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是西汉后期一部重要典籍，是著名学者刘向“采传记行事”而成的一部“谏书”。其读者对象很明确，那就是西汉当时的高层执政者，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汉成帝，因而其内容也富有针对性。全书总体上讨论的是君臣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驾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这不仅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现代学者将其看作是历史故事的汇集，或者是文献资料的汇编，显然是忽略了该书的编撰目的与内容特色。

    以历史读本的眼光来看《新序》，关于其文本价值自然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一方面，作为呈献给天子的“谏书”，《新序》无疑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著作，体现着编选者明确的历史观念，也流露着进谏者期待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有着特定受众的读物，《新序》又不能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长篇大论、深奥晦涩甚至烦琐枯燥，而是要尽可能短小精炼、生动有趣、可读性强，这样就使得君主不必正襟危坐即可愉快地接受历史知识及其内在的劝谏意蕴——一句话，它要有很特别的文章艺术。我们对《新序》文本价值的分析，也主要着眼于文献史料与文学成就两个层面。

    就史料与文献价值而言，刘向对历史素材所做的级别与筛选无疑是非常认真的。《新序》的一些文字，较之于《战国策》更为原始，也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这里特别要说到《新序》文献来源的问题。前人多将该书看作是“采摭诸书”，而成，甚至有学者将每条材料都注明“采自”何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刘向“校理群书”时所见的文献数量是十分浩繁的，文献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很难确定《新序》的某条就是采自今所见的某书。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作为一种“公共素材”，本来就有多种存在样式，各种文献对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异，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藉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叙述。作为“采传记行事”的《新序》，便是对此类事件的另一种记栽，其所保存的是这些“传记行事”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对某一书的征引或采拾。从性质上说，这便是先秦两汉史书中的“语类”或“事语类”文献。由此看来，传统史学家对于《新序》的批评，如刘知几在《史通》所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对《新序》中时间、事件的质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历史读本”的特别性与“公共素材”的多样性，因而显得有些拘泥了。

（摘编自马世年《〈新序〉文本价值散论》）

生命的节奏与教育的节奏

    ①学校生活是一段生命的旅程，教育则是一场深入生命的探险。那些对生命充满好奇的探险者，如蒙台梭利、怀特海、维果茨基，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中发现了学校旅程中最重要的秘密：生命是有节奏的，睿智的教育期待着与生命的和鸣共振。

    ②自然拥有自身的节奏，如日月盈亏，寒来暑往；生命拥有自身的节奏，如呼吸吐纳、生老病死。依据自然节奏的启示和生命自身的律动，人类创造了新的节奏，如音乐、诗歌、美术、数学。作为一项面向生命的事业，教育也是一种依据生命的律动而创造的节奏。教育面向生命，就必须探寻生命的节奏，合于生命的节奏，强化生命的节奏，并创造生命的节奏。

    ③教育的节奏要求教育者对生命节奏的敏感。蒙台梭利从生命的节奏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教育的敏感期。“当某种特殊的敏感性在儿童身上被激起时，它就像一道光线照射到某处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使得那个被光线笼罩的地方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如果儿童不能根据他的敏感期所发出的一些指令行事，那么，一种自然征服的机会就永远地丧失了。”因此，教育需要观察和发现，教育不能等待，不能忽略，不能错过。

    ④教育又必须等待，必须耐心等待生命的生长。维果茨基从生命的节奏中发现了智力的最近发展区和教育最佳期。他用心理学的实验告诉人们，只有当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时，一定的教育才能有可能进行，这是教育的最低界限。除了最低教育界限外，还存在着最高教育界限，两者之间就是“教育最佳期”。早于或晚于最佳期的教育，或因超出最近发展区而无法对那些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施加影响，或因停留于现有发展水平而不能有效促进心理机能发展。当我们急于造就神童和天才时，当我们因孩子面对“奥数”一脸茫然而怒火中烧时，当我们心灰意冷，要为孩子贴上无可救药的标签时，或许我们应该

    提醒自己：再等等看……

    ⑤基于对生命节奏的哲学解读，怀特海为教育者绘制了一份生命的智力周期图：浪漫——精确——重归浪漫的综合。童年的浪漫为精确阶段积累素材。没有浪漫的冒险，要么是儿童被僵死的知识淹没，并因过早耗尽“内存”而“死机”；要么是教育者面对一个空洞的大脑——从本质上说，教育必须是将已存在于大脑中的活跃而纷乱的思想进行有序的排列，你不能教一个空洞的头脑。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儿童喃喃自语：山坡上开满了妈妈……且慢发出我们的嘲笑——这是一份多么美丽而珍贵的浪漫啊！因此，或许我们更应该这么做：以童年和成年共同的名义，归还童年的浪漫，保卫童年探险的权利。因为儿童是成人之母，童年的生命体验至少与成年体验同等重要。

（《北京教育（普教版）》2009年第6期，有删节）

阅读微信  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

    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先立德而后文艺

詹福瑞

    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德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自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 ”。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

    在创作实践中对情景交融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这种追求萌芽于先秦，六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辉煌的顶峰，并且再以后的宋、元、明、清一直得到了自觉的继承和延续。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追求情景交融的创作现实进行了不断总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说，要点如下：其一，情景应兼备。一片诗作如果单纯言情而不借助景物来抒发，便易流于直白浅露；若专注于描摹景物而缺乏真情实感，则会出现盲目堆砌的现象。因此，有情无景，或有景无情，都会破坏诗歌的表现力，危机诗歌的艺术生命。其二，情景须交融。一首诗歌有景又有情，并不等于就是成功之作。假如情景两分，各不相关，那么二者都将丧失自身存在的意义。情与景的交融，对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景因与情交融而获得了内在的精神价值，并确认了自身的艺术意义；情则因与景交融而得到了最佳的表现符号和传达载体。显然，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其三，以情为主导。情与景在诗歌中要交融，必须以情为主导，景则应服从于情。自然景物进入诗歌作品，实际上已经过了诗人感情的选择和重塑，已受到感情的浸润，从而心灵化了。景物的艺术生命完全是由情感赋予的，景物的具体形态和风貌更直接受到情感的支配和影响。

    中国古代诗歌对情景交融的不懈追求，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一面所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对二者沟通一致、调和互补的一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的，在深层本质上是相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当然，儒道两家具体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儒家强调以自然现象迎合人的精神需求和道德意识，而道家则强调“道”为万物本源，人与自然均为“道”的物化。儒家是以自然合于人，道家更讲究人合于自然。中国人对自然山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容易与自然景物建立起正面的审美关系。诗歌中情景交融的艺术特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发展的。

    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显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当人突破了物质与精神的束缚，实现了相对的自由时，就会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审美关系。与西方人单纯讲“移情”不同，中国人在解释这种审美关系时，特别注重其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属性。一方面是自然景物触动诱发人的主观感情的积极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以自身的情感世界去把握自然景物，使自然景物成为情感交流的特殊对象，并最终被情感所驾驭。前者从物到心，其结果表现为人的感情在自然景物刺激下的勃兴；后者从心到物，其结果则表现为自然景物的感情化。在这里，物的内化与情的外化双向作用，合为一体，构成了完整的审美感兴。诗歌作品中的情景交融，正是审美感兴“心物交融”的艺术升华。

（摘编自汪又红《试论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景交融》）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