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妙手仁心

    “相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黄凯钧《友渔斋医话》

    2008年，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成立5O周年，亦是罗征祥教授从事心血管病研究56周年。

    祥和的面容，儒雅的风度，神情中透着成熟与稳重，眉宇间充满平和与慈祥——这就是罗教授给大家的印象。罗教授1952年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地选择了当时在医学领域里最难最复杂的专业——心脏外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禁区：除了专业技术的难度外，还有众多的不解和怀疑。罗教授经过与广大患者的接触后，深信心血管疾病并不是少见病、富人病，他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从摸清心脏基本结构开始，不畏艰难，披荆斩棘，在心脏外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心脏手术要求极高，罗教授从最基本的止血练起。大血管不慎破了，满视野都是涌出的鲜血，触目惊心，罗教授眼睛看着无影灯，一按、一压、一捏，大弯针缝合创面，气定神闲的几下子：好了!瓣膜要一针针依次缝合，重复的动作简单却枯燥，1小时，2小时……有些医生已经站酸了腿，看花了眼；罗征祥依然目不转睛，一双手不紧不慢，对生命精雕细琢。经过多年的探索，禁区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不服输的突破者缓缓打开。

    1974年，为发展中国心血管事业，周总理推荐阿根廷专家到广州、北京、上海选定交流医院及团队。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罗教授现场演示心脏手术准确无误，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叹为观止。考察结束后，阿根廷决定邀请以罗教授为团长的7名心血管病专家赴阿学习考察。在国内，手术间是他人生拼搏的战场，他努力地做好每一台手术；在国外，他的字典里没有节假日，争分夺秒地学习心血管领域的新知识，常常带着面包等简单方便的食品，泡在手术间和病房。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罗教授的座右铭，经年累月的探索与辛劳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1977年，罗教授主持研制了国内首创的广东I、Ⅱ型生物心脏瓣膜和左心室辅助循环器“罗叶泵”，罗叶泵被认为是中国医学的一项重要突破。罗教授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没有一点大牌专家的架子。他的手术做得“漂亮"是远近闻名的，因此，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同行专程前来观摩。每当这时，罗教授总是将自己的技术倾囊相授，有时还一边手术一边讲解操作要领，使观摩的同行受益匪浅。这种毫无保留的大医风范赢得了同行们的广泛赞誉。

    在这些年中，盘桓在罗教授脑海中的一直是一个未能达成的愿望：建立一个集预防、临床诊治、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心血管病研究中心。1984年，罗教授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霍英东先生，在霍英东先生的帮助下，罗教授从零做起，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研究中心规划、建筑专家聘请、施工现场勘察……每一项都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罗教授亲力亲为，同专家们一起克服一个个困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霍英东心脏中心（原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终于建成了。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我国首批仅有的3个心血管病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之一，并连续多次任命至今。

    罗教授在治病医人的同时，不忘进行医学科普宣传，教育广大群众；也不忘培养更多的学生，让医学事业这朵火花不断放大。罗教授对年轻医生的要求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先学好做人，再好好做事；要树立目标，不怕困难，干好自己的临床工作和相应的科研工作。罗教授把培养年轻医生比作链式反应。也正是有了罗教授这些老一辈省医人对年轻医生的辛勤培养，省医的精神才得以在新省医人的身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如今，心研所已经建立了一支立体的人才队伍，科研与临床互相支持，前沿和基础相互渗透，有力地推动着心研所的可持续发展。

    罗教授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是成功的，他所创立的心血管病研究所，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心血管病研究与治疗中心。作为学科带头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断探索，从不停止。现在已经81岁高龄的罗老，依然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继续为繁荣我国的心脏外科事业奉献着心血!

（摘编自中国人物传记网作者：雷黎明）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一个在书斋和讲堂度过一生的哲学家，为什么在晚年还如此欣慰地忆起听到抗战胜利消息的那一天？因为这其中包含着诸多亲历的苦难和辛酸，包含着对抗战胜利的殷切期盼，包含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情感和坚定信念。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岱年始终把对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相关链接】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单田芳：品评天下的曲艺泰斗

晨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语句曾经红遍中国，“单田芳评书”亦曾是彪炳数十年的文化符号。他的新老评书作品总共100余部，覆盖面达到全国530多家电台，收听人数将近7亿。作为中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曲艺大家，单田芳以其独特的言语品评天下、指点江山，也精彩演绎着自己80年的智慧人生、60载的艺术人生。

    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他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评书中丰富的社会、历史、地理和生活知识及书曲协作、表演技巧都使他获益匪浅，十三四岁时他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1954年，刚进入大学不久的他就辍学拜师学评书，取艺名为“田芳”。

