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书──仕进而成为官僚士大夫，这是自汉代以来形成的重要的中国文化传统。汉代儒生读书仕进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个社会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与汉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观上讲，由于先秦的儒生以学习六经、传授知识为主，在秦汉官僚政治社会里是缺少从政的技能与本领的。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们就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改造过程，实际上从汉初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几位著名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晁错、公孙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张，已超出儒家学派的界域。汉武帝为儒生们开启了一条通向仕途之路，这在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为儒生们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们往往从书本出发，把现实社会理想化，其处世或议论常不免宏阔迂腐；而统治者则需要的是务实的治国人才。因此，一个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过经书学习而得到的文化知识变成政治智慧，是对他们的一个严峻考验。汉武帝在当时虽号称重儒，所重视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孙弘、兒宽那样“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二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儒生有时候可以称之为“文学”，而文吏之俗称则为“刀笔吏”。由王充在《论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东汉，世俗仍有轻儒生而高文吏的习气。王充为此而为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观上也说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确有不如文吏之处，他们在走入仕途时必须要改造自己，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时，一定要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读书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优秀官僚，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据《宋书・百官下》：“汉武帝纳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这四科当中，前两项是对文化修养与道德操守的要求，后两项是对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实也是如此，自汉以后的儒生在中国的政治领域之所以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样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过程也是与文吏融合的过程。

    在汉代政治舞台的较量中，经过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终打败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汉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之外，文吏们缺少崇高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致命的缺陷。文吏们以商鞅、韩非的法家理论治国，排斥礼义、仁爱、孝悌等人文道德关怀，严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观儒生之从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经过自我改造后也具备了吏治之才干，而在于他们把儒家的人文关怀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管理当中。一个真正优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仅要使其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还能够做到“移风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蜀地人民安居乐业、移风易俗，为汉代树立了一个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还在于他的事迹从深层次上说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优于法家文吏政治之处。它使得这个社会的官僚体系不是仅仅停留在事功的层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这个士大夫官僚体系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为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念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它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冥灵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它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于《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传统工艺及其器具产品历来是用与美的完美结合典范，凝结着人类自身的生活智慧，线条优雅、纹样工整、器形端庄、功能适度、取材天然。工艺本身的造物之美以及器具所折射出的文化传承肌理，历时久远却仍能让人闻其芳香，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情趣，这一鲜明的特性到了当下，却恰恰成了一把双刃剑，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并且极大地制约了传统工艺的发展。

    传统工艺多采用一些纯天然的材质进行手工制作，不论是编扎工艺所用的竹、藤，还是雕刻工艺所用的玉石、原木，从产品个体而言都非常绿色环保，生产过程以及消费过程也很少产生污染。但从大的生态环境发展以及传统工艺可持续发展角度着眼，不断地索取以及依赖天然材质，不仅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极大破坏，同时也给传统工艺的发展留下了隐患。一旦资源耗尽枯竭，传统工艺也就失去了其生存最基本的基础环境，发展与传承就捉襟见肘，工艺衰退也就不可避免。

    传统工艺素以制作精美细致著称，故而技艺较为繁琐堆砌，很多传世的传统工艺品有着现代人难以想象的美，这是古人对日用器具的品质追求以及其审美特性的一种极大表现，也因此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目光。可是也不难发现，传统工艺背后所隐藏的精雕细琢的艺术追求固然令人赞叹与欣赏，但从根本上说这一审美特性在现代生活中已经缺乏根基，因其与现代人追求简约的审美情趣与需求完全相悖，市场低迷在所难免。

    此外，传统工艺传承方式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的是口口相传的师徒制，技师与传人之间的面对面长时间授艺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技艺传承的完整性，但这种传承方式也相对脆弱，极易出现人才断层与流失，使得传统工艺的发展潜藏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在没有大工业生产普及、也没有那么多外在从业诱惑的年代，经年累月的从业训练可以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工艺传人，但到了现代，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核算直接导致传统工艺后继乏人，面临“人在技在，人亡艺绝”的困境，传承之路越走越窄。

    因此，传统工艺传承，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深入挖掘现代生活需求，通过要素整合创新提供更合理有用的产品，使传统工艺借由这些产品重新走进并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

（摘编自梁玲琳、朱麒宇《再论中国传统工艺传承中的要素整合创新》）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