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提笔忘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很多字我们能认，却搞不清楚如何来写。 

    ②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刚刚普及的时候，社会存在一种焦虑：英文26个字母很轻易就解决了输入问题，汉语怎么办?当时很多人包括语言学家都很悲观。但现在汉字输入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汉字危机”也就不存在了。现在汉字的问题主要在使用层面，如“提笔忘字”，这样问题的确对汉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总体上危机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汉字作为一种文字的前途状况现在看来是一片光明。

    ③现代以来，汉字经历了两次书写工具的巨大变革。一次是硬笔取代了软笔。这次变革在整个20世纪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书写的理解，也使书法艺术变为毛笔存在的理由。一次是电脑普及带来的汉字输入方式的变革。这使笔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被淡化。两次变革都带来了汉字书写方式的改变，使书写更加方便的同时，也使书法由一种普及性的文化变为一种独特的“小众”艺术，写字的传统境界受到了冲击。我们应该在承认和尊重变化的同时，也珍惜和传承书写文化这弥足珍贵的遗产。

    ④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甲骨文到现在的文字经历了很长的演变，里面包含着很多文化的意蕴，需要我们终身学习。手写汉字是接触中国文化核心的重要方式，也是最直接面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一种有效方式。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是中国人用于表达思维的文字符号，是丰富多彩且博大精深的。汉字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每个字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很长的演化传承，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符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有汉字的贡献和影响，即所谓的“书同文”。

    ⑤另外，汉字的书写本身是一门艺术，方块字造就了一种文化上的美感，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不光是一个文化的符号，本身还具有独特的、独立的价值。书法和绘画等同样是重要的中国艺术形式。这是其他文字，比如拼音文字很难达到的。汉字之美，首先是形之美，一点一划，精妙组合。其次是意之美，汉字是表意文字，造字有六法，许多字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复杂的演变历史，其中的意蕴很美。再次是声韵美，汉字组合成诗文，声韵组合很美。

    ⑥书写对我们来说就好像练跑步一样，要是老不跑步就会四肢懒惰。汉字的使用也是这个问题，会敲字，但是不会写字，这对将来的发展阻碍很大，包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运用文字能力的提升都会形成障碍。

（取材于张颐武《汉字文化的意义》）

    现在是个已经是一种小众艺术了，一本诗集、诗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当然，这并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但是，诗，的确阔过。从西周时代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是贵族君子必修课之一。诗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还能成为个人的精神支柱，“兴、观、群、怨”就是指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力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诗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学诗、用诗是一体的。

    那时学诗要学到什么地步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孔子特别解释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了诗，对内要能够处理国家政事；对外要能够熟于辞令，这样读诗才有用。春秋时代在外界场合还保持着贵族的肃肃雍雍的礼仪风度，直接利益要求，往往不会赤裸裸直说，而是经常用诗曲折表达。这在《左传》、《国语》里常有记载。人们用诗体现了自身的教养与风度。

    我们考察先秦文献，可以看到贵族君子，甚至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国人在对话中也常常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我们感到那时的人行事有规范，出言有文采。如《孟子》里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齐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杀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后，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人”两句引得多好，用此赞扬孟子对自己的理解，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经过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释，连颟顸的齐宣王都觉得深得我心。宋国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来也是长期受到诗歌教育的民众。宋郑交战，宋国败绩，主帅华元被俘，后来逃了回来，宋国筑城加强防备，华元到工地巡视。筑城的国人编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支使他的副驾回答国人：“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筑城人再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没词儿了，对他的手下说：他们人多嘴多，我们干不过他们，快走吧！ 华元尽管仗打败了，人还是很可爱的；宋国国人更可爱，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挖苦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正是诗“兴观群怨”职能的表现。

    成为“六艺之首”“王化之基”的“诗三百”经过汉代经师阐释，特别有了《诗大序》、《小序》的《毛诗》，其政治作用更加强化了。“诗三百”基本是四言诗，其体例是风雅颂三体，这成为历代制礼作乐之时乐舞歌词的基本模式，从汉至清没有什么改变，读者有兴趣翻翻正史中的“乐志”，皇皇大典中歌诗基本上是模仿“雅”“颂”的。

（选自王学泰《诗，曾经是一种精神的价值》，有删改）

    复旦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的校庆日当天发布了新版形象宣传片《To My Light》后，被眼尖的网友指出抄袭了日本东京大学2014年的宣传片《Explorer》（探索者)，被截取的类似视频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复旦的不地道。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的名牌高校，在建校11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其学校宣传片竟然抄袭日本宣传片的创意，这让中国人情何以堪？难道连复旦大学这样的名校也只会靠抄袭别人来凸显自己吗？对此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中国人只是擅长抄袭吗？我们的诚信在哪里？