    家庭的熏陶，加上天资聪颖，年仅22岁的单田芳在鞍山市曲艺团迅速走红，当时他说书的茶馆常被书迷们挤得水泄不通。书到用时方恨少，深感自己史学、文学知识不足的单田芳，1957年报考了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习深造了3年。多年以后，他谈起这个决定时仍感叹：“正是当时的学习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当风华正茂的单田芳逐渐走向艺术成熟时，十年浩劫开始了。耿直的他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在一次批斗中，他的满嘴牙齿被打掉了，后来又连急带气，嗓子发炎变肿，原本清亮浑厚的嗓音也毁了，这对一个评书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啊！后来单田芳全家又被遣送到农村接受改造，一待就是好几年。铲地、送粪、割草、积肥……干着沉重的农活，单田芳还在心里默默地背着书。他背《三国》，背《水浒》，背《聊斋》，背学过的诗词歌赋。古书背完了背新书，新书背完了就背学过的课文，实在没得背了，就从头再背。他还在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再说自己热爱的评书。

    1978年11月，单田芳终于得以平反。他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又举起了心爱的惊堂木，说起了评书。已过不惑之年的单田芳由衷地感叹：“再没有比失去自由和政治地位更痛苦的了，也没有比彻底解放获得幸福更痛快的了。”格外珍惜重上舞台机会的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从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里，单田芳仅同鞍山电台合作就录制了评书43部，共3500多段。《隋唐演义》《明英烈》《三国演义》等传统评书和《百年风云》《平原枪声》等现代新书，在全国各地的100多家电台、电视台播出。一时间，单田芳的评书“说”遍全国，每到中午、晚上，大街小巷、胡同院落，成千上万的人守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听他讲评书。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刚出访美国，在华盛顿一家华人商店里竟然也听到了单田芳说的《封神演义》，令他又惊又喜。

    评书这门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其故事梗概（行话称为“书梁子”）一直是口传心记，师父传给徒弟，徒弟记在心里再传给自己的徒弟，许多“书梁子”在这个过程中就散失了。为了抢救宝贵的民间文学，有心的单田芳很早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知道的评书全部写成书，以传后人。白天，他奔波于电台、电视台，忙于说书、录书。晚上，他又伏案疾书。十几年里，他已创作整理出47部共2000多万字的评书小说，并相继出版。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令人惊讶。

    在各个电台、电视台的评书节目中，几乎清一色是传统段子，描写现实生活的则是凤毛麟角。单田芳则在创作整理传统评书的同时，也大胆涉及近现代历史，如他创作的《百年风云》《乱世枭雄张作霖》《千古功臣张学良》等书，都颇受好评。在他看来，评书作为传统艺术，要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只要不断创新，不墨守成规，努力贴近现实，评书就会大有希望。

    当被问及有关评书艺术传承的问题时，单田芳表示：“评书不会失传，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评书来自于民间，老百姓自然会喜欢，只要有人在从事这一行，它就不会消失。”

（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单田芳，原名单传忠，评书表演艺术家。1934年生于曲艺世家。二十岁刚出头，加入鞍山市曲艺团。“文革”期间下放农村，1979年重返评书舞台，开始录制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风靡全国。单田芳独特的嗓音陪伴了从“30后”到“90后”的几代中国人。

国学大师饶宗颐

    国学大师饶宗颐，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晚清名臣沈葆桢

    沈葆桢的故居在福州城区宫巷11号。这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当年的沈宅布局严谨，装饰富丽。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曾对这条巷子有这样一番描写：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

    沈葆桢有三个身份：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大清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这三个响当当的身份，也勾勒出他非凡的一生。

    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既是近邻又是近亲。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不高，少时多病。他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聪慧好学，林则徐早早看好了这个外甥，将自己最疼爱的二女儿林普晴嫁给他。姨表亲通婚，在当时是亲上加亲的大喜事。沈葆桢与妻子感情非常好，两人还曾相伴赴京赶考。

    沈家并不怎么有钱，因为沈葆桢是个著名的清官。他先是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又外放九江知府，仕途更迭，唯一不变的是贫穷的生活。当时，将要到省城赴任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曾向人“挪川费百金”作为盘缠。到了省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为此他还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1855年，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举债购买了这个宅院。沈葆桢装修好房子，安顿好父母妻儿，自己就安心到江西任职去了。第二年，江西闹起了太平天国运动，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扬名官场。此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沈葆桢的主要工作。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过世，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沈葆桢回到这里过了几天清静日子。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要嘱咐子女读书，并告诉他们，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可惜那时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无法让人有一丝的安宁。1866年，沈葆桢接到熟人左宗棠的邀请，出任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

    左宗棠请沈葆桢出山并非一帆风顺，也曾三顾茅庐，二人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里畅谈了很久，左宗棠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而沈葆桢是他心中的不二人选。左宗棠第一次来到沈宅，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沈葆桢婉言拒绝。左宗棠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商人胡雪岩相助，所有人马，归其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本无心官场的沈葆桢，还是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宫巷11号这个普通的民宅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就是这些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沈葆桢还创办了“近代中国船舶工业与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甲午海战中牺牲的刘步蟾和林永升、清海军总长刘冠雄、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在南京与世长辞。他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节选自《文史参考》）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