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路遥传》问世，揭秘路遥“不平凡的世界”

    《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姗姗来迟，省作协副主席厚夫说他用了近十年时间来准备和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完成《路遥传》是厚夫的使命。上延川中学时厚夫就听着老师们说“我们路遥”的故事成长。厚夫曾请路遥到学校做讲座，路遥也曾写信推荐他进延大任教。厚夫参与筹建了路遥文学馆，如今他又一次与路遥产生交集，写出这本志在“信史”的《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

    年轻时仰望路遥，但写传记时要理性

    谈到为路遥立传，厚夫说路遥是他的文学偶像，“我是路遥的追随者，我们都是延川人。我们少年梦的形成，人生的展开，均与路遥、曹谷溪、史铁生等人的文学引导分不开。路遥是我们延川县中学的校友，他的人生经验与文学影响着我和我的同学们。我外公是路遥的‘忘年交’，因此他与我这位文学青年的交往是不设防的。他真心实意地帮助我，甚至专门写信推荐我。”延大是路遥的母校，这使得厚夫研究他的文学创作有诸多便利条件。

    为何为路遥立传用时多年？厚夫说自己年轻时更多是仰望路遥。“但是，撰写他的传记却不同，情感上要理性，材料上要准确，不能有一丝含糊。作为传记，它有信史的价值，作为文学，它有艺术的功能。这样，我首先要写成一部有学术价值、能够靠得住的‘信史’。要写出一本‘信史’，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资料的收集与甄别。路遥病逝后，社会上出现大量回忆文章，这虽有助于传记资料的收集，但是，许多撰写者按照自身的立场叙述事件，既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亡者讳’的情况，也存在着记忆不准与夸大事实等情况。这就要对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盲目引用。为了弄清楚某些小问题，我多次查阅各种资料、多次走访回忆者了解情况。”

    路遥人生路上，有五个关键性节点

    在厚夫看来，路遥的人生道路上，有这样五个关键性节点。

    一是1957年秋被过继给延川县的大伯为子。幼年的人生变故，对于路遥敏感心灵的形成，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是在延川接受完整的小学到初中的教育，对于培养路遥的人生志向提供了重要条件。少年时代的路遥不仅衣服破烂，而且还经常吃不饱，经常饿得发晕。但是，他却在去县城的文化馆与书店阅读中不断丰富自己。

    三是路遥在历经一次极速的“青春过山车”后，开始用文学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1966年夏，路遥在初中升中专考试中，考取了当时的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考到中专学校去，就意味着鲤鱼跃龙门。然而“文革”爆发了，一心想要跳出“农门”的他，又一次以“返乡知识青年”的身份背着铺盖回到农村。

    四是路遥在1973年被推荐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继而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当编辑，使他有了文学远征的条件。

    五是在新时期，“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寻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区位。

    路遥身在“城籍”，却是“农裔”，他的根尚在陕北农村。他在“城乡交叉地带”思考当代青年的命运，抒写城乡融合的独特感受。其中篇小说《人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也走的是这条路子。厚夫说他正是通过这些节点，书写路遥的人生状态。

    尊重读者的作者，读者才会尊重他

    应该如何评价路遥在当下的价值？厚夫认为一方面，路遥作品提供了鼓舞读者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尊重读者的作者，读者才会尊重他。读者让‘路遥热’一热再热。另一方面，路遥长期主动沉潜到生活中书写人民大众情感的担当精神，也正是当下的作家们应该学习的。”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才、胆、力、识”分不开。厚夫说如果没有路遥当年决绝般的坚持，《平凡的世界》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不会面世。“路遥是一位拥有‘坚忍不拔之志’的作家，敢于花六年时间创作一部六卷、一百万字，反映中国当代城乡社会巨大历史性变迁的史诗性小说《平凡的世界》。他既能忍受创作过程中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与寂寞，也敢于迎风而立、挑战‘唯洋是举’的文坛风气。”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内容。（摘自《路遥自传》）②由于路遥出身农村，他的写作素材基本来自农村生活，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即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坚信“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作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摘自百度百科）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①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②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③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研究院毕业后，刘节大部分时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工作，与陈寅恪同在北平，经常当面聆听老师教诲。陈寅恪致函刘节称“子植兄”，但刘节对陈寅恪行弟子礼却一点也不含糊。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④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⑤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⑥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⑦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⑧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刘显曾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同样是因为父亲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数学鬼才佩雷尔曼