    说到诚信，最近关于中国在美留学生的两则新闻，更让我们难堪，也更让我们反思：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没有教会我们诚信？一则新闻是美国检方5月28日对15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等考试中采用欺诈手段，收买枪手替考。如果被控罪名成立，这些中国学生可能面临几十年监禁和几十万美元的罚金。

另一则新闻是BBC中文网5月28日的报道，文中称2014年有大约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学校开除，其中不乏在常春藤名校就读的学生。而被开除的原因，该报告称学术不诚实的比例占到22.98%。由这两则新闻再看看复旦大学涉嫌抄袭的宣传片，我们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些因果关系？中国学生不诚实，中国的教育机构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学生敢在美国造假？原因很简单，因为造假对中国学生来说真的很平常。想想我们自己在中国受教育的经历，我们会发现很多造假的事情：为应付上级的检查，学校会要求学生造假；为了学校之间的考试比赛，老师会安排学生相互抄袭；在学生之间内部相互抄袭、找替考更是经常发生的事。要么是学校让学生造假，要么是学生自己造假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教育环境中，中国学生很自然的将“造假”当成了家常便饭。

    教书育人的教育机构竟然教唆、支持学生造假，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中国学生将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带到美国，所以上面两则新闻的悲剧也就发生了。其实不止学生，中国整个社会都在面临诚信缺失的问题，因此造成的社会矛盾数不胜数；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让中国人的生活烦躁不安。

    诚信问题应该到了重视、解决的时候了。我们看到，中国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明礼、诚信”的价值宣导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这当然是好事；但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要从学校坚守诚信开始，只有学校真的变成了“明礼、诚信”的典范，学生们才能在学校的耳濡目染中养成诚信的习惯，形成诚信的品格，并将这种品格带到全社会。

    由此，我们再看复旦大学宣传片抄袭事件，不得不说这对宣导诚信的中国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对广大的中国学子来说这也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示范。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希望复旦大学以此次事件为警醒，沉痛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以后的作为中，坚守教书育人的职责，树立起“诚信”育人的典范，将诚信的价值观传导给一代代的学子，也为全社会带来“诚信”的正能量。

选自《中国教育为什么没教会我们诚信？》

    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寂寞的无声的历史，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文化的凝结，而文化精华又与广大人民哺育了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杰出人物。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就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的儿子。他们既是文化和人民的产儿，又是具有文化传承和民族激励力量的样板。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需要批判，人民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落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赞美三寸金莲，不能赞美纳妾和一切与近代文明相悖的东西。但也应该相信没有水恒不变的中国人，没有永恒不变的民族性。在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某些缺点会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阿Q是旧式农民形象，而不是中国农民永恒的形象。没有天性丑陋的中国人。任何对国民性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抨击，最终若不指向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文化层面，则是难中腠里的。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世代延续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是不能单独发生作用的。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孔子只是孔庙中的圣人，当时的经典只能是藏书楼里的典籍。当年黑格尔十分轻视孔子的思想，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而当今世界对孔子则是一片赞扬，与黑格尔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变化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能画等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不能画等号。我们应该深入经典，走出经典，面对现代，放眼世界；要由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来决定继承什么遗产和拒绝什么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不应以当代作为传统的注脚。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该着重它的基本精神，通过过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之当代化、科学化，而且要在实践中贯彻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才能培育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人，孕育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的杰出人物——社会主义时代“双百”式的英雄人物。

（摘编自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

    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她最早指出词是有别于一般诗歌的一个流派,有它的历史意义。

