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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困难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第三中学2018-2019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首先,江南文化培育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维度。这种信仰渗透进先锋文学家的血液中便引发了当代先锋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全国有遍地开花之势,各地不少作家都进行过先锋实验性写作,但时至今日大多已偃旗息鼓。而成长于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王安忆等,创作势头仍然不减,且先锋性显明。

    这是一种基于对文学的信仰所带来的执着,这种信仰来源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构成了这种准宗教氛围的外在地理和风物条件。在对文学的追求中,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漫透着不同于北方的洒脱和空灵,那些生息于此的当代先锋文学家们同样承继了这样一份精神遗产。

    其次,先锋文学在实验冲动过后仍然富有活力地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得力于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精神积淀。这种积淀体现在构思、语言、意象、叙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折射出了江南文化的影子,都带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然而,这种风物是以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的。

    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那些至今坚持先锋写作的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如此看来,中国先锋文学应拥有更加夺目的未来。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富有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是作为诗性的江南文化的主要表现。 B、费正清认为,江南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与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 C、江南文化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孕育了苏浙一代灿若群星的现代文学家,也促成了中国先锋文学的诞生。 D、当代先锋文学的小说家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他们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江南文化给予了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它以柔克刚,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B、江南文化影响深远,自宋代以来就引领中国的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它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C、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对文学的信仰的执着,是当代先锋作家创作势头不减,仍然保持先锋性的原因。 D、江南文化因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而显得洒脱和空灵,留给了当代先锋文学家一笔精神财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江南文化处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相对自由,“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与北方的伦理文化的抗衡中,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B、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深刻地渗透了先锋文学家的血液当中,促使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由偃旗息鼓到先锋性特征明显。 C、当代江南优秀作家的作品,无论在构思、语言、意象,还是叙事等方面,都折射出江南文化的影子,具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 D、先锋作家的作品习惯用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江南风物特点,它将创造出中国先锋文学更加夺目的未来。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论散文

梁实秋

    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把我们脑子里的思想情绪想象译成语言文字。古人说,言为心声,其实文也是心声。头脑笨的人,说出来是蠢,写成散文也是拙劣;富于感情的人,说话固然沉挚,写成散文必定情致缠绵;思路清晰的人,说话自然有条不紊,写成散文更能澄清澈底。由此可以类推。散文是没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的,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地表示出来。

    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喀赖尔翻译莱辛的作品的时候说:“每人有他自己的文调,就如同他自己的鼻子一般。”布丰说:“文调就是那个人。”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所以有一种不可形容的妙处:或如奔涛澎湃,能令人惊心动魄;或是委婉流利,有飘逸之致;或是简练雅洁,如斩钉截铁……总之,散文的妙处真可说是气象万千,变化无穷。

    散文的文调虽是作者内心的流露,其美妙虽是不可捉摸,而散文的艺术仍是所不可少的。散文的艺术便是作者的自觉的选择。福楼拜是散文的大家,他选择字句的时候是何其的用心!他认为只有一个名词能够代表他心中的一件事物,只有一个形容词能够描写他心中的一种特色,只有一个动词能够表示他心中的一个动作。在万千的辞字之中他要去寻求那一个——只有那一个——合适的字,绝无一字的敷衍将就。他的一篇文字是经过这样的苦痛的步骤写成的,所以才能有纯洁无疵的功效。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其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实。福楼拜致力于字句的推敲,也不过是要求把自己的意念确切地表示出来罢了。

    散文的美妙多端,然而最高的理想也不过是“简单”二字而已。简单就是经过选择删芟以后的完美的状态。普通一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毛病,大概全是与这个简单的理想相反的现象。散文的艺术之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一句有趣的俏皮话,若与题旨无关,只得割爱;一段题外的枝节,与全文不生密切关系,也只得割爱;一个美丽的典故,一个漂亮的字眼,凡是与原意不甚洽合者,都要割爱。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不肯割爱的人,在文章的大体上是要失败的。

    散文的文调应该是活泼的,而不是堆砌的——应该是像一泓流水那样的活泼流动。要免除堆砌的毛病,相当的自然是必须保持的。用字用典要求其美,但是要忌其僻。文字若能保持相当的自然,同时也必须显示作者个人的心情,散文要写得亲切,即是要写得自然。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祭祖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最初,人们对于梦和死亡现象非常困惑,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于是人类发明了灵魂的概念,并认为,灵魂是独立的,会在人睡觉或出神时离开身体,当人死了就会永远离开身体。亡人的肉身会腐烂消失,但灵魂一直存在。应如何对待这些神秘且不死的灵魂呢?人们的选择是举行祭祀。