    即便是在“怪人”云集的数学家群体中，佩雷尔曼也是一个特殊的怪人。他似乎永远都穿同一件衣服，胡子拉碴，不剪指甲——他认为这样才是指甲的自然状态。他的食物只有面包和酸奶。美国的面包对他来说可能并不好吃，好在他找到了一家售卖正宗俄罗斯面包的商店，经常步行一段距离到那里买面包。所以，他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开销，他把所有的津贴都留在银行里（这为他存了一笔钱，保证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能在俄罗斯温饱无忧）。

    佩雷尔曼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在纽约做博士后期间，他的母亲随他来到美国，住在布鲁克林，照顾佩雷尔曼的日常生活。

    1993年，佩雷尔曼解决了数学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灵魂猜想”（Soul Conjecture）。这是一个由齐杰和另一名数学家提出来的猜想。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些人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仅仅只能做出部分的证明。佩雷尔曼则做了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证明——而且，他只用了四页纸！

    2004年5月，佩雷尔曼回到了圣彼得堡，他与少年时代的数学老师鲁克辛一起散步，他告诉老师，他对数学界感到失望。2005年12月，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佩雷尔曼辞去了莫斯科Steklov数学研究院的职务。

    从此，佩雷尔曼“消失”了。他平时只与自己的母亲和老师鲁克辛交谈。“只要我不是惹人注意的，我就有得选择。”佩雷尔曼有一次说道，“或者去做某种丑陋的事情，或者，如果我不做这种事，我就被像宠物一样对待。现在，我成了引人注意的人，我不能再做保持沉默的宠物。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退出的原因。”

    2006年，因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取得重大突破，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这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有人称它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约翰·保尔（John Bal）飞去圣彼得堡，试图说服佩雷尔曼领奖，或者把奖章送到圣彼得堡来。佩雷尔曼拒绝了。

    2000年，克雷数学研究所宣布了七个“千年难题”，并承诺有人解决任何一个难题，就奖励一百万美元。其实在所长詹姆斯·卡尔森看来，此举的噱头意义更大，他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数学的关注，并没有指望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能够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得到解决，也没想到百万美元真的能够发出去。

    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是，几年之后，佩雷尔曼就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同时，佩雷尔曼也为卡尔森出了道难题：佩雷尔曼不答应领奖。

    于是，卡尔森像保尔那样也飞去了圣彼得堡。但是佩雷尔曼没有与他见面。他通过电话与佩雷尔曼交谈，佩雷尔曼告诉卡尔森，他需要考虑一下，如果决定领奖，会第一时间通知克雷研究所的。

    现在看来，佩雷尔曼的回答只是出于礼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领奖。

    英国《每日邮报》今年3月份的报道说，佩雷尔曼紧闭家门，在屋内对外面采访的记者说：“我应有尽有。”

    “佩雷尔曼对公共场面和财富的厌恶令许多人迷惑不解。”瑟斯顿在颁奖仪式上说，“我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也不能代表他发言，但是我想说，我对他内心的强大与清晰感到共鸣和敬仰。他能够了解和坚持真实。我们真实的需求位于内心深处，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我们大多在条件反射式地不断地追逐财富、消费品和虚荣。我们在数学上从佩雷尔曼那里学到了东西。或许我们也应该暂停脚步，从佩雷尔曼对生活的态度上反思自己。”

