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美术学院开展百年校庆活动，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北京系列活动也拉开了序幕，随着一北一南两大美术学府的庆典盛事，我们也深思民族美育的历史和未来，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重要问题的探讨，即中国美术史的本土化写作。

    这一问题的探讨，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创置与学理研究共生并行。古代美术史研究述评结合，研究的对象以中国画为主。梁启超“新史学”开始倡导兴建文物和艺术的专门史。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开始关注文化史上各种图像和考古材料的价值运用。

    20世纪初美术史写作大致可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参照日本学者撰写的著作翻译和重编，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二是借鉴欧洲的艺术史撰写经验，以滕固《唐宋绘画史》为代表；三是紧依画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或把它们融于典型人物和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如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四是兼顾历史分期与朝代迭进，提炼画史深度问题，并延续国人惯于接受的叙事方式，如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美术史写作的根基在于“资料”和“观念”。这四种写作模式，在材料来源上大略相同，主要是传世的画学文献和当时可见的美术实物，其区别体现在不同学人对美术史的认知态度和写作观念上。在核心思想层面，它们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的美术史写作必须坚守本土立场。而如何将民族优秀文化因子深植其中，是最值得探究和实践的。

    当前的美术史写作，也呈现两种现象：一是高度强调传统画学与现代美术史的皎然之别，热衷靠近西方艺术史的撰写形式，进而升发为美术史写作的“全球视野”。树立国际意识自然无可厚非，但若过度强化与世界的同调同规，不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二是着意突破传统美术史写作“以绘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不仅增加了书法、工艺、建筑等单元，还将中国各宗教美术、国际美术交流等纳入其中，从某种角度上说，已从原初的美术史写作演变为美术文化史写作。过于注重美术与宏观文化的关系，反而容易消弭传统绘画的自律和深度。对于前者，应理智反思20世纪前期具有学科奠基价值的若干美术史著作中彰显的本土立场。对于后者，通过深读画学文献，自会明晓古代美术之最大宗也最具代表意味的门类即是绘画。

    当前，各方都在企盼能有更多展示本土立场和中国品格的优秀美术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写作必然是导源于画学传统和民族文化的深层，又时刻不离当代的格局和意识，既勇敢迈进国际艺术史撰述的对话空间，也高举充分的信心来讲述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殊然不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有着14亿人的庞大而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是足以傲视全球的经济优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源泉所在。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满天下。那么，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中国具有这么大的内在消费动力，再过30多年，就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世界消费市场”。显然，从“世界工厂”转变到“世界消费市场”，符合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也符合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近几年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又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行进在这条转换的路途上。

    然而，在未来十年，中国要真的能够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重要消费市场”的跳跃，受到挑战的因素还会很多。依笔者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家庭居民消费升级还必须跨越三个“坎”，还要完成一段比较艰辛的爬坡过坎过程。

一是必须解决好消费结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快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落时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城镇房价不断攀升，改变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安排。这几年居民家庭房贷负担不断加重，居民加杠杆有增无减，而收入远远被家庭债务抛下。2006年，负债收入比还只有18.5%，2018年已经高达77.1%。住房消费支出产生了对消费明显的挤出效应。2018年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远远低于预期，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住房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这透支了居民家庭社会购买力，未来几年还存在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通胀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结构性平衡问题，消费市场或存在一定的“断层”。

    二是必须解决好社会保障账户充实问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无疑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银发市场”，养老市场的发育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目前养老体制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最主要的是养老金“亏空”问题尚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最近有关专家提出随着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多，“养老金支付或要递减”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有效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态势下，包括养老金、医疗费用支出在内的社会保障账户如何“填实”，将直接影响居民未来的消费预期稳定，进而压缩消费市场的成长空间。

    三是必须解决好消费动力体系问题。现在比较看好的是随着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会孕育出一大批新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看好未来以新经济业态支撑的新型服务市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会勃兴一批区域经济市场，但其背后必须解决好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否则，人口会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将带来大量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这一方面会造成消费市场结构性的畸轻畸重；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小众消费市场”对“大众消费市场”的压制，整体上会削弱全社会的消费动力。解决全社会消费动力问题，根子在于社会分配体制改革。

    当然，中国社会向来具有极大的韧性和回旋空间，形成世界级的消费市场，我们的理想可以足够的“丰满”，但城镇居民现实生活的压力多少有些无奈的“骨感”，这决定着成就世界级消费市场，并不必然迎来一条坦途。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政策考量。比如，我们需要以更积极更系统的消费政策激发消费潜能，以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广大群众的消费预期，以更加开放的政策吸引高质量投资带动本土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制度性运行成本，从而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磨底期”，迎接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到来。

（摘编自2018年7月13日《中国经时报》，有删改）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后，“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儒家“礼”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

