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发光的奥秘

    说到生物世界里的发光现象，人们首先会想到萤火虫，但是除了这种昆虫外，还有许多生物也能发光，人们发现，不同的生物会发出不同绿色的光来，所有的植物在阳光照射后都会发出一种很暗淡的红光，组生物一般都会发生淡淡的蓝光或浅绿光，某些昆虫会发出黄光。仔细地划分一下，生物发光可分两类：一类是被动发光，如植物，那些微弱的红光不过是没能参与光合作用的多余的光，这种光对植物是否有着生物学上的意义目前还是个谜，但一般的看法是这种光无意义，就像涂有荧光物质的材料经强光照射后再置于黑暗中发光那样；另一类是主动发光，尽管有一些主动发光的意义目前还未全部认识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大多较生物的主动发光是有用途的。光是一种能量，生动发光是对能量的一种消耗。生物的生存策略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在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中最大很度地粟节省能量，因此主动发光必定是主动受光生物生存的一个重要手段

    1885年，社堡伊斯在实验室里提取出萤火虫的荧光素和荧光素晦，指出萤火虫的发光是一种化学反应，后来，科学家们又得到了荧光素酶的基因。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萤火虫的发光原理被它全看清楚了。我们知道，化学发光的物质有两种能态，即基态和激发态，前者能级任而后者能级很高。一般地说，在激发态时分子有很高并且不稳定的能量，它们很容易释放能量重新回到基诚，当能量以光子形式释放时，我们就看到了生物发光，如果我们企图使一个物体发光，我们只需要的它足够的能量使它从基态变成激发态就行了？但生物要发光则需要体内的醉来参与，溶是一种催化剂，并且是高效率的催化剂。它可以促使化学反应的发生，给发光物质提供能量，且能保证消耗的能量尽量少而发光强度尽可能高。在萤火虫体内，ATP（三清腺酸苷）水解产生能量提供给荧光素而发光负化反应，每分解一个ATP氧化一个荧光素就会有一个光子产生，从而发出光来。目前已知，绝大多数的生物发光机制是这种模式。不适在发光的腔肠动物那里，荧光素则换成了光蛋白，如常见发光水母的绿荧光蛋白，这些绿荧光蛋白与钙或铁离子结合发生反应从而发出光来。

    无论人类怎么保护，每一只朱鹃、华南虎、大熊猫都会死掉，那为什么要挽救它们呢?而作为一个物种，任它们灭绝又如何?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值得吗?这些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基本问题，屡受争议。

    动物和人的差异很多，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动物缺乏文化。在这里，文化的定义是“与遗传无关、但可以模仿和传承的行为模式”。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渐压倒遗传生理的因素。当我们说“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时候，这种独特性大部分来源于后天。然而，野生动物个体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个体间的文化传承即便存在，影响也通常微乎其微。一种不适应其所在环境的人类文化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但动物界中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动物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于它的基因之中，种群本身的延续更为关键。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过种群基因库可以长存下去，维持物种的存在。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更多是一种保护种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

    如果保护个体是手段，那么保护物种、保护地球生态呢?

但实际上这两个命题都很可疑。物种虽然寿命长，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动物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几百万年而已。地球历史上至少99.9%的物种都已经绝灭了，绝大部分都和人类没有关系。至于“保护地球”，则问题更大。其实，没有哪个物种是“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种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会波及到其他物种，只有很少数的物种一旦绝灭可能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但是，崩盘了也不是世界末日，几千万年过后，一切又都会重头再来。地球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地球又很顽强，不管多惨都能恢复回来。换成生态学术语，就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抵杭力稳定性很弱、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那么我们天天强调要维护生态系统图的又是什么呢?很简单，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是受不起。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都招架不住，这让地球历史上动辄上百米的海平面变化情何以堪。

    由此，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地球，而根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及。而如果不考虑“保护我们自己”这个因素的话，保护其它野生动物的动机似乎也变得不充分了。而实际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原则其实就一句话：“尽可能维持现状”(包括“恢复到以前的现状”)。因为这样对人类自身最为有利，环境不变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发展文化和经济嘛。

    现实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大困境无一例外在于资源不够。所以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投给那些花费小、意义大的野生动物。因此，出现了两个保护生物学里专属的概念：伞护种和旗舰种。

所谓“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态学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只要有人出钱保护了它，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围绕伞护种建立动物保护区始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向。而“旗舰种”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它的基本标准严格来说只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时满足伞护种的标准那就更好；若是连带还有民族象征、国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它足够奇特，还算珍稀，萌起人来天下无敌，并且还相对容易圈养，也能胜任伞护种的角色。

    经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确实，大熊猫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大熊猫本身的宣传意义、对川滇一带整体生态保护的意义也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但总应该努力争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种。客观情况如此，我们只能把某些物种放在优先地位，把资源相对集中在有意义的领域。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有删改)

    ①叙事、通常理解为讲故事，历来是反观古代文学史演进时一个言人人殊的话题领域。本应以叙事见长的戏曲更因为主体性的横逸斜出而秉有了诗性文本的诸多特征，叙事的饱受挤压已成为审视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不可回避的问题。