    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记载,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祈福求吉而举行的。在殷人的头脑中,祖先是令人恐惧的死者,这些人经常制造各种灾祸。为了防止祖先作祟,他们定期举行祭祀活动,通过奉献牺牲的方式取悦祖先等神灵,祈求祝福。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符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商时期的祭祖行为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色彩,到了周代,祭祖礼仪增加了巩固国家统治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礼记·王制》谓“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通过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了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周代创制的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

    到了汉代,汉儒将孝道思想和祭祖礼仪结合了起来。汉儒找到了中国人祭祖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孝成为汉王朝治国的重要思想根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为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推广到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形成了以家族伦理为核心,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

    汉代以后,祭祖礼仪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朱熹《家礼》的出现,它深刻改变了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朱熹考虑到人们举行祭礼时可能遇到的诸多难处,认为不用拘泥于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可操作性,朱熹对传统祭礼进行了提炼,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摘编自《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作者邵凤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作家来说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往往对之习焉不察,但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的生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历史化”“相对化”“艺术化”,在作品中凝聚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创造新的文学经典,能否攀上文艺的高峰。而要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

    现实主义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也有着曲折复杂的历史。在历史上,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可以说20世纪欧美的现代主义和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试图超越批判现实主义的努力,前者将探索的触角深入人类的精神领域,后者则试图从建构而不是批判的角度,重建现实主义与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于教条化而导致了公式化、概念化,在具体实践中遭受了挫折,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还是西方的“无边的现实主义”,都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做出纠正或扩展。20世纪80年代,新的文艺思潮蜂拥而来,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催生了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的文艺潮流。但时过境迁,30年后重新去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风光无限的先锋文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而被视为“落后”的现实主义作品,却仍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心,《平凡的世界》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不仅可以让我们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规范,也让我们看到现实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潮已经发生了转变,不仅先锋文学作家转向了更加平实的写作,而且“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等现实主义脉络不绝如缕,在文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言,现实主义并未成为很多人的自觉追求,也没有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其原因或许主要在于,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真实性、思想性、文学性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

    但值得欣喜的是,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选自2016年04月08日《人民日报;K现实主义: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作者:李云雷,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到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摘编自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长,“侠”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战国时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的法和禁指国家的法律制度。韩非子站在法家的立场指出了“侠”目无法纪、好斗使力的一面。司马迁则以民间道德定义侠客形象,其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随后又立《刺客列传》指明侠的本质就是舍己为人,他们明大义,识大体,他们的义愤为国难而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铲除不平、伸张正义的一种社会力量。

    班固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从《后汉书》起,官修史书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此后史书对侠的记述便无以为继。史家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以诗、文、小说、戏曲等形式记载流传下来,侠的形象由此出“史”入“文”。也就是说,政府希望独掌法律,不喜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游侠。而游侠认为政府有不公正的地方,所以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执掌正义,决定是非和生杀。这一点是像中国这种大一统帝国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从汉景帝开始就大量杀戮游侠,中国历代帝王,只要建立起政权,国家稳定以后,一定杀游侠。所以,侠存在的空间主要是乱世。

    中国人为什么在侠的身上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柳亚子诗云“乱世天教重侠游”,就是说,在乱世里面,老百姓更易被欺侮,更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格外地想念侠。人们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

    不仅乱世,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封建社会的很多不公也无法通过政府得到适当处理,很多坏人,官府和法律制服不了,或者说不愿意管制,这时民众希望在法律和政府之外,另外有一批人,这批人跟政府没关系,但是他们能够帮助老百姓,即所谓拯世济难。这就是侠能够被接受或者代代相传的心理基础。

