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艺术

李泽厚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那时便已出现，它最终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在《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有“如晕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木建筑已颇具规模，并且具有审美功能。对建筑的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追求华美的建筑热潮蔓延开来，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宫时达到最高点，从记载两千年前秦代宫殿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

    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是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使人在慢慢游历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过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

    中国建筑讲究建筑物的严格对称，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它确实相对平淡，但就整体建筑群而言，它却结构方正、气势雄浑。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样能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在视觉上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汉以后），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的大帽，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脚轻之感，呈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特点，而不同于欧洲或印度的建筑。就是由印度传来的带有宗教性质的宝塔，也终于中国化了。它不再是体积的任意堆积，也不是垂直一线上下同大，而是表现出中国式的节奏美。也由于是世间生活的宫殿建筑，供享受游乐而不只供崇拜顶礼之用，从先秦起，中国建筑便充满了各种供人自由玩赏的精致的美术作品（绘画、雕塑）。

    随着封建社会晚期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园林艺术日益发展。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可以引发更多的想象和情感。这种仍然是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却表现着封建后期文人士大夫们更为自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想。它们的浪漫风味更浓了。但在中国古代文艺中，浪漫主义始终没有过多地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在建筑中，它们也仍然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渲染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选自《美的历程》，有删改）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①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②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③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④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⑤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⑥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俱佳的境地。

    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文人绘画始终是作为主要的方向。文人常与画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画家的学识、文化品质与文人的内涵构成了书画创作的内在底蕴。文学与绘画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传统绘画与文学却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文学性的主旨要求在绘画创作中首先要得以表现。文学与绘画，追其根本都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因适应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精神现象。

    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绘画中的渗透首先表现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主题常来源于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是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和源泉。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取材于古典文学由来已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最早取自文学作品的绘画当是晋代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画完全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曹植的《洛神赋》用诗的语言描绘出了想象中洛神的神韵，表现出了作者寄托的情愫。画家顾恺之用绘画语言将洛神赋所表现出的语言画面展现在纸卷上，准确表现出了诗赋中描绘的梦幻般柔情，使《洛神赋图》与曹植的《洛神赋》相得益彰。此后，历代取材于文学作品的绘画不胜枚举，成为中国文学与绘画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所独有的特征。

    以文学作品作画几乎成为历代画家创作的必修课，历代众多诗画结合的经典之作已载入中国绘画艺术史，并传颂后世，对传统绘画“尚意”“尚情”的艺术追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人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经常表现的另一题材。唐代著名诗僧寒山与拾得，一直是历代画家们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南宋著名画家梁楷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等人都曾创作过寒山和拾得的人物像。以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风貌和品格而创作的《屈子行吟图》是明末画家陈洪绶杰出的版画作品。《苏轼回翰林院图》是明代画家张路的作品，表现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神韵。中国古代文人以其与众不同的文人品格，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画家创作的对象。

    中国古典文学对传统书画艺术的渗透，还表现在创作者的身份上。中国古典文人大多具备书画家的身份。唐代王维不仅会作诗，还擅长绘画与演奏，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王维的艺术作品显示出独特的内涵和情趣。宋代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等多方面有较大成就，其书法和绘画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代表之作《黄州寒食诗帖》、《黄几道祭文帖》等都表现出了雄浑奇崛的气势，绘画作品《古木怪石图》则集中凸显了其厌世疾俗的孤傲与寂寞心灵。

    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色彩也是传统书画作品蕴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书画所表现的神韵与古典文学所表现出的意蕴，融会成新的艺术境界，使人产生更多新的感受。我们在欣赏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时，不仅仅沉醉于笔墨技法之间，更是在品味作品所表现的文学内涵，畅游于书画与文学相互交织所表现出的意境之中。

（摘编自李晓男《论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书画艺术中的渗透》）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①信息技术革命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次飞跃，以往的体力劳动渐进式地改变了人类的肌肉、韧带骨骼等生理机能，帮助创造出了美妙的艺术，那么，在愈来愈脑力化了的信息革命劳动中，也必将会促进人类创造出属于这一时代的崭新艺术。信息技术的革命已经在改变着人类的劳动方式、艺术创造的方式。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审美审视。

    ②数码艺术有别于传统艺术的最显著特征是受众与艺术品之间的互动性、参与性。它根本性地颠覆了艺术审美基本原则和程序，使受众第一次真正地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把受众从艺术品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③互动较多地是在利用数码技术设备和作品的教学过程、游戏过程中，学会运用数码技术和艺术，可以使你的教学成效倍增，可以让你的游戏作品拥趸者众，增添受众的兴趣和技能。所以，在数码时代，过程也许比结果更为重要，而且，有了这么一个生动活泼的过程，结果也一定是出彩的，二者并行不悖，相互提携促进。

    ④数码技术和数码艺术给受众提供了广泛参与的最大可能，也让艺术突破了作者和读者、台上和台下的樊篱，使艺术真正意义上走向受众，受众可以在缪斯女神面前充当一回创作者。如某些剧作中的人物命运安排，情节的增删、着色等，受众都可以参与到创作中去，一部作品的最后完成，可能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可能让这部作品永远没有一个结尾，永远处在改编变化之中。

    ⑤我们知道，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以一定的物质作为载体的，可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种艺术像被移易于数码磁片上后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轻捷。它摆脱了传统物质媒介的桎梏，超越了现实实在物的各种限制。使艺术作品不再是象牙塔中的摆设，而真正地在艺术形式、艺术数量上有可能走向最广大的民众。因而，我们迎来了艺术审美的普众化的时代，也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创造了美的意境和美的氛围。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数码复制的时代”。

    ⑥如今，一幅画、一段音乐、一个动漫作品，都可以在数码技术的千手观音面前，变得像捏面艺人手里的面团一样，可以任意摆布。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突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被动观赏接受的形式，可以让观众参与到作品的表现中来，也可以让观众参与到创作中来。传统的作为最终成果的艺术作品也许在以后将会改观，也许不再存在一成不变的躺在历史中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创作者，也成为观众，也成为批评者。可以说，这才是艺术的真正批评和解放，这才是艺术的真正回归。

（摘编自陈永泉《数字化时代和审美审视》）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