    词在中唐以后流行,它为晚唐五代以来诗人在五七言诗体之外提供了一种新的诗形式,而且体裁比五七言诗更丰富多彩。根据万树《词律》所列,就有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多体,实际还不止此数。然而词在中晚唐开始流行时,五七言诗已发展到极盛的阶段,举凡封建社会各方面的题材,如田园、山水、边塞、闺情,以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有大量名篇流传,在诗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使后起的词人不容易在各方面跟它争奇竞胜。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讲究句调平仄的格律诗,词的调于更多,可以适应不同的内容自由选用。这比之只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几种格调的近体诗,有它的优越性,但就每个词调看,它的句调平仄比近体诗有更严格的限制。如比之篇幅长短不拘、声律限制更少的五七言古体诗,形式上的束缚就更多。词在从中晚唐到南宋的流传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不少优秀的词家,却始终没有取代五七言诗的传统地位,成为诗人们普遍掌握的形式,像五七言诗的逐步取代四言和骚体诗的地位那样,向来认为词创作成就最高的宋代,除了柳永、晏几道、李清照、辛弃疾等少数词家外,像欧阳修、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大多数诗词兼擅的作家,仍是以主要力量写五七言诗的,这除了受魏晋以来五七言诗的传统影响之外,还由于词调本身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中唐以后,出现一些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市民阶层壮大,乐繁兴,需要有一种新的诗体,配合当时在城市流行的乐曲,比较细致曲折地表现城市人民的生活,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从中唐以后,农村流行的歌谣大多数仍不出五七言,而城市里新兴的长短句歌曲越来越多。在宋元以来的说唱文学和戏曲里,长短句的词曲更居于压倒优势,使五七言诗体仅仅在定场白或下场诗里偶然出现,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从现传唐代民间流行的敦煌曲子词及最初文人拟作的词调看,题材本来相当广泛,然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文人写的词调却逐渐集中在妇女情态的描写上。因为初期流传的很多词调来自民间,最初出现的文人词也多数是直接模拟民间歌曲的,到了中唐以后,妓乐繁兴,许多新出词调往往是在歌妓的传唱过程中为文人所掌握。这些歌妓是封建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她们既比较熟悉各种妇女的生活,自身又各有其惨痛的经历。这样,她们在唱词时既容易流露自身的不平,往往也倾泻出一般妇女的痛苦。如敦煌曲子词里的两首《望江南》:“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后来有些文人嫌这些歌妓们唱的词过于俚俗,自己动手来写。为了适应歌妓的声口和情态,他们的歌词虽然比较华美,内容仍不出痴男怨女离别相思的调调,只是作品所表现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己不及早期歌妓们传唱的词调强烈,生活气息也没有那样浓厚。正是在这种创作情况之下,形成了词的传统风格:“以清切婉丽之词,写房帏儿女之事。”从北宋以来,词这种传统风格虽不断为少数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关心国计民生的词家所突破却仍然影响着后来绝大多数的词家,直到清代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前人以婉约派为词的正宗,婉约派总的看来成就不及豪放派,却更多地表现了词的特点,表现了这“别是一家”的词有别于五七言诗的风格上的特点,这特点是从晚唐到宋初,在词的长期创作过程中形成的。

(摘编自王季思《词的欣赏》)

    目前，我国的城市文化竞争力日趋增强。然而，通过对其发展趋势的研判，特别是基于城市文化竞争力核心要素及其指数表现的分析，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基础设施不健全和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完善。这是长期困扰我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一大难题。伴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突飞猛进，大量新兴文化业态不断涌现，大多数城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机制却还停留在传统的单向供给模式。既不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无法有效承载新兴业态的发展需求。以文化竞争力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北京为例，其文化设施要素得分仍旧偏低，恰好说明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与庞大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相比仍显不足。

    没有资源，就没有发展，只有合理开发利用城市既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生生不息。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普遍存在观念雷同、模式粗放、效率低下等问题。首先，越来越多的城市注重“文化兴城”，大打“文化牌”，但也出现“千城一面”和将文化泛化的现象。“建筑文化”“名人文化”“服饰文化”“山水文化”等口号式、标语化的城市文化定位比比皆是。其次，文化发展战略相互模仿和跟风抄袭的情况也非常突出。第三，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存在“重建设轻人文”的弊病，盲目上马重大项目，过分依赖硬件升级，而忽视城市精神遗产的传承和整体文化氛围的营造。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对待文化资源的开发局限于浅层次的旅游开发，缺乏对城市历史文化和现代精神的提炼，缺乏内容创意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具有鲜明个性和比较优势的城市文化品牌。

    近几年，我国城市居民文化消费规模逐年扩大，文化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无论市对比国际通行规律还是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总量仍然存在较大缺口。以北京为例，城市文化竞争力排名全国首位，但是文化消费要素得分仍然偏低，这说明普通市民文化消费的潜力还需要地一步挖掘。

    城市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创意、技巧与才华。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比拼归根到底是文化人才素质的较量。然而目前，我国城市文化相关行业发展需求与人才储备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和明显错位，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跟不上城市文化日新月异的脚步。在偏远、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总量少、质量相对较差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主要瓶颈。东、中部城市在人才数量与质量上具有优势，但是依旧缺乏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特别是既懂得专业知识又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摘编自范周、萧盈盈《城市文化消费的巨大缺口，从哪里填补？》）