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少创世神话，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宇宙发生说，也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思维认为宇宙是一永恒的存在。天地万物如何产生、存在，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屈原的《天问》最明显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对宇宙起源、构成的兴趣。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虽然认为天地万物不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着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

    在宋代理学中，也出现了一种主张，如邵雍和朱熹，他们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或天地不是永恒的，它在消灭之后会有一个新的宇宙或天地来代替它；同样，在它之前也曾经有一个旧的宇宙或天地存在，而被它代替了。这意味着，一切生成的东西，都会走向消亡。这种生成与消亡借助“气”的聚散来说明，是非常自然的。而在它消亡之后，也一定会有另一个天地按照自然的途径再生成出来，这个循环是没有穷尽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约瑟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主宰是有的，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1000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朱熹是肯定这一“理”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朱熹说过：“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元代思想家吴澄也是以太极为“道”、为“至极之理”。他说：“太极与此气非有两物，只是主宰此气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气中而主宰之也。”这种主宰说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没有任何实体的意义。

（节选自陈来《中国文明的哲学基础》）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①网络穿越小说，是指现代人通过魂穿（主人公的灵魂穿越到古代并附身到古人身上）、身穿（利用各种方式使整个人穿越到古代）和重生三种方式，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后的传奇性经历。主人公常常利用现代观念和现代技术手段大展宏图，成为影响甚至是左右当时历史发展的人物。网络穿越小说中的历史背景分为两类，一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一是子虚乌有的历史。但不管是哪类历史背景，网络穿越小说都应该划归重写历史故事的文学范畴。

    ②网络穿越小说不仅继承重写历史故事的传统，而且相比前人的创作，它重新建构，甚至想象、篡改历史的冲动更为强烈。由于身处后现代社会背景，个人主体只能够在个体想象和历史叙事中重新建构自身，既能实现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又在文学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满足。因此与历史演义小说相比较，网络穿越小说具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可以让具有现代思想的主人公突破历史时空的局限，用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历史的优点和缺陷，从而赋予其理性反思的某些特征。它也经常融合野史传说、玄幻、侦探、武侠和言情等多种流行时尚因素，显然更进一步增强了通俗小说天马行空的“奇”特点，使读者更具有阅读快感。

    ③网络穿越小说反映帝王将相生活，大多走“纯情”的言情路线，表现出作者对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忠贞浪漫爱情的向往，亦是网络穿越小说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此外，网络穿越小说也有朴实无华的“种田生活”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那些穿越的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只是小人物，到古代反而成为有作为的英雄。他们除了依靠在现代社会中学到的科技知识和智慧来保护自身外，还以自己在现代文明洗礼下形成的自强、自尊、自信和人道主义等人格品质，来吸引和获得其他人的认可，特别是获取异性的青睐。这种设计凸显了现代人的个性特征，借此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来。

    ④网络穿越小说的丰富文化意蕴，以及近几年的繁盛发展现状，均使它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下高雅文学也需要向网络穿越小说学习其“求真与化俗”的特点，争取更广大的读者群。自然，高雅文学应该在坚持严肃创作态度的基础上，来汲取穿越小说的“趣味”特点，但是不能流于低级庸俗，应有纯正的趣味。

    ⑤网络穿越小说亦存在很多不足。大部分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利用现代人的“后见之明”，得窥先机，陷入利益和心机阴谋的争斗并成为赢家，爱情也仅仅成为写作者时尚颓废与古典纯情、青春唯美与功利庸俗的矛盾态度的载体，总体上削弱了文学意义与思想价值。越来越多的穿越小说陷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雷同或类似的模式化之中，这是通俗小说最致命的缺陷。因此包括网络穿越小说在内的网络文学，也必须向高雅文学汲取文学养料，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生命力的长久与旺盛，才能够走得更远。

（选自张清芳《追求“俗不伤雅”的艺术趣味》，有删改）

    诸多人人生的过程、诸多人的生活，构成了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毫无疑问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人生，哪有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与人生，可以缩小到文学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文学读者。有人说了，在农村里面有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是不是读者呢？我想他们尽管没有能力拿着一本有文字的书来读，但是他们依然有别的办法来接触到文学，他们可以用耳朵听。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读者，只不过读书的方法有区别。文学肯定会影响人，我们看很多人物的传记，其中写到某人看到某书以后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我想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戏剧化的、变革性的影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判断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都需要借助我们头脑中许多理论观念。它们是怎样形成的？除了父母、老师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来源于阅读。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确实感觉到手下的笔重若千斤，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自己对人生最宝贵的体验写进去，对个性化的体验也写进去。而且在写的过程中，对人性当中善的方面、恶的方面，尽可能的给予全面的呈现。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才会充满典型性的特点。只有这样真实的人物，才能够让人们受到感染，才能够让人牢牢记住，才能够对人的生活有所启发。

    （选自莫言在“中法诺奖得主对话”中的讲话，有删改）

    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空间化聚集、结构化整合的结果，城市与文明共生。文明多样性主要指以城市为场域为核心的社会领域与社会功能的专业化分划及其空间共在，即专门化、专业化的管理、宗教、谋利、交易等功能在城市中或者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样共存。

    城市的重要功能是满足人的多样需要，一个成功的城市，首先是能够全面满足人的安全、发展、宗教等需要的所在。在科特金看来，考察成功的城市，“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全面健康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在这些因素共同存在的地方，城市文化就兴盛；反之，在这些因素式微的地方，城市就会淡出，最后被历史抛弃”。一方面，人的多样需要会催生多样的城市、多样的文明；另一方面，多样的文明、多样的城市又会进一步生成人的多样需要。

    文明多样性对城市的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市是对已有多样文明的聚集，多样文明在城市中会发生碰撞、竞争、融合、整合，并可能进一步多样化。韦伯认为，多样性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他看来，以不断发展的分工为特点的经济多样性，是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社会从道德社会、礼俗社会向理性社会、法理社会转换的重要力量。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看来，以多样性为特点的城市在为人们带来机会、为人们提供更多自由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离，并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从文明多样性这个维度揭示城市性离不开对文明本身的历史反思、哲学批评。这种以多样性为目标的研究，对推翻当代帝国霸权以及影响仍然深远的帝国思维、霸权思维当然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人类历史、世界文明史、世界城市史，是否仅仅是一部文明多样性的历史？把不同文明的平等性单纯地等同于文明的多样性，是否符合历史本身？是否会导致新的问题？我们认为，城市性研究、文明性研究应该深层化。对城市社会研究而言，一方面，需要对文明多样性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揭示多样性本身的结构、本质、转换；另一方面，在揭示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需要从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角度，具体揭示城市社会的文明共同性，揭示城市社会作为地方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的特点、趋势和走向。

                     ——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