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刊登的一篇美国科学家的论文说，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把抗虫害转基因玉米“BT 玉米”的花粉撒在苦苣菜叶上，然后让蝴蝶幼虫啃食这些菜叶。四天之后，有44%的幼虫死亡，活着的幼虫身体也较小，而且没有精神。而另一组幼虫啃食撒有普通玉米花粉的菜叶，就没有发生类似现象。另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与一般大豆相比，耐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中，防癌的成分异黄酮减少了。这些结论引起了科学家的担心，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不安。

    苏格兰科学家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情况却有所不同。去年秋季，普斯陶伊称，自己一项未经发表的实验结果证明，年幼老鼠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出现损伤，而且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他将这一切归咎于对土豆的基因操作本身。他的结论据说得到了14个国家20名科学家的支持。但英国最具权威的科研机构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6人专家组经过详细评估发现，他的研究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在操作和数据上，都充满漏洞，他的结论无法成立。然而，这场在英国引起并跨出国界的轩然大波却至今未平。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这一点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美国是转基因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据统计，美国的大学、科研机关和企业等已经开发出上百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其中仅有43个品种的安全性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确认。面临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在进行大面积种植与大量出口以及由此引发争议的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已经郑重承诺，将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看来，在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也是应当注意吸取任何一种现代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教训的。

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很多方法。古今中外，一个简单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哲学。正像欧洲文化和基督教有关一样，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儒、道、佛“三教”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在儒、道、佛“三教”中，儒教强调整齐划一，具有专制特征。确实，孔子的时代，儒家只是一种民间学说。鉴于社会道德的沦丧，孔子、子思、孟子这一派的学说特别注重社会和谐，这并不错。先秦儒家传教的时候，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基本上不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也很好。但是，秦汉以后的儒家有一个大问题，即它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借以建立一个从天子、王、公、侯、伯，到庶民百姓的“一统天下”。儒家在古代中国，成为和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相似的国家主义学说，它限制个人，妄自尊大，压迫“文化多样性”。

    幸好，中国历史上基本保持了一种“多元文化”。唐代以后，我们有儒、道、佛“三教并立”。当儒家越来越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域外传入的佛教，民间复兴的道家和道教，不断济儒家之穷，用鲜活的思想滋润和更新儒家，把它拉回到一种“修身养性”“实事求是”的道路上来。明清以来，怀有自由思想的儒家学者，如王阳明、徐光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章太炎都或明或暗地采纳了佛教、道教思想精华，甚至还采纳了法国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天文学学说，用以改造儒家。因此，今天我们谈论“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时候，更需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化传统是“诸子百家”，中国文化的“非儒家继承”，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更有利。

    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良好“文化延续性”的国度，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有过自己相当不错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幸福生存的天堂。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知道，直到清末民初，东、南、西、北的中国人都还居住在不同样式的住宅里。它们都是按照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建造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最近几十年，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是，整齐划一的单调建筑样式替代了多样性的古代建筑。现在想要看到一点不同的建筑，必须在休假期间去朱家角、周庄、丽江这样的旅游景点，如参观博物馆一样地端详着这些“古董”。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语言多样性”。历史上，国语、英语、法语，江苏话、浙江话、广东话等各地方言和上海的本地话同时流行。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性”的基础上，我们不仅保存和发展了“京剧”“昆剧”“沪剧”“越剧”“锡剧”“淮剧”，也引进了中、英、法文的话剧、电影等“文明戏”。然而现在，这种“语言多样性”大大削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文化的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如果不加节制地滥用这种动力，导致发展性的破坏，可能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美”和美学也许是最让人困惑的词汇和学科之一。一方面，美和美学的概念随着当代艺术和时尚业的发展而迅速变化；另一方面，与美学概念关系密切的当代文艺批评始终处在某种“理论表述”的困境之中。中国当代美学因为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日趋活跃，用原有的学院派的美学理论似乎已难以描述。因此，研究和阐释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具有理论上的迫切性。

    当代美学的基本目标是对20世纪末至今形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及其所提出的新的美学问题作出理论的思考。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美学领域表面的纷繁复杂中，新的、积极的因素正在生长。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它的表现形式又有差异，因此，理论的多元化格局是正常现象。中国当代美学应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在多元性、叠合性的当代语境中探寻当代美学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把美学和文艺问题放到社会系统中认识和把握，通过对情感结构的分析来阐释文学艺术意义的研究思路，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地方性审美经验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性的密切关系，影响着当代文学艺术及其意义阐释，当代美学不能忽视这种文化关系的制约作用。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要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注重分析中华美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和呈现，对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及审美认同的社会基础作出理论概括，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理论。

    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界还充斥着理论的混乱和歧义，对此，展开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研究，重申美学本体论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并没有死亡和消失，无疑是有意义的。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学界先后讨论过“悲剧之死”“乌托邦之死”和“文学之死”，然而，文学艺术在现实的土壤中，在人民的生活里，在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中，仍然支撑着人们的生存，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情感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学正期待着一场复兴。

    让我们从当代美学具体问题开始，从当代文学艺术的评论和分析入手，从对当代美学的话语梳理入手，从基本理论问题的辩证剖析入手，开始当代美学理论建设，并且努力把这种建设性的工作自觉结合到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进程中去。

