研究在内的文学经典研究的目的锁定在对作品价值和意义的探究之上。

    《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至关重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对作品的意义的不同理解，甚至某个字词的细微差别，我们都应该认真辨析考证。应力发表的《蘅芜苑对联探究：“才犹艳”还是“诗犹艳”》一文，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在“蘅芜苑对联”的校订上，采纳了己卯本等版本的内容，即“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戚序本等版本的内容更符合文理和语法，且更能够表现宝玉的才情。一字之差，高下立见。当然也有某些所谓“版本考证”背离了研究的最终目的，甚或罔顾事实，意气用事。

    《红楼梦》审美价值的发现还要求我们研究作者的创作心理。己卯本《石头记》第十九回有一段夹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不仅宝玉如此，黛玉、宝钗、凤姐、湘云，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象化的因素，是作者心灵的反映。如果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和准则去品评这些人物的言行，就丢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所以，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至关重要，而进行这一研究，就必须掌握和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同样，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探讨，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的关系，使人物形象获得巨大的内在张力，使小说题旨得到远古意象的回应。心理学与文学的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涵，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也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法。

    另外，还应该从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探寻作者的创作个性。例如，《红楼梦》与满族文化以及八旗文化的关系。还可以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叙事结构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象《红楼梦》虽然是最富有民族特性的文学经典，但我们使用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借鉴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红楼梦》的多重价值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彰显。只要研究者目的明确，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方面有所发现，也可以认为是在《红楼梦》研究的大厦上添加了一沙一石。

（摘编自王平《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目的与方法——对“红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材料一：

文化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位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近年来，哈尔滨以“文化创城”为牵动，打造冰城符号。通过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展现出生机勃勃、大气厚重的文化新境界和文明新高度。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19世纪末，歌剧、芭蕾、爵士乐等传入哈尔滨，与本地文化交融，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的业余合唱团定期、定点活动，音乐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音乐，是哈尔滨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记，也是哈尔滨“文化创城”的发力点。2019年6月至10月，哈尔滨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等演出场馆及专业文艺院团，陆续推出136台264场国内外经典演出。

从2020年起，道里区提出打造具有冰城音乐文化特色的10公里“松花江文化旅游观光带”。将东起中东铁路公园、西至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沿江10公里地带打造成一条集休闲、活动、学习、展示于一体的文旅融合观光带。

（摘编自娄雪松《“文化创城”打造冰城符号，滋养一座城市》）

材料二：

文化符号是记载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工具。文化是由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符号组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合理地选择并运用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符号的提取可以从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方面入手，也可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符号。建筑本身就是凝结的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将恰到好处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赋予了建筑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城市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如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图象符号、特色建筑等多种样态。城市文化符号是构成城市文化的最外层，当人们提及北京这座城市时，我们就会想到胡同、四合院、天坛、京剧等。法国作家雨果曾讲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位于黄河中游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的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在这座拥有浓厚文化的古城中有一条西大街，西大街的建筑体现的是仿唐建筑的风格。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现代人发现了西安西大街珍贵的文化内涵，将其进行新的改造。整个建筑立面的改造上延续着传统的历史文脉，对沿街原有的和新建的建筑都采用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并下大功夫恢复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牌坊，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历史特色。

建筑立面的设计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它通过色彩、形态、均衡、比例等造型元素，体现着建筑立面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建筑美不美观，好不好看，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检验，这些都是与建筑的色彩、形态、光影、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的，往往这些就是设计师们所要表达的。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历史需要不断地传承与弘扬，即通过对建筑立面的设计运用“象征”“引用”等表现手法来展现它深刻的寓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那些缺乏高意的造型符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那些蕴涵着丰富文化内涵、代表着城市文化的城市文化符号应用于建筑立面的设计中才有真正的深刻高意。

一座城市的建筑立面体现着城市面貌的特点和视觉连续性，体现着城市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城市建筑设计的改造重点是对建筑立面的改造。在改造中，以尊重原有年代风格和特点为核心，保留结构，改变外观，将城市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建筑立面的设计上，不仅提高了使用价值，也提高了其艺术欣赏价值。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应按照形式类的法则，在大和谐中寻求小变化，以城市文化符号为设计手法进行改造设计，让现代建筑立面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感的实用艺术。

（摘编自李梅红《浅谈城市文化符号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的应用》）

材料三：

每天一份报纸，每月固定的《读者》和《知音》，这些许的文字信息需求，在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就能实现。作为城市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报刊亭，承载着许许多多海口市民以及阅读爱好者的美好回忆。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猛普及，这一原本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景线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正在逐渐消失。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对海口市的多家报刊亭进行了实地走访。

“以前的报刊享很多，相隔一公里就有一个，现在两三公里都不一定能见到一个，甚至有些新的小区周边乃至整条街上都没有一个。”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报刊亭没有那么深的需求，但像他们这拨人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阅读习惯了，每天一份报纸是必不可少的。

经营者也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收入也就相应的少了很多。经营者章女士告诉记者：“原来一天从早到晚开门12个小时，现在能有4、5个小时就不错了。没有生意守着也白守，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增加了很多‘副业’，要不然真没办法。”

每天在报刊享购买报纸的人鲜而有之，记者蹲守海口某处报刊亭2个小时，才有一人路过购买一份报纸。市民李女士也表示，定期阅读的那些杂志和期刊，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工作部比较忙，能闲下来阅读一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杂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虽然现在网络发达，很多人是手机不离手的，加上电商的出现也对传统书店和报刊亭等行业的冲击很大。但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回家的途中路过报刊享，买上一份读物，很方便的，这对于我来说才是‘生活’。”李女士说，现在的报刊亭少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但就算多走两公里也还是希望到店里翻一翻、看一看，这是一种情怀。

希望这一抹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风景线不会消失，而是更好地为那些心存情怀的阅读爱好者们营造一个文化驿站、一个心灵港湾，也为这个城市，留下充满人情味的无限美好与遐想……

（摘编自《海口城市“文化符号”——报刊亭现状：经营难“副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