    中国人注重礼仪，我国古代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婚、丧、祭、乡、相见)、“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之说。这些传统礼仪都对后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仅特别重视一些传统礼节，比如婚嫁礼，祭祀礼和丧礼等等，而且中国人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特别注重礼节，懂礼貌。这也使得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得到了好评，为中国赢得礼仪之邦的美称。

    儒家“礼”是基于人情产生的，这使得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人情礼节，崇尚“礼尚往来”，当一个人收到别人礼物或好处后，总要回送或是给予其某种好处，以表明对对方的尊重和回报。由于礼学家对人情基本上持一种中庸的态度，既不否认其合理性，又认为需要对其进行适当裁制，所以顺人之常情外，还需要正己之情。因此，许多中国人都特别注重中庸之道，极力促使自己达成中庸之道。

    “尊尊”、“亲亲”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使得中国人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他们看重人的等级区别。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制度就是一种等级制度。在婚姻嫁娶中都要讲究门当户对，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的体现。虽然这种“礼”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它同时也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尊老爱幼的性格。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国人对尊者的推崇形成一种崇尚权威，卑躬，谦虚的性格，并且特别能自律忍耐。宗法观念使得中国人群体凝集力特强，特别是使家族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在儒家“礼”中，男女有别的观念却使得中国的妇女性格和地位都边缘化。儒家礼教思想对妇女社会活动范围加以限制，女子必须“三从四德”这点也使得妇女对自身男尊女卑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基于上述观念的形成，中国女子的性格普遍比较温和，对男子有一定的依赖感，并且特别注重贞洁。

    儒家“礼”看重学问，人的才识。所以中国人比较注重学问，富于智慧。儒家的文化既是治家文化，也是治国的文化。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在《大学》第一章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一方面把做人的思想、治家的文化与治吏的思想、治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认为“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其顺序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另一方面又把“修身”与“致知”联系起来，提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治国者要注意学习，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能修身，修身才能治家，治家才能治国，治国才能平天下。这也使得中国人讲究修生养性。

    儒家“礼”已经在中国成为一个伦理的范畴，“礼”使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它不仅要求人们要尊敬长辈、老者，爱护幼小，诚实友善，同时还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遵循道德规范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克己复礼”并不是程朱所认为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克制自己的“低下”欲望，使言行合于道德规范，最后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人特别能忍让，特别能自律。

免疫系统不是天生的

    ①免疫系统的好坏到底和遗传因素有多大的关系？

    ②曾经有不少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正面的。但是，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马克·戴维斯仔细分析了那些论文，发现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小孩子，这些孩子的免疫系统尚未经受环境的考验，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③到底应该怎样研究这个问题呢？戴维斯采取了一个最老套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研究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异卵双胞胎平均有50%的基因也是一样的，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实验材料。更妙的是，大部分双胞胎从母亲的子宫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一起，从受精卵到少年时期面对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两个人在免疫系统成型期间所接触到的抗原是很相似的，这就又排除了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④戴维斯说服了78对同卵双胞胎和27对异卵双胞胎加入研究，分3次抽取了他们的血液，分析了其中200多项和免疫系统健康状况有关联的指标。发现有四分之三的指标受环境的影响更大，和先天遗传没有太大关系。

    ⑤举例来说，很多人都打过流感疫苗，但每个人对疫苗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立刻就能生产出足够多的抗体，帮助他们安然度过流感高发期，有的人却只能生产出极少量的抗体，质量也差，这样的人打了疫苗也没用，还是会中招。以前科学家们大都认为其中的差别源自基因，但戴维斯却发现一个人对于疫苗的反应程度和基因型关系不大，却和这个人以前曾经生过哪些病、接触过哪些病原体或有害化学物质，以及接种过哪些疫苗有关，甚至这个人的个人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也会影响到他对疫苗的反应强度。

    ⑥另外，免疫系统和环境的关联度会随着一个人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平均下来，成年人免疫系统的健康状况有75%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只有25%和遗传有关。也就是说，基因检测只能检出四分之一的致病因素，另有四分之三的原因是基因检测测不出来的。

    ⑦戴维斯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5年出版的《细胞》杂志上。这篇论文特别提到了巨细胞病毒，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发达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感染了这个病毒，发展中国家甚至有90%的人都中了招。所幸这种病毒的毒性很小，只要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基本健康就不会发病。但是，戴维斯发现这种病毒会大大改变携带者免疫系统的状况，如果受试双胞胎其中一人感染了，另一人没感染的话，那么在他所测的200多项指标中有60%都会变得非常不同。

    ⑧有证据显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的人会对流感病毒缺乏免疫力，但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这样的人对于某些细菌感染的抵抗力反而更强了，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下定论说感染了这种病毒一定是好或者是坏。

    ⑨总之，这项研究表明人的免疫系统弹性很大，这是符合进化论的。人类生存的环境千变万化，必须有一套能够见招拆招的防护系统，否则这个人是很难活下去的。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於可训

    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但是，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不愿屈服时，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侧重于人的主体性，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风骨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一心为公的品格，是光明磊落的胸襟，是清正廉洁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