（摘编自王杰《文化创意时代的美学转型》

科学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发展

①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二次元用户整体规模已经达到3.1亿人。“二次元”群体数量之大，使得“二次元”文化产品得以不断生产传播，“二次元”网络文化社区不断构建，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年“二次元”文化。

    ②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动漫，网络小说，电影，COSPLAY，游戏等创作方式不断扩大，但同时，其中的一些不良思想也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挑战。“二次元”所具有的虚拟性使青年群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放”，其周围充斥的“不良信息”很容易对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部分青年甚至迷失自我，做出一些不道德或是违法行为，以至于成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份子。

    ③此外，一些青年长期在“二次元”世界中自我放避，一旦他们返回现实世界，可能会因价值观偏离、扭曲而遭受挫折和打击，甚至难以与现实世界相融合，导致青年群体人际关系的僵化与不和谐，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④面对青年“二次元”文化存在的局限与弊端，我们应通过主动引导，助其确定正确的思想方向，从而达到良好的引导效果。

    ⑤首先，我们应注重对青年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理解以及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中，逐步使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价值观形成高度认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其次，不断丰富“二次元”文化的内涵。我们应鼓励青年群体在“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中，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通过“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引导青年“二次元”群体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最后，加强网络环境建设，营造积极正向的“二次元”网络文化环境，在网络中弘扬和传递正能量。

    ⑥尽管“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化的内涵。我们一方面要寻找“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通之处，以此为连接点，加强对“二次元”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播。例如青年“二次元”群体所追求的“成长”“梦想”以及对真、善、美的坚持，与主流文化积极倡导的内容一致，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深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还要回应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实际需求，增强沟通交流，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对其不良倾向及时进行纠偏，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⑦当然，对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引导，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参与，只有建立协同合作的模式，才能提升对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引导效果。每个家庭都应为青年“二次元”群体营造和谐的环境，在帮助这一群体积极排解压力与焦虑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科学引导，避免出现青年一味沉沦“二次元”世界的现象。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也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和宣传方式，不断向青年群体传播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正能量。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治理和管控，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向理性、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布依族民居

    布依族在历史上发展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形成成熟的木或木石结构两种形制，其中黔南、黔西南、黔西地区的布依族山区仍然以传统的木制干栏为主，而黔中地区的布依族则以石制干栏为盛行。

    布依族源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百越人。考古学家们在原百越民族的发祥地和分布地，陆续发现了最早7000多年以前古越人的一些建筑遗址和铸型，说明了干栏式建筑是百越人典型的居住形式。

    布依族的干栏式民居建筑是我国最早的民居形式之一，它与庭院式、穴居式、蒙古包式等建筑类型有很大区别。其房屋顶一般为悬山式，还有少量的歇山顶和重檐，由于对汉文化的借鉴，也有少量硬山式的屋顶、外围加上高高的马头墙护体防火防风。

    就布依族村寨的布局结构而言，布依族村寨依山傍水，依山势而建，面临从深远的山谷迂山越坎而来的河流小溪。布依族人聚族而居，族是由若干个有相近或相连血缘的房族构成的；房族又是由若干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构成的；大体上一个房族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段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单位。

    布依族传统民居中的室内呈“H”型布局，这正是受儒家文化敬天法祖治世观念影响的体现。中心为中厅也称堂屋或明堂，普通百姓的一切祭奠及重要活动都可以在中厅完成，例如婚丧嫁娶、祝寿贺宴等。中厅一般是正南坐向，即古文献所讲的“感天地，正四方”。

    无论是传统的木架结构还是石板结构，通常情况下都分上、中、下三层。由于布依族是田间稻作的农耕民族，所以其居住空间也与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与其思想信仰、生活习俗密切相关。

    中层是房屋的主体，里面包含有火塘、伙房、中厅（堂屋）、卧房。火塘是布依族的主要生活场所。根据房屋的形式，火塘有不同的设置，居住在平地楼的布依族，火塘一般设在一楼，但对于大部分的布依族而言，火塘都设置在二楼堂屋靠里侧一间，在室中间挖小坑，四周垒石条或砖，火塘内铺草木灰，中间一般置放三角铁架，用于安放烧饭煮菜的锅具。火塘正上方悬挂一长方形吊炕或吊钩，作为熏制和烘烤食品之用。

    伙房即厨房，是布依族从火塘生活形式逐步发展过渡而来的布局形式，伙房里垒有灶台，放有碗柜，布依族做饭做菜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伙房，而火塘只是冬季烤火、年节熏烘腊肉之用。堂屋是布依族整个家庭的重心，堂屋整个空间有四根大的穿枋穿构而成，这四根穿枋人们称呼为“四大落雁”。

    在堂屋正中的墙面上会搭神台，用来供奉家神。他们的神台装饰得精致大方，年节或家里有什么大事都要先供奉祖先，希望取得祖先庇佑，确保家人安康、家畜兴旺。

    堂屋后室设老人卧室，两侧各分两室。老人的卧室比较简洁，年轻人的卧室布置得相对新整。室内的家具都为木质上漆，格调古色古香。

    最上层为房屋顶棚，用于搭建粮仓和堆放一些不常用到的农具。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过去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白了，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