    ②就戏曲文体而言，无论是杂剧还是传奇体式，都曾在抒情传统所设置的召唤结构中徜徉内外，塑造并且被塑造。作为杂剧的标志性文体特征之一，“一人主唱”本来为文本提供了以曲词叙事的机缘，但“主角”之于杂剧文体结构的中心地位以及杂剧所采用的代人立言的演述方式，不仅使“人”始终成为作品构思的起点和全部，也将充分展示个体的生命际遇、表达心灵的敏感思考固化为题中应有之义，作者往往忍不住以“自喻”的方式表达自我，借助叙事主人公与自我的同构进行率性表达，“抒情”的凸显常常猝不及防。发展到后来，“我”甚至不再作为隐含的主人公，不再以“自喻”的方式表达自我，而是直接登场，自为主人公，以“写心”的演绎方式直接中断叙事，旨在抒情。此际，杂剧短小灵便的文本体制不但带来了创作主体抒情写心的自在与随性，又借助“俗”的审美规定性给定了一个更加便利的宣泄私人情感、挣脱雅俗羁绊的空间。

    ③抒情对叙事的干预不仅伴随了杂剧的文体独立，又“一路相随”，演变为南杂剧主角制下的人皆可唱的表征之一，轮唱、对唱、合唱等的介入形成了“代人立言”的多个声部，不仅没有形成对杂剧文体的结构性影响，反而以复调的形态助力抒情丰富性的生成。传奇戏曲因为篇幅长、规制大，线索纷纭且故事情节复杂，成为明清时期与小说地位相当的叙事文体。初看起来，叙事于其文本结构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似非杂剧体一样可以轻易为抒情所左右，然其代人立言的角色传统，诗词化的剧曲演述，宫调叙事的结构模式等，作为这一文体的先天和元文体特征，仍然不可避免地为抒情提供了大量空间。

    ④在戏曲文体渐为文人青睐而又难入正统雅文化法眼的历史境遇中，其先天秉有的抒情元素为文人准确捕捉并巧妙展开，并逐渐演变为具有本体性意义的文体显在特征。在求“奇”，求“趣”、求“真”的艺术言说中，不顾情节之规定、关目之要求，忽略人物形象塑造的行为、言语描摹，有意使用以抒情介入叙事的行文策略等。清代中期后，抒情之凸起与叙事之孱弱已然演变为戏曲叙事的一种特殊形态，古典戏曲文体日益衰落的现实自然也不可避免。

（摘编自杜桂萍《古典戏曲的“叙事”与“抒情”》）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识：“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但褂子在别的朝代也出现过。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全身穿戴红衣红饰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是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这说明了宝玉的地位在贾府中较高。而地位高至后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宠物猫——占领都市圈与互联网

在进化与人工培育繁殖过程中，家猫的面部特征相比野猫更加圆润，拥有更圆的脸型、更大的眼睛和更小的嘴。这种形似人类婴幼儿的幼态化长相激起了人类原始的保护欲，也让人类在猫面前更容易放松且获得愉悦。因此很久之前，即使家猫不捕鼠甚至丧失了捕鼠功能，人们也心甘情愿养猫。

最早的“猫奴”还要追溯到古埃及时代。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游览埃及时曾记述说：“在埃及，如果谁家的猫寿终正寝了，主人必将剃眉致哀；如果谁家宅子不慎发生火灾，主人通常先抢救家里的猫。”他甚至记录了赫赫有名的“培琉喜阿姆之战”中埃及人失利的原因：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国王冈比斯为了征服埃及，率领大军，骑在骆驼背上穿越90千米的沙漠，来到埃及的前哨站培琉喜阿姆，在那里与埃及军队遭遇，但后者竞因波斯人盾牌上画的圣猫像而不愿进行反击。”

我国唐宋时期，从皇宫贵族到平民百姓，爱猫者也大有人在。诗文书画中，猫嬉闹花间月下的身影常常可见。想得到一只猫不是件容易事，得用盐和茶叶来换，如宋代曾几的《乞猫》：“春来鼠壤有余蔬，乞得猫奴亦已无。青蒻裏盐仍襄茗，烦君为致小於菟。”得到猫以后，也要费心照料，给予其他家畜完全不同的级别待遇，如陆游的《赠猫》：“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今天，世界上家猫的数量是家犬的三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养猫人。究其原因，一是猫的活动领域相比狗要小得多，很多家猫对于常年独处一室悠然自得，甚至可以一辈子不出门。二是猫若即若离的神游性格并不像狗那样需要主人陪伴。猫与主人的关系如同一个低要求的房客，既可以满足主人的情感陪伴，又不用其负担陪伴压力。因此不少人都选择了养猫。

猫的热度甚至延伸到了工作场所：一二线城市的互联网企业喜欢将养猫作为公司福利的一部分，如同下午茶放松员工的神经，加班夜晚的“猫咪精神鼓励员”也是互联网公司的独特企业文化。养多只猫于店中，供客人就餐时观赏逗摸的猫咖啡和猫餐厅也同样火爆。

2014年，互联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接受采访，当被问到网络最出乎他意料的应用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小猫”。

猫比狗的面部肌肉少，能做出的表情也少。“面瘫”的表情也许琢磨不透，但在互联网时代的表情包里，却能随意被加上对话，作为人类对于自身情绪的某种表达。猫曾为其招致杀身之祸的性格，如今却帮助其打了一个翻身仗，一跃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大“赢家”。在英国，每天上传到互联网的自拍照片是140万张，而上传的猫咪照片却有380万张。人们喜爱在网上用猫来社交，因此诞生了许多流量不低于明星的“网红猫”，即使不养猫，年轻人也喜欢交流分享猫咪图片与视频，将这种对猫的喜爱方式称为“云吸猫”。

(摘编自2018年《新华文摘》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