    武侠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精神中的一部分。结合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武侠精神的诠释,再纵观历史武侠人物的悲壮侠义之举,可以将武侠精神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恩,知恩必报,重义轻命;信,言出必行,一诺千金;勇,千里赡急,不吝其生;义,除暴安良,打抱不平;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所以受欢迎,还有一点就是侠身上展现出的气质:独立不羁,自由放达。古代侠士,衣带飘飘,倚剑长歌。他们不要名位,不要爵禄,也不想受到任何社会和他人的束缚,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将不平之事变成公平之事;轻财好施,赈穷救急,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追求公平与自由。这种天马行空、豪放肆意的气度,很受文人的欣赏。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文人,或者说一直到现在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对侠的观念、对写侠的诗文、对武侠小说感兴趣。虽然《史记》《汉书》以后的中国史书,没有再记载关于侠的故事,可是,我们从魏晋隋唐描写游侠的诗歌文章,从唐代宋代的豪侠小说,从元代及明代清代的游侠杂剧传奇,从明清的侠义小说,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直到现在台湾、香港很流行的武侠电影,都可看到大侠的身影。

    侠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虽已消失,但是武侠崇尚的?重义轻生,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完美和理想人格的传统心态,早已积淀于中华民族伦理文化意识的深处,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道路。

阅读下列文本,完成各题。

    “五四”以后,富于主体意识的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勃然兴起。民国女性诗人长期被遮蔽,较之于同时期出生的冰心、庐隐、凌叔华等在文学史中成为经典的“五四”女作家而言,她们无疑是失语的一群,只有清末民初的吕碧城、秋瑾等女杰诗人得到不少关注。

    民初闺秀幼承庭训,按传统闺阁才女模式成长起来,但她们受新时代风气影响,形成了故常与新变同在、封闭和开放兼有的新闺秀派。政权更替与战争使得她们脱离闺阁化的生存场景,将笔触伸向民族国家的命运,开拓与发掘爱国题材,在诗词中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闺秀的心态与心境。作为新闺秀诗人代表的丁宁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典型,郭沫若评价她“清冷彻骨,悱恻动人”,施蛰存认为其文采“足以当帜摩垒”“过于诸大家”,但相比于同时代的女性新文学家,她和其他新闺秀派诗人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的信服与眷恋,所以她们在抗争的道路上频频回首,步履蹒跚。她们身上处处体现着新思想与旧道德之间的矛盾拉锯,成就了别具情感张力的诗词风貌。

    名媛有才情和学识,出入于众多社交场合,穿梭于各种公共空间,比普通闺秀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们出身非富即贵,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受世家之风熏陶,甚至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她们的诗词比闺秀呈现出更突出的商业气息与时尚特质,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如由上海名媛陈小翠、陆小曼、李秋君、何香凝、潘玉良、周炼霞等自发组建的中国女子书画会曾举办画展,开办专栏,刊印画册,参与慈善,是女性团体思想解放的代表。她们未必需要倚仗诗词书画谋生,但上海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她们的诗词中常出现当时沪上各色西式的生活情景,以女子特有的柔媚绮丽的笔触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名媛形象,突出其才、貌、情、艺等象征符号,表达出对女性美的欣赏、对自身才华的肯定、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女子互怜互爱之情的袒露和对情谊的刻画。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名媛在才德观和婚姻观上比闺秀更进一步,尽管身处战争时代,她们的诗词仍在表达平和喜乐之情。

女学者诗人跻身文化精英阶层,经历过完备的高等教育,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新女性,张汝钊、王兰馨、孙荪荃、冼玉清、冯沅君、盛静霞等可为代表。她们不少以教师为职业,追求经济和精神的独立,把拥有共同的理想看作最重要的择偶标准,怀抱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此国比民的情怀,在创作实践中模糊性别界限,以积极入世的姿态把个人荣辱与家国兴亡联系起来,体现出为国家分担责任的愿望,甚至表达要亲赴沙场保家卫国的意愿。女学者诗人观念的形成与现代大学的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的体制,完善的课程体系,众多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观念的老师,男女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使女学者诗人形成丰富多元的思想观念,从侧面促进了现代女性观念的生成和发展。而经济独立、社交自由的职业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家庭的拘囿,具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对个人及社会命运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她们身上流淌着现代气息,在新旧之间选择了一种调和,这种调和实质上包含两极:传统士人身份的认同和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三个群体尽管处于同一时期,但在才德观、婚姻观和家国观三个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递进模式,新闰秀诗人为闰秀诗词传统注入新的内容;名媛诗群走出家庭,以独具时尚特质的美貌与才艺争取社会地位;女学者诗群则从创作、教育、治学多方面实现自身价值。三种形态的交错并存,是绵延承续又递进更新的三个环节,折射出民国女性诗词内部的演变趋势。

(彭敏哲《民国女性诗词的多元书写》,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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