（选自2016年第21期《读者》，有删改）

倒立的马云，一切皆有可能

苗向东

    在地球人眼里，马云是来自火星的异类，而马云也很配合这个角色。马云有一个绝活：

    单手倒立。他能够一只手撑，倒立数分钟而面不改色。他不仅自己练倒立，还要求全体干部

    员工练倒立。他说：“当你倒立时，世界会变得不一样。”马云有句口头禅：倒立看世界，

    一切皆有可能。

    马云儿时的偶像是小鹿纯子。而纯子最吸引他的就是遇到困难时就倒立，于是马云认为

    这个倒立一定是一个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法宝”。所以马云把倒立练得炉火纯青，甚至

    学会单手倒立的绝技。后来他创立了公司，在面临“非典”的困难时期，公司如何走出困境呢？一次，马云看到一幅画，上面画了许多鱼，但除了一条之外都往一个方向游，只有这条鱼是往相反的方向走，这幅画的题目叫《换个方向，你就是第一》。于是马云悟到：淘宝网换一个方向，也许我就是最先到达终点线的人。于是他想到了通过练倒立，来让大家学会倒立着看世界。

    为此马云自2003年以来做了一个特殊规定：每个进入淘宝网工作的人员，无论胖瘦、高矮，都必须在3个月内学会靠墙倒立。男性需保持倒立姿势30秒才算过关，对女性的要求稍低些，10秒即可，否则只能卷铺盖走人。为什么要练习“倒立”呢？一是可以锻炼身体，不用任何器械，训练很方便；二是通过练习倒立，促使大家对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够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养成“换位思考”、“逆向思维”、“多位思考”的习惯，培养创新精神。自此，“倒立”成为阿里巴巴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此后马云无时无刻在鼓励这种“倒立”视角。2008年8月的一天，马云突然找到秘书，

    神秘兮兮地说：“走，跟我去淘宝！我今天要临时抽查，要所有高管都给我倒立，看看他们

    会不会。”在淘宝专门的倒立室里，每一个高管轮流在马云面前演示倒立。果然，有几个高

    管没能完成。马云甩下一句话：“限期整改，过段时间复查。”几位没有过关的高管人员，

    通过训练很快就掌握了倒立的技巧。

    倒立思维的结果，就是马云始终走的是特立独行之道，不断打破常规，在与竞争对手过

    招时，从不按规则出牌。马云有很多奇特的“倒立观”，他信奉这样的理念：永远不做大多数。“如果一个方案有90%的人都说好的话，我一定要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去。因为这么多人说好的方案必然有很多人在做了，机会肯定不属于我们。”于是马云没有投身热门的门户网站的红海，而是看中了国外市场上运行失败的B2B模式；没有擒贼先擒王，而是专攻中小企业；没有虚张声势打造影响力，而是出其不意得玩起了“西湖论剑”，来的宾客里居然有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在互联网急速膨胀烧钱的年代跟风，而是把高盛公司1999年的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到了2005年。逆向思维可以构成核心竞争力，这是马云倒立后得到的逻辑，所以他总能把自己置于冷静旁观者的角色，游刃有余。伴随．阿里巴巴网站的成功，马云也一直以“反其道而行”的商业思维成为具有反常规精神的企业家代表。

    仅靠倒立显然远远不够，马去还将倒立不断延伸、扩展。学会站在客户的角度来看问题，

    而不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候，客户是你的上司，有时候，客户也是你的员工。

    对于经理人而言，大部分人的思路是先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换一个思路，学会站

    在公司立场上考虑问题，反倒更容易让自己脱颖而出。他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逆反思维、

    反教条、出人意料，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这种思维的商业逻辑体现出了更大的商业价值。

    马云的倒立，用熊彼特的话说就是“创新”，用汤姆·彼得斯的话说就是“颠覆”，用安德里·格鲁夫的话说就是“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重新写一份菜谱”。结果倒立着的马云和倒立着的阿里巴巴人，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神